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下，農民家庭代際間的生產生活形態表現為：居住空間城鄉分隔、生產方式工農分異。老年人完成為兒子娶妻人生任務後，往往以土地和宅基地為基礎，長期在村維持著自養生活。2020年7月，筆者在山西省農村調研，發現喪偶老人搭夥過日子成為村莊老年人養老生活新形態，並有不斷增多的趨勢。當地老年人搭夥過日子的特殊性在於，喪偶老人一起生活遵循的邏輯並非單純指向老年人的互助養老需求，而是內涵著複雜的經濟交換與權責脫卸規則。具有老年人個體性的搭夥過日子，背後蘊含著農民家庭倫理和代際關係的失序。
一、農村老年人搭夥過日子的實踐表徵搭夥過日子多發生在老年人自養階段，以60歲、70歲的老年人為主。老人喪偶後，可以通過熟人社會關係網絡在本地找到年齡相當、子女同意的喪偶老人一起生活。當地社會中老年人搭夥過日子具有明晰的規則性：
第一、形式上表現為領證和不領證兩種類型。是否領取結婚證在老年人搭夥過日子中不具有實質性意涵，領證並不是為了確定雙方之間的權責義務關係，更多是為了在村莊社會獲得面子上的「好看」。村莊社會輿論評價中，不領證是找了個全包的「保姆」，領證才算是找「老伴」，因此領證主要是為了回應村莊社會輿論的評價。
第二、明確的經濟交換規則。女方到男方家中居住，男方會象徵性的支付一定的彩禮錢，一般幾千元不等。在日常生活中，男方負擔所有生活開支，且每月要固定給女方一定的生活費用，300-1000元不等。關於彩禮錢和每月男方需向女方固定支付的生活費用，一般提前由中間人在兩邊遊說和確定，直接打卡，按月支付。
第三、老人一起生活，在村不辦酒席，也沒有儀式。
第四、老人去世後，仍與各自的原配合葬。當地老人去世後有合葬的傳統，去世後和原配一起合葬是重要的規則。
第五、老人雙方在家庭財產方面保持獨立性，即使領有結婚證，老人之間不涉及財產繼承關係。
二、老人搭夥過日子的形成原因喪偶老人找老伴最開始在縣城中的退休職工中出現，後來衍生發展到村莊。老人找老伴搭夥過日子，以男方負擔兩人的全部生活開支，並每個月固定向女方支付金額確定的生活費用為基礎，這既對男方的經濟基礎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也決定了男方要在家庭中有一定的權威，能夠獲得子女的支持。女性老人雖然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收入，但同時也面臨著社會輿論的壓力。在此背景下，老人搭夥過日子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老年人的需求：城市化背景下老年人與子代城鄉空間分離，喪偶老年人獨自在村生活，面臨著情感需求、陪伴需求、生活照料需求難以滿足的困境。找老伴，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老年人相互陪伴和照料，能夠緩解老年人情感空虛，化解獨居老人的生活風險。
第二、經濟基礎：男方承擔著找老伴的經濟成本，因此男方家庭的經濟基礎決定了老人是否能找老伴。對男方來說，村莊中找老伴的主要是兩類群體，一類是退休工人，他們的退休工資能夠支撐起兩個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找老伴上具有較大的自主權。一類是子代在外發展比較好的家庭，父代資源匱乏，找老伴的經濟支出主要由子代承擔。
第三、家庭需求：主要體現為女性老年人及其子女的態度。與村莊男性老人相比，女性老年人的勞動能力相對較弱，在農業生產方面不具有優勢，因此很容易成為家庭中的純消費者。通過找老伴到男方家去生活，女性老年人解決了日常生活開支問題，同時，每月能夠獲得男方固定的生活費用，使女性老年人也能夠有一定的經濟積累。通過找老伴，女性老人從家庭資源的消耗者轉變為家庭資源的創造者，同時也緩解了子代養老壓力。
三、異化的養老：家庭倫理危機喪偶老人在村莊找老伴雖然具有再婚的形式，實質只是老年人在老年生活過程中階段性的搭夥過日子，本質上是一種經濟交換關係。在這一關係締結方式中，男方承擔全部生活成本並向女方每月支付固定生活費用是關係建立的基礎，男女雙方並非是平等的、具有責任倫理約束的夫妻關係和家庭關係，而是一種男方通過支付成本佔據著絕對主動性和優勢性的關係，男方隨時可以通過停止支付生活費用而終止關係。夫妻關係表徵下，實則是一種功能性關係和利益關係，老年人自身的情感性被極大壓縮。家庭關係包裝下的經濟交換關係，在家庭和社會方面具有著三方面影響：
第一、老年人自我價值認同危機。家庭是中國農民的宗教，具有著強倫理道德約束性，弱經濟理性計算性。老人找老伴雖然也領取結婚證，但本身只是抽離出家庭倫理意涵的形式性結婚。女性老人作為弱勢的一方在找老伴中，本身具有被動性，很多時候是出於減輕子代家庭負擔的考慮而被動接受。而對老年女性而言，在年老的時候再進行一種具有經濟交換形式的婚姻，是與自身所秉持的傳統家庭倫理相違背的。老年人在家庭倫理和家庭壓力的縫隙中面臨著價值選擇的困境。
第二、代際倫理危機。老人找老伴搭夥過日子，本質是子代推卸父母養老責任的一種方式。養兒防老是老年人對子代的底線式回饋需求。子代在城市生活壓力下、教育壓力下，越來越難以顧及履行對父母的養老責任，甚至不斷加強對老人的資源索取。父輩對子代的持續性資源支持，與子代對父代極為有限的養老回饋之間的對比和落差，最終將使農民家庭代際倫理面臨危機。
第三、社會關係的撕裂。本地找老伴是在男方持續性付出經濟成本下形成的，因此，村莊中只有家庭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男性才能在喪偶後找到老伴，圍繞找老伴凸顯的是村莊內農民家庭的經濟分層，甚至成為家庭展現自身經濟實力的一種方式，是對社會關係的撕裂。
筆者調研的村莊內，2005年左右出現第一起女性找老伴，主要原因是婆媳關係惡劣，老年人通過找老伴逃離子代家庭。當時社會輿論還會針對老年人子女的不孝形成負面社會評價，子女還會覺得不好意思，村莊社會規範還具有一定的約束力。經過多年的發展，在中年人主導下，村莊關於老年人找老伴形成了一套對老年人好的合理性話語，即找老伴是為了老人的晚年幸福。而子代對老年人的養老責任、老年女性在找老伴中面臨的價值衝突被視而不見，家庭倫理內涵本身被消解。農民家庭轉型背景下，老年人如何自處是個大問題。
（作者毛一敬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