一名叫做「XX 1984」「（前兩字已隱去）的書友在昨日的微信文章下留言說：
現在說話的只有兩種，真傻的和不傻的，前者人數眾多，後者如同暗夜微星。裝傻的居中，從來不開口評論：活著不好嗎？歷史一直就是這樣！」
「真傻的和不傻的」這個有些武斷的劃分暫且不論，但「暗夜微星」這個比喻微信君甚是喜歡。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書的主角們似乎就是這些「暗夜微星」，因為他們是來自集體內的異見聲音，他們發聲說「不」並且為此付出沉痛代價。更可貴的是，他們都是力量微薄的普通人，相當保守的小官員、有些懶散的小市民、未曾想過違抗政府的普通士兵、有孩子需要照顧的單身母親.
正是這些普通人的反抗故事證明了：平凡靈魂亦有抵抗「平庸之惡」的巨大力量。如作者所言：
這樣的故事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僅僅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嚴重缺乏關于堅守道德的英勇之舉的強有力的實例，還因為現代人對罪惡的定義幾乎總是漏考慮一點，那就是：決定究竟是服從還是抵抗不過是——一種選擇。
在今天的推送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該書的後記，這篇後記同樣是從一個抗命故事開始的，一名叫做萬德維爾德的美國軍人，為一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的阿富汗囚犯發聲，證明其認罪聲明是刑訊逼供的結果，因此犧牲了職業生涯，變成了一個「抹黑國家的叛徒」。
借著這個故事，作者叩問了很多我們應當去追問的問題，發聲的代價，說「不」的力量，良心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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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文/[美]埃亞勒·普雷斯
譯/劉靜雯
選自《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本文為節選，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怎麼會有人甘願經歷這樣的折磨？到底值得嗎？在我探尋答案的旅程中，當我傾聽曾拒絕放棄堅守原則的人講述他們經受過的痛苦的時候，經常發現自己對此抱有質疑，特別是他們的行為並沒有帶來多大不同的時候。戴勞·萬德維爾德顯然有過相似的質疑。他被現役部隊開除大概三年後，關塔那摩的關押中心仍在那裡照常運轉，而他的生活卻被顛覆了。最近，他受邀到哈佛大學法學院的一個活動上做演講，這個活動的名稱是「刀鋒：堅持原則/以職業犯險」（The Razor’s Edge: Standing on Principle/Risking Your Career），一個寫了一本關於反抗者的書的政治學家在活動上發表了看法，萬德維爾德感到非常有共鳴。他告訴我：「那位政治學家說，認為提出反抗的個人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看法是錯誤的。你沒法帶來改變。你只是給自己帶來痛苦。」
這是根據經驗總結的真話，我想知道法學院的學生們會通過這個活動學到什麼。這個活動告訴他們不要讓自己的職業生涯偏離軌道，以及為什麼應該小心地避免漂向「刀鋒」附近。記者們喜歡想像他們通過講述有勇氣堅守道德的人的故事能夠激勵人心，希望具有原則的反抗者令人振奮的故事能夠促使反抗精神傳播開來。但如果那些故事以真面目告訴世人，會不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即願意以職業生涯犯險並堅守原則的人群沒有增多，反而變少了？
戴勞·萬德維爾德似乎會同意這一點。然而，當我問他有沒有後悔過自己所做的事時，他搖了搖頭。他說：「如果我否認這件事帶來的某些後果曾令我後悔的話，那就太假了。但對於最初的決定呢？不，我不後悔。」原來，原因之一是萬德維爾德實際上不是「獨自反抗者」。連他在內，關塔那摩有七個官員都因為相似的道德疑慮而被開除、投訴或主動辭職。最早一例是一位名叫史蒂芬·亞伯拉罕的美軍預備役官員最終提出了宣誓書。他負責的案件是「布邁丁訴布希案」，這個案子上訴到了最高法院，最終關塔那摩的犯人獲得了人身保護權。萬德維爾德告訴我他被開除後，有一些事情變得好多了，他認為這不僅歸功於說出心聲的官員們共同的影響，也歸功於外部聲援他們的組織施加的壓力。他說：「如今的相關部門已經比它們剛開始時要公平很多了。他們對強迫證詞的使用加以限制，賦予被告人更多的權利，對一些罪行進行了重新定義。我不會蠢到說這都歸功於我，不僅我的反抗起了一些作用，那些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憲法權利中心都起到了作用。」
