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原名羅承勳，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著名老報人。曾任香港《大公報》屬下《新晚報》總編輯，著有《南鬥文星高》等。1983年被以「美國間諜」罪判處十年徒刑，轟動海內外。2014年5月2日在香港病逝，享年93歲。
作者何與懷，現定居澳大利亞雪梨，主要研究興趣是當代中國問題和華文文學。學人受權發布，有所刪節。
（一）羅孚逝世：曾是白頭人送黑頭人
2014年5月2日凌晨,羅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歲。許多人也許都有同感：一個讓人感嘆的大時代故事最終結束了。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羅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長子羅海星帶我到他家。臨近「九七」時，羅孚夫婦、海星及其子女離開香港移民美國，在舊金山生活了幾年，又先後重回香港，剛剛定居下來（海星子女則在美繼續求學）。見面之後，我便回雪梨，帶回羅老贈我的兩部書：《絲韋隨筆》和《南鬥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羅孚由夫人和羅海星陪同應邀到雪梨旅遊，這次我得以仔細端詳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雪梨文友習慣稱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當時《澳洲新報》總經理吳承歡先生，陪同他們，一行八人，到臥龍崗南天寺參訪並拜會住持滿信法師，接著趕到澳京坎培拉過夜，第二天參觀遊覽國會大廈等勝地，到傍晚才盡興返回雪梨。一路上，我近距離細心觀察和欣賞羅老和生公的風採，聆聽他們談吐間所涉及的陳年逸事，真可謂勝讀十年書。
羅海星
其後我在香港見過羅老幾次。最後一次見到羅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訪，然後出來一起吃飯，那天除了羅孚夫人吳秀聖女士和兒媳周蜜蜜女士，還有他們兩對內地親友夫婦。出門前，羅老被小心地給穿好外套、圍上頸巾，扶上輪椅，由女傭推著，到餐廳後吃飯也需要女傭幫助。他整個時間都不說話，但似乎也在留心聽著我們說什麼。最令我感動的，他還在送給我的《北京十年》扉頁上簽了字，字跡很小，可見眼睛還好。但飯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經睡去，又由女傭先行推回家。我望著他慢慢遠去的背影，思緒萬千，一陣感慨。我不由得還想起他的長子——已於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羅海星。當時羅老是白頭人送黑頭人。
（二）「新武俠文學的催生婆」：見識梁羽生、金庸的伯樂
我曾在一篇文章說過，2003年10月那次雪梨旅遊，我印象異常深刻的是，我們對生公畢恭畢敬，而生公對羅老則始終執後輩之禮。這很讓外人大惑不解，該知道羅老比生公不過只長三歲。
他們兩人這種關係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當時，年紀輕輕的梁羽生（此時他用真名陳文統）考進了香港《大公報》，1952年2月升為副刊編輯，半年之後，又破格成為《大公報》社評委員會成員。這當然可謂年青得志，平步青雲，但在報館與當時的羅孚相比，則是不可同日而語。羅孚1941年已進《大公報》，作為「大公晚報」的《新晚報》於1950年10月面世後不久，便成為該報的總編輯，後來又同時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並為報館內不公開的共產黨組織的第一把手。正是羅孚，於1952年下半年把陳文統從《大公報》延攬到了《新晚報》。
也正是羅孚，催生了新式武俠小說。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成了轟動一時的大熱事件。羅孚於是靈機一動計上心頭：既然市民對比武打擂臺如此熱衷痴迷，何不趁此熱潮在報上連載一篇武俠小說以增加報紙銷路？羅孚此想自然，但他怎麼首先想到讓梁羽生出手寫武俠小說而且一舉成名？這就可謂是慧眼識珍珠，的確是他作為伯樂的過人之處了。
梁羽生萬萬沒想到，這麼一寫，後來竟寫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羅孚看到梁首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發表後大受歡迎，又找上梁推薦的同事金庸。結果，《龍虎鬥京華》問世一年半之後，金庸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也發表了。兩人以雙劍合璧之姿，壯大了武俠小說的聲勢，奠定了此種體裁的基礎。而羅孚，就這樣「靈機一動」，「異想天開」，促成了這一新武俠文學的誕生，為中國文學史增加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羅孚有一個筆名叫作「柳蘇」，如用在此事，正應了那句老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可以說，沒有羅孚，就沒有有金庸、梁羽生。羅孚也因之被戲稱為「新武俠文學的催生婆」。他也以羅孚式幽默在《香港人與事》文集中這樣回顧：「明知道他們不會武功，但他們寫出來的武功卻是人人愛看，而且看得入迷，廢寢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還要認真。他們就是這樣以假哄人，編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裝，騙了許多讀者，或騙了許多人成為讀者。」
羅孚不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大行其道，是他們走紅華語世界的幕後推手，後來，他還讓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後重見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讀董橋》推動了中國大陸的董橋熱……作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雜文家、詩人和文藝評論家，羅孚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直是半個多世紀香港文學和文化發展史的見證人和忠實的記錄者。
