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是否組織或參加過國際學術會議、是否有論文受邀在國際會議上宣講或被國際會議收錄，這些「國際化」指標已步SCI論文指標、科研項目指標等後塵，成為高教領域學術機構和個人業績的「標配」。
眼下，又有不少教師接到了要上報2019年9月—2020年9月期間，參加國際會議方面的多個指標情況。有點搞笑的是，2020年全球大規模暴發新冠肺炎疫情，拋開其他因素不說，單就健康安全考慮，國內教師有幾個能走出國門參加學術會議呢？
當然，這裡的國際會議應該也包括在國內召開的「國際會議」。這就不難解釋今年年底，國內學術會議「井噴」現象了，估計其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出於「國際化」指標的考慮吧。
現如今，學術機構或學者個人，如果拿不出一些「像樣」的「國際化」指標數據，儼然便是教育科研履歷的「短缺」，還有不少組織把有關「國際化」指標作為對教師晉升、考核的「硬性」規定。
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教師在教育科研活動中融入「國際化」的形式和內容日趨多樣化，那些評價教師用的「國際化」指標，諸如出國進修必須在國外待多長時間、每年必須參加多少國際學術會議等，早已不合時宜，有的甚至已成為教師學術發展中的負擔，是時候正視現實了。
毫無疑問，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教師要提高學術水平，拿出高質量的教育科研成果，就必須要有國際視野、參與國際競爭和擴大國際影響力，但教師「國際化」的內容和方式方法，以及其成效體現，各有側重。
比如，相比之下，理工科的學術成果可能更強調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展示與交流，而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的受眾則可能更多在國內；教師需要了解國外相關情況時，有時帶領學生通過網上查詢，其速度、效率和學生受益面遠超教師個人親赴國外調研。
此外，教師一旦確定了科研主題並進入到研究前期，一般都願意「一個猛子扎入其中」，只有獲得初步研究成果後，才會產生與人分享的意願。
總之，教師教育科研的「國際化」路徑多種多樣，哪條路徑最有益於教學與科研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用一些特定的「國際化」指標往往難以體現。因此，將「綁」在教師身上的「國際化」指標鬆開，有利於讓教師理性地選擇適合自己的學術提升路徑。
再者，教育科研「國際化」是國家強盛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性無需贅述，各種教育科研評價重視「國際化」指標也完全正確。
但對學術機構和個人而言，教育科研「國際化」成果的評價不能只關注量化的數據，忽視其實際的內容和質量。如果放任「國際化」評價只流於形式和表面，將會導致不少教師因為應付各種國內外的國際學術會議，無暇顧及其應有的教學科研工作。
在這方面，學術機構或個人為「國際化」指標而「國際化」的現象也應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比如，關注學術機構成員在國際重要學術會議上作主旨報告（國際會議有聲音）次數、在國際學術組織和期刊任職（國際組織有任職）情況等，其初衷是鼓勵學術機構或個人開展高層次的「國際化」活動，但如果對其中「國際重要學術會議」概念界定不清楚，就會讓個別機構和個人以為在國內辦個大規模學術會議，再有幾位國外專家參與，就可以冠上「國際重要學術會議」之名了。
此外，教育科研「國際化」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教育科研的質量，而現在大多數的「國際化」指標，反映的僅是學術機構和個人的「國際化」狀態。真正的「國際化」價值和成效存在於「國際化」內容本身，有些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顯現。
因此，上級管理部門對學術機構和個人的「國際化」評價，不能只盯著幾個指標數據下定論，而要關注其實際貢獻和教學科研成果的「國際化」水平。相關部門尤其要制止個別機構和個人為了把「國際化」指標做上去，有意炮製一些所謂高檔次的「國際學術會議」。
這種會議「大咖雲集」，相互吹捧和瓜分國際會議「職位」「頭銜」，但實質性的國際學術交流和討論卻很少。這種把「國際重要學術會議」辦成名利與交際場的做法，助推了學術氛圍的浮躁和短視，不利於廣大教師「潛心」於「國際化」教學科研活動。
再次強調，「國際化」對中國教育科學事業發展十分必要。之所以提出要鬆開「綁」在教師身上的「國際化」指標，其意圖就在於切實提高中國教育科研的「國際化」水平和效益。說到底，重大原始創新科研成果和解決「卡脖子」問題的核心科技成果，才是中國教育科研「國際化」的追求目標和最大成果。
（作者系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為同濟大學「教育科技評估政策研究」〈項目編號22120200324〉階段成果）
《中國科學報》 (2020-11-24 第7版 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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