之所以說他們起到了作用，是因為儘管這些組織的成員的目標相對比較局限，但是他們的良心之舉卻有疊加增強的效應。誰會知道以色列第一個拒絕到佔領地區執行任務的士兵是否僅僅是不想讓雙手沾染血汙而已，但事實是，自他提出拒絕後的幾十年裡，又有幾百名應徵入伍的士兵做了同樣的事。顯然，1938年保羅·格魯寧格違反法律的時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敦促瑞士重新審視它的過去並且進行某種集體靈魂探索，但正是他堅持原則、拒絕服從的這一舉動觸發了後面的事情。梭羅堅稱他「並沒有決心致力於根除一切罪行，即便是最大的罪行」。但是，他寫的那篇關於為什麼他不願意交稅的文章最終激勵了很多秉著良心的異見者們堅持了正義，其中就包括小馬丁·路德·金，他在學生時期讀到了這篇文章，深受梭羅的影響。（路德·金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我堅信，不與惡人合作的道德義務和與好人合作的道德義務同等重要。傳達這一觀念的人裡面沒人比亨利·戴維·梭羅更有激情和說服力。他的文章和個人智慧讓我們得以傳承富有創造性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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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正如法庭有時判定的，良心「不過是一種個人道德準則」，個人無視其他聲音來遵從它，那麼為什麼會發生上述的這種連鎖反應呢？部分原因正如哲學家麥可·沃爾澤所說，這種說法並不絕對正確。良心這個詞指的是「對於善惡的普世理解」，這套準則並非脫胎於與世隔絕的狀態，而是脫胎於與他人的互動和在組織、部門、政黨、工會、職業機構、部隊中的參與。沃爾澤寫道：「個人的決定和這些決定所基於的道德準則之間是存在區別的。決定可能最終是我們獨自做出的，但是道德準則當然是我們共享的。」
在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不認同大部分其他公民認同的道德準則的反叛者和破壞者——不論權威人物希望他們相信什麼，他們都嗤之以鼻，並以此為樂。本書所討論的反抗者不是這一類人。他們的問題不是輕易地不理會他們所身處的社會或組織的價值和理想，而是認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不可動搖。對保羅·格魯寧格而言，不可動搖的理想是他認為所有瑞士公民應該和他一樣珍惜歡迎陌生人的傳統。對亞歷山大·耶夫蒂奇而言，這種理想是從他母親那裡繼承下來的且在「手足情深，團結統一」裡呼籲的寬容精神。對於阿夫納·維施尼策而言，它是相信以色列軍隊真的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軍隊」。對於萊拉而言，它是她認為她的每一位同行都應該履行進行盡職調查的義務。一個更加世故的犬儒主義者可能會斷言他們相信這些事情簡直太天真了。但是，如果他們更加世故一些的話，就不會那麼堅守他們認為具有指引作用的原則了，也不會在看到那些原則被人妥協或無視以後感到那麼失望了。
戴勞·萬德維爾德告訴我：「我從一個真心相信這些理想的人，變為了一個感到真的受到欺騙的人。」與我遇到的其他拒絕從眾者一樣，正是因為他親眼目睹自己深信的理想遭到玷汙，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他想要施展道德想像力的願望成了他工作的阻礙，才促使他做了他做的事。亞當·斯密認為，這種能力是人類普遍具有的，他的觀點沒錯：對我們因為保持沉默或者服從權力而可能傷害到的人感到同情，並不需要特別的天資或聖潔的美德。
然而，不理會道德想像的傾向同樣普遍——人們往往會使自己遠離自身行為造成的後果，依靠某種意識形態來將其正當化，把我們造成的傷害的責任推卸給處於指揮鏈上級或下級的人。在一個不講人情的巨大力量統治的世界裡，因果之間的聯繫越來越不緊密，當個人陷入需要妥協的情況，幾乎都會這樣推卸責任，不僅僅是因為困境非常極端，也許更是因為他們只是凡人。指責那些當有悖良知的事情發生在眼前卻沒能鼓起勇氣的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士兵或「二戰」中服從命令的人很容易。然而難得多的是，承認甚至意識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多麼習慣於通過把有悖良心的非正義事件歸咎於體制、境遇或者上級來避免做出讓我們不舒服的選擇，或者我們多麼不習慣於問一問，我們的被動和默許可能在縱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們的名義進行上扮演著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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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假裝虔誠地給在盧安達等地「對抗罪惡」的人頒發獎章，或者像《時代周刊》那樣表彰揭發美國存在的假帳現象的告發者來判斷，我們生活的世界把克服被動視為光榮的事。