但羅孚不僅僅是一位報人、作家。1947年，他就參與了中共重慶地下黨理論刊物《反攻》的創辦和編輯工作，領導人正是當時還沒有被稱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調到香港參與《大公報》的復刊工作，並正式加入了中共，入黨介紹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歷史學者胡繩（一說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陸政權後，羅孚作為當時《大公報》唯一的黨員繼續留港從事宣傳和統戰工作。以後的幾十年，他一直置於中央主管僑務的廖承志的領導下，被廖公親暱地稱作「羅秀才」。而這位共黨「羅秀才」，隨著大時代的風雲變幻，從此命運便舛駁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甚至因為「美國間諜」一案，被北京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臥龍崗南天寺，住持滿信法師贈送我們紀念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的《雲水三千》一書結緣，又請我們吃了一次豐盛美味的齋飯。席間大家談得很歡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師問起生死命運問題。後來回想起來，也許是潛意識裡，我心有感觸，還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羅老，還有他的長子羅海星。
（十一）迎來文學創作高峰：羅孚「臨安」北京十年，焉知非福？
自1982年5月起，羅孚在北京蟄居了十年。這期間，羅孚成了「專職」的作家，也迎來了自己創作的高峰。他寫了《香港，香港……》《南鬥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遊》等書，描繪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壇的畫卷。他寫下了二十餘萬字的散文和隨筆，見諸大陸和香港的報刊。他還讀詩、寫詩、解詩，自己寫了幾十首舊體詩，編輯了聶紺弩的詩集和葉靈鳳的三大卷《讀書隨筆》，寫了《燕山詩話》。
返港之後，從1993年至1995年間，羅孚在香港報刊上以《島居雜談》《島居新語》《偽自由語》等為欄目繼續寫了大量的散文隨筆。特別是，他在香港《聯合報》上連載《北京十年》，共有六百九十六篇，現已出書兩部。這些文字敘述他自己的生活、創作歷程和內心活動，並結合文壇的舊事新事，抒發自己的感想。其中記錄最多的，就是羅孚在北京時期與文壇人物的往來。在他的筆下，有冰心、夏衍、聶紺弩、沈從文、常任俠、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黃苗子鬱風夫婦、丁聰沈峻夫婦、樓適夷、舒蕪、範用、蕭乾、周而復、啟功、王世襄、黃永玉、劉賓雁……等等如雷貫耳的大名，也有他家的小保姆這等的小人物，當然還有人們都知的大人物的不被人知的事。羅孚在《北京十年》「前言」中，自謂此書「舊聞新抄，不妨當野史讀，野史可能比正史更為真實，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於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澤東詩諷赫魯雪夫，並非偽作；潘漢年夫婦骨灰終遷葬於八寶山，官方無言。正史失真，令人興嘆。」此書篇什發表時，正是以其「真實」、「趣味」、「野史」在海內外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
例如改名事。羅孚被「假釋」時，當局好心將他改名為「史林安」。有人把「林」字寫錯了，成了「史臨安」，錯打正著，不就是臨時安排麼？羅孚卻想到「臨安」就是古時杭州偏安之地的名字，而自己曾經用過「史復」作筆名，便「附庸風雅」請人刻了一方圖章：「臨安史復」。羅孚還打趣說有人錯得厲害，寫成「史靈安」，居然要他永遠安息，而始作俑者是他老朋友「風婆子」鬱風……這些風趣的文字，來自《北京十年》的第二篇，此書第一篇更以「阿Q」自我調侃……從這些喜怒笑罵皆成文章的篇什大可看出羅孚在北京十年的生活及其情趣。十年間，他遊走於社會，與北京的文史、藝術界諸多友人重敘契闊，詩酒唱和。聶紺弩1982年寫給羅孚的《步和史復見贈》曰：「落日燕山吊子之，魯公應賞此情痴。千年絕塞千山雪，一樹梅花一首詩。月滿庭除花睡處，日航天海酒醒時。古今中外誰詩好？你不知兮我不知。」真是活靈活現描畫出他們當時相處的情景。羅孚在北京的軟禁地有畫家華君武相贈的一幅畫，上面題字「上不必驕奢，下遺無須悲愴」，這就是羅孚的心境。正如他在《燕山詩話》自序中說，「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詩的日子，不是日子過得像詩；而是頗有閒暇讀詩。」許多人說，能把這樣的假釋日子，過出詩意，也算是羅孚的生活功力了。參透人生的羅孚，早已不計較名利得失，樂天知命，隨遇而安。他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際，經歷沉重打擊，能處變不驚，沉著應付過去；後來在身體健康備受各種病魔侵襲時，也有幸能處理得當，力挺過來，好好地活著，不然也活不到如此高壽。也正是因為羅孚具有這樣不凡的生活功力，具有「曾經滄海客，又賞獅山雲」的淡定，才會在逆境中迎來文學創作高峰。
更重要的是，羅孚在逆境中開始反思和檢討自己的過去。在編輯自己的散文集時，他坦率地承認他早年很多文章不忍卒讀。1988年，在《感慨萬千》（此文收入《絲韋卷》，作為代前言）一文中，他說：
「……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了哪裡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虛。」
又說：
「……真是以其昏昏，導人昏昏。自己愚民，執行的是愚民政策！」
