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詩歌報》攜手《深圳青年報》，大面積地推出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如同瘋狂燃燒的星體，在風煙滾滾的中國大陸爆炸開來，它不是白色光的星體，而是聲音很大、當量很大的煙花彈，爆炸出了千種色彩萬般形態。這時，我正在蘇州一個學校讀工科，校園裡那可以想像的沙沙書頁聲，怎麼也淹沒不了我由此而激起的情感和意志的洶湧，事實上，這是絕對的獨自的激動。這激動，與我的天性、人格及人生經歷有關，與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家庭的那種悲憫性、革命性氣氛有關，與我陷於正統文藝、西方現代派文藝以及朦朧詩的矛盾意識交纏的困境有關。這激動的動因，便是我在矛盾中對於瑣碎的日子，對於個人價值，對於社會生活運行的泛泛思考。
1986年10月21日，《詩歌報》推出「現代詩群體大展」第一輯1986年10月21日，《深圳青年報》推出「現代詩群體大展」第二輯八十年代的《詩歌報》，最具有中國前衛文化的探索與革命精神，它影響到了我那點自覺的反撥意志。但我所想的很狹小，甚至在1986年的「現代詩大展」年頭還沒有「革命姿態」。雖然從1985年冬我便想組織一支詩人隊伍，進行一場詩歌藝術鬥爭，開展「地下遊擊戰。」
繼「86詩展」之後，1990年1、2合期《詩歌報》（此時改為月刊）總結性地推出了「中國詩壇：1989實驗詩集團顯示」，掀起了「八十年代中國詩壇的最後一季風暴」。「火帆詩歌沙龍」「遲到」地躋身其中。《詩歌報》發表了我無綱領的「火帆藝術聲明」以及「火帆」的個別作品。八十年代最後一季，這個無意的暗示很好，「火帆」恰是在1989年末的冬天結束了它自生自滅的物質過程。
1990年，《詩歌報》改為《詩歌報月刊》，上半年採取方24開的版式，下半年改為16開。《詩歌報月刊》1990年第1、2期合刊是「中國詩壇1989實驗詩集團顯示」專號， 推出59個實驗詩群體。其中包括沙克創建的「火帆詩歌沙龍」。北京的張雷在1990年的4、5、6期《詩歌報》上撰文批評了這場暴雨，非常平淡地道出了中國詩歌群體瓦解、雨過天晴的動態——「至少有1/3的詩歌群體提出非流派性、非宗旨或主張性以及他們各自為戰等等說法。這也構成了本次詩歌大檢閱的一個突出特點。在蘇州創辦的火帆詩歌沙龍就說自己不過是『一種符號，不是什麼流派。無嚴密組織性地共同火帆名字的每一個詩人，依照自以為是的一套藝術綱領從事個人的語言勞動。而且互不幹涉，自生自滅。（火帆聲明）』……像這樣沒有統一號令的情況明顯與』86大展不同。藝術創作尤其是詩歌寫作是完全的個人色彩的工作，很難對這些詩人的感悟力、智力、表現力及創造力進行規範要求……」可以講，八十年代一些詩群精神的自由、散點分布，包含在九十年代更顯明的詩歌精神分流的現實之中。
無論怎麼說都是最強大的中國現代詩歌集團《詩歌報》，也已歷經了反覆停刊和復刊的艱難過程，在風雨飄搖中立定為中國現代詩歌精神的象徵，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的象徵，現代詩歌衝鋒陷陣無所畏懼頑強搏鬥的生命力的象徵。我還自作主張地認為，它象徵的無向度已使它超出文藝範疇，印證和預示著現代社會意識和生活方式的潛在運行。難道不是嗎，七十年代後期產生的朦朧詩，它的主觀性、暗示性、神秘性和適度的反抗精神，已成為九十年代注重個人精神要求和生活內容的現實。那麼，以《詩歌報》為中心的八十年中期產生的現代主義詩潮，它以詩歌革命為首要的反撥性、平民生活性、荒誕性、頹廢感、技術化製作、藝術與現實的兩難狀態表現等等，更已成為十年後的當今社會注重「小人物」生活與情感的困惑現實。
毫無疑問地，九十年代的《詩歌報》參與著當代人類社會最大的事件，東西方文明的互動事件。局部地區的軍事強力的糾紛，在和平的東西方文明互為存在的運動中顯得次要。就像中國當代詩歌一樣，總體的和平與安靜將忽視個別的喧鬧和紛爭，《詩歌報》在進入九十年代的創作導向的推行，與此構成因果。我所理解的《詩歌報》，從中國當代詩歌的「重大事件」性質，轉化為象徵性質，又蛻變成詩歌價值、詩歌自然運行的本身性質，其意義便分布在了我們每一個詩人的思想和實踐之中。