然而在現實中，我們都知道這麼做風險大，而且很危險，因為人們在義務和良心的界線該如何劃定的問題上很難達成統一。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早在幾個世紀以前就明令禁止的虐待違背良心嗎？那些在布希執政期間誹謗一些質疑警方刑訊逼供的異見者的人認為沒有。耍小聰明騙取老百姓積蓄的人喪失了良心嗎？華爾街上就是這麼做的，而且從中獲利的交易者們認為沒有。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那段時間裡，他們從來沒有停下來道過歉。（金融危機爆發後，政客們也沒有要求他們道歉，反而開始削弱或者逃避對金融行業的監管。）那偷別人的土地有悖良知嗎？西岸地區把搶奪土地視為落實上帝計劃的猶太人認為沒有。即便是確實認為這些事有悖良知的人看到士兵、公職人員或者他們的同事在這些事情上抱著不肯妥協的立場也會感到緊張。如果我們也認為一些明目張胆的惡行正在發生，那是不是應該抱以相似的立場？我們真的想要被人提醒我們已經做了什麼妥協了嗎？
不可避免的是，展現道德的勇氣會導致不一致，並讓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也許從來沒有想到過會說不的、信得最深的人會感到最難受。蘇珊·桑塔格寫道：「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因為對忠誠的看法不同而打破層級、招惹反對和責難、冒犯大多數人是很難的。」她說得沒錯，沒人覺得這樣做容易。但是一生都在努力讓自己接受絕大多數人價值觀的服從者會比有想法一致的同伴陪伴在身邊、習慣了站在社會邊緣的異見者感到更難。戴勞·萬德維爾德告訴我，他最怕的不是失去工作，而是背叛那些曾經為了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同他並肩作戰甚至戰死的同伴。也正是這些價值觀和信念促使他在關塔那摩案件中「保持異見」。「我內心鬥爭最大的一個力量源泉是，是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正失信於我的戰友們—特別是那些犧牲的戰友。」他說，「我讓他們失望了嗎？從最壞的意義來說，我是不是站到了敵人的那一邊？」
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沒必要的。讓萬德維爾德大感欣慰的是，他的部隊裡沒有一個士兵質疑他的忠心。他告訴我許多人寫信給他說：「戴勞，我們不了解這件事，但是我們了解你—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給我打電話。」他說：「他們了解我，我們的戰友情永遠不會散。」就算他們的情誼受損，我感到萬德維爾德仍不會後悔他所做的事，因為他成功地避免了背叛一個他知道自己無法逃避其判斷的人：他自己。報導他故事的報紙跟我一樣，不可避免地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他所遭受的來自軍方的報復。然而，它們沒有提及他所收穫的無法量化的東西，這些收穫讓他在談論自己的經歷時，聲音裡時常流露出感激之情，也讓他以前的一些同事感到羨慕。他告訴我：「我去關塔那摩的時候是身負使命的。我達成的使命也許是自我救贖。」
相關連結：
最黑暗的時刻，常常是黎明即將到來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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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美]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 著
劉靜雯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 978-7-5086-7260-1
定價: 45.00元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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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認可的觀念與看似堅實的制度面前，「說不」是一件極需理智的頭腦和道德勇氣的事情。在本書中，記者埃亞勒·普雷斯以多年的觀察、採訪入手，以神經科學、組織行為學和道德心理學的前沿實驗成果為輔助，講述並分析了四個普通人如何為「正義」發聲的故事。
從「二戰」前庇護猶太難民的瑞士移民局警官，到巴爾幹種族屠殺中拯救異族難民的塞爾維亞人；從違抗軍令為巴勒斯坦受難者提供援助的以色列士兵，到華爾街揭露客戶存款黑幕的分析員——在一個個看似簡單的舉動背後，他們打破偏見，捍衛良知，凸顯出平凡靈魂中亦有抵抗「平庸之惡」的巨大力量。
編輯 | 蟹小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