羅孚寫出面目一新的文章，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反思。他的老同事、五任中央文史館館長蕭乾後來寫下《絲韋的自我反左》一文，對羅孚的反思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這是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
上海名作家陳子善教授談到《北京十年》時說：「羅先生以連載隨筆的形式記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同時不斷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經歷、交遊和他對中國現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當的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期，作為一位外來的、特殊的觀察者、體驗者，羅先生在《北京十年》中從獨特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間的複雜曲折，儘管只是局部，只是某個側面。現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和論述已出現不少，《北京十年》是當時情景的一份難得的實錄，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羅先生這部回憶錄是很值得一讀的。」
左起 ：鄭也夫、羅孚、周孝正。
《北京十年》連載時就引起轟動，兩岸三地許多學者都稱讚有加。董橋等人評論稱《北京十年》是「羅孚的代表作」。人們指出，北京十年，羅孚從香港左派文化陣營中的一支「健筆」，變成了華語大文化圈裡的一支「生花之筆」，可以說，沒有北京十年這段經歷，就沒有今天的羅孚。
（十二）「散綺心猶在，傳經願已殊」：羅孚回港後已非「昨日之我」
他北京十年，是「杯具」還是「洗具」？不管怎樣，這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
他獲釋回到香港時，帶回一首在京就已寫下的五律：
曾經滄海客，忽上帝王都。
散綺心猶在，傳經願已殊；
閉門千古事，面壁十年書。
濁酒消寒日，故人幸未疏。
羅孚擺脫束縛，在回到香港後不久即發表的一篇文章表露得清清楚楚：
「回到原來居留過的地方，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已經去掉了這一重束縛，這是看不到的，但自我感覺得到。我不必再像以往那樣，小心謹慎……，要按照甚麼教條，教義，甚麼本子，說那些自己不想說的話，做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了。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麼，什麼是他想說的話呢？
他首先為香港「六七暴動」道歉。羅孚回港後第一時間於1993年3月15日在《當代》雜誌發表文章，向暴動中受影響的人士特別死傷者公開道歉，是第一名當年左派人士就此事件正式用文字公開道歉的人。認識羅孚多年的前《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表示，羅老總最難得的地方是勇於對自己過去的做法作出深刻反思，這在左派中是很難得的品質。那次由左派發動的嚴重災難，除了羅孚以外，未有左派領導人向巿民道歉。左派應向他學習，他這種風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十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羅孚絕筆
在審視羅孚和他的長子羅海星一生的時候，在審視他們所經歷的大時代的風雲變幻中，我遊動的思緒捕捉住一件看似不相干的「小事」。
1989年，臺灣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發行，獲得了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當年，年青的賈樟柯在他小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偶然看到消息，無比激動，甚至是深為震驚——比中國人第一次拿到金獅獎更讓他震驚的，是有關這部電影的介紹。1947年，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史稱「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侯孝賢在影片中通過一個林姓家庭的命運，第一次描繪了臺灣人民的這一反抗事件。賈樟柯回憶說，《悲情城市》的介紹還沒有讀完，一片殺氣已經上了他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臺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很多年後，自己也成了導演的賈樟柯有一次和坎城電影節主席雅各布聊天，這位主席的一個觀點讓他深以為是：偉大的電影往往都有偉大的預言性。他想到，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橫空出世。能有什麼電影會像《悲情城市》這樣分秒不差地準確降臨到屬於它的時代呢？這部電影的誕生絕對出於天意。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不知他是否知道這個詞也概括了大陸這邊無法言說的愁緒？賈樟柯覺得整部電影像擺在先人畫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卻從來不給答案，內心偶有感動與落拓，竟無法準確描繪，激情喪卻，空留一地殘骸……
1989年之後過了二十五年，賈樟柯這位中國獨立電影導演與編劇人在國際上已名聞遐邇。他去年編劇與導演的最新作品《天註定》獲得法國坎城電影節最佳劇本獎並受多國觀眾熱烈好評，本人也應邀擔任今年電影節的評委。可是，這部劇情片至今未能獲準在中國上映。