1989年在《詩歌報》參與舉辦的「建國40周年朗誦詩大獎賽」頒獎會上。左一沙克、左二《詩歌報》編輯韓新東。 1990年代中期我從吵吵嚷嚷的「革命事業」中抽身跑到郵局，拿出一個月的工資訂了11份《詩歌報》，獻給當地一千多萬人民中屬於「文化界」的11位同志和我這個報社編輯自己。我利用做文學編輯的便利，在文朋詩友中及當地媒體上，對《詩歌報》的汪洋大海作杯水微瀾的推廣。我十年如一訂閱的報刊唯有《詩歌報》，它從1985年起便從我的報刊訂閱單中，擠掉了我少年時代便開始訂閱的《世界美術》《藝術世界》《世界之窗》和《小說月報》等。我最需要的最好的東西，選擇到後來只能是極少的東西。《詩歌報》作為中國當代詩壇的具體的事件和象徵，活在我和廣大詩歌同志們對它久久懷念的日子裡。它永遠走在時尚的前面，永遠都在消滅時尚（時間的定位和阻撓），因為當代詩歌的內容以人類文明體系為最大文本，它根系原本的生命存在，它透過具體形式前進。在這個層面上，當代詩歌於無形中把全體的情感和意志，領向生命、自由、藝術和愛的本源。這一大得無法想像的行動和過程，與時間及我們同在。
肯定的，我對《詩歌報》的懷念，或者關懷、認識不止如此。雖然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只不過在它的版圖上添上了十幾首詩而已，但我是作為《詩歌報》的一分子感受中國當代詩歌及其命運的。這一過程具體而普遍，代表我自己的言說，代表生命存在方式（選擇與堅持）對生命存在（本質）的言說。我不能站在《詩歌報》的外面，像個外人似地評判著它的形式、內容及是是非非，我只能溶入其中的一些細節，在懷念它的十年漫漫歲月裡，感受、感動於具體的事件和象徵，越發自覺地體諒詩歌本身，形成我與大家共同的理解、力量和燃燒，層層剝離自己，趨近現代詩歌單純和諧、澄明統一的大根本。
以上摘錄自寫於1996年的一篇舊文，被收入2008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心臟結構與文學藝術》（文藝理論評論集），所述內容或許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蛻化其質地，相反呈現在今天可能更具鮮活感。恍然間又過去了二十三年。其間的1997年至2007年我拋開詩歌致力於新聞職業和家庭生活，2007年回歸詩歌寫作時，《詩歌報》早已衍變成了《詩歌月刊》，我便又續上了和《詩歌報》在當下語境中的一點光陰關係，僅此而已。
我在2017年寫過一篇《葉延濱人本文本論》，其中有一段穿越到1980年代的描述，興許能代表和激起所有「過來之人」的切身感受。「在許多中國詩人的心裡，都藏著關於三個地址的問答題，如果誰能隨口說出三個準確的地址：成都市紅星路二段85號《星星》編輯部，北京市虎坊路甲15號《詩刊》編輯部，合肥市宿州路9號《詩歌報》編輯部，那麼，他必然是來源於1980年代的資深詩人。在那個熱火朝天的詩歌年代，青年人寫詩的痴情遠超過如今考公務員的熱情，如果不是公職家庭的子女、沒有城市戶口而便於就業，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們，在上述三種報刊上發表一兩組詩或若干首詩或許能夠改變命運，直接間接地達到上學、就業、擇偶、晉升的目的，有的人從工人農民直接變身為公務員和其他公職人員，甚至「坐直升飛機」被提拔為文化藝術界的官員。當然，寫詩不為上學、就業、擇偶、晉升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寫詩僅是源於家庭文化薰染和生性愛好。然而，假使沒有《星星》、《詩刊》和《詩歌報》的存在，也許就沒有所謂的當代詩人沙克堅守詩歌到現在。」
時到如今，我不知道還能不能代表三十多年前的《詩歌報》的所有關係人表白，至少我可以作一下自白，我早已滅絕了1980年代那種火熱的詩歌激情。處在與文學和藝術有關的職業理性和事務慣性之中，誰都不可能讓我像關注當年的《詩歌報》那樣，再去關注任何一個與詩歌有關的具體事件，時過境遷，物非人非，唯有光陰中的些許詩性，維繫著我思維和語言裡的本身基因，毫不象徵地過著網際網路加一切的非詩意生活。
沙克，原名韓鵬翔，1964年生於皖南，後移居於江蘇。著有詩集《春天的黃昏》、《大器》、《沙克抒情詩》、《有樣東西飛得最高》等，散文集《美得像假的一樣》、《男天使女天使》、小說集《就是金子》、文藝評論集《心臟結構與文學藝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