《天註定》取材於山西的胡文海、湖北的鄧玉嬌、重慶的周克華以及富士康的跳樓慘劇等十年來中國大陸發生的四個真實社會事件，講述幾個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殺的經歷。這是出身決定命運的故事，反映當代中國社會暴力滋生的社會背景，包括貧富差異、司法不公正、社會不公正等社會問題，以及個人的精神困境。賈樟柯肯定亦很無奈，給電影起了這個「天註定」的名字。這部電影所表現的中國大陸底層民眾的真實處境以及這部電影自己的處境，讓人覺得，這個國度，一定在什麼地方，有病了。
我不由得想到羅孚於2011年6月在兒子羅海雷那部大著上親自撰寫的「代序」。羅老用的題目為：「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太觸目驚心了——這是龔自珍的詩句！道光六年，即1826年，龔自珍寫下四首七律《釋言》，流傳下來的這首云：「東華環顧愧群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濟，敢侈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龔自珍多年來批判現實，倡言改革，寫了不少鋒芒畢露的文章，發表不少驚世駭俗的言論，多觸時忌，冒犯上層，給自己帶來不少憂患。他做此詩，表面上是自慚、自悔、自解，其實多為反語，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對自己的嫌棄，曲折地表現了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
羅老在「代序」中說：「許多朋友勸我寫回憶錄，從來都是敬謝不敏。說來慚愧，我乃一介黔首，昔年『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也曾嚮往狂熱『鬥爭』，忘我『革命』，到頭來，卻被抓將官裡去。」羅孚引用了魯迅的詩句。1933年3月2日，魯迅先生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山縣氏索小說並題詩，於夜寫二冊贈之。」這「二冊」，一是《吶喊》，一是《彷徨》。《題〈吶喊〉》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的確，「積毀可銷骨」，文禍像幽靈一樣，是權勢的伴生物，在權勢者身邊隨影而行，隨時出手，置文人於死地。此詩在字裡行間滲透著當時魯迅糾結、痛苦、鬱悶的心境。但歷史證明，魯迅的「紙上聲」絕非「空留」，羅孚當然對此非常清楚。
羅老的「代序」，不但將龔自珍的詩句作為題目，文中還借用他的《己亥雜詩182》中句子：「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羅孚讓人們不能不聯想到龔自珍《己亥雜詩》中那兩首名詩。其一：「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其二：「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啟蒙者，龔自珍深沉的愛國情懷真是天日可鑑。而羅孚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此時已是年老多病體衰，世事於他已漸行漸遠，他極力振作精神，撰寫了這篇「代序」。這是他的絕筆。再過三年之後，在2014年5月2日這天凌晨，天門洞開，仙樂四起，羅老看到他的愛子海星，踏著祥雲，前來迎接他，於是悠然起身，含笑而去。
羅孚的去世，象徵著中國左翼文化人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時代的終結，也預示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蒙田很早以前就執著地要人們相信：「一個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類最偉大的作品。」又一次，我們在羅孚和他的長子羅海星身上，看到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經是那樣躍動……
（寫於雪梨，2014年5月20日。）
2014年5月25日後記：2014年5月24日晚七時，羅孚追思會在香港殯儀館舉行，25日上午十時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遺體隨後移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骨灰將灑於廣西桂林的母親河灕江。
羅孚靈堂靈位旁掛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劉再復等人題寫的輓聯。紀念冊上印著黃苗子當年手書的聶紺弩贈給羅孚的詩句：「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羅孚遺照四周擺滿花圈、花籃，敬獻者包括香港國學泰鬥饒宗頤、《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及夫人、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香港政府新聞處長聶德權、原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和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等人。當天下午五時起，香港各界人士陸續前來弔唁。《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總編輯賈西平、總經理盛一平、副總編輯李啟文、主筆葉中敏等，皆到現場鞠躬致祭。在追思會上致悼辭者有：《新晚報》前副總編輯鄭紀農；《七十年代》創辦人、專欄作家李怡；出版界友好陳松齡；徐復觀之子徐帥軍；《文匯報》前駐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陶傑父親、《大公報》前副總編輯曹驥雲；香港收藏家、羅孚生前好友許禮平；藍真之女籃列群等。
在追思會上，孻子羅海雷對父親的一生，用四點作了全面的概括：成為很多人的伯樂、有好強的好奇心、長時間有獨立思考及對歷史有全面認知。
劉再復先生所撰寫的輓聯，則對羅孚的一生作了這樣精煉、準確的描寫：
「受傷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後期真精彩；
落難成正果，止於大徹大悟，晚節顯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