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普通人對於新事物的接納程度總是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的。
比如曾經的外賣快遞，如今的5G，乃至於一直處於爭議之中的轉基因……
如今，這種爭議顯然也籠罩在了人臉識別的頭上。
跟之前的很多新技術還有些許不同，特殊的2020年，無接觸的需求為人臉識別的大規模運用按下了一次加速鍵——
去醫院，門口是人臉識別測溫；去便利店，結帳的時候用人臉識別付款；回到家，小區已然用上了人臉識別門禁……
就在昨天，國內「人臉識別第一案」宣布審判。一年前，因不滿動物園對年卡用戶「刷臉」入園的要求，當事人郭先生將園方訴至法院。
但這樣的案例並沒有阻擋人臉識別全方位覆蓋日常的腳步。
根據@南方都市報 的一則報導，全國多地的售樓處如今也紛紛裝起了人臉識別系統。
而在某售樓中心，如果看房者第一次看房時被系統記錄到，意味著他二次上門時將失去最高30萬的購房優惠。
比起過去憂心在合同條款上誤入雷區，在人臉識別系統的悄然記錄之下，人們甚至還沒弄清楚其中的利害，就已經被某種潛規則坑了一把。
至此，更多人的內心被一種更具體的擔心佔據——
說來就來的人臉識別時代，到底還有多少預見不到的風險需要普通人被動承受？
一、無處可躲的人臉識別
售樓處啟用人臉識別，乍看之下未免有些莫名其妙。
根據目前房地產企業通行的說法，安裝人臉識別系統，目的是為了幫助判斷每一位客戶的來源。
畢竟在業內，自然來訪的客戶和被中介帶上門的客戶所代表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前者證明房企營銷到位，樓盤本身就對客戶有一定吸引力；後者則多半是依靠中介本人的渠道和努力，房企需要對此支付一定的「好處費」。
電影《超時空同居》，佟麗婭飾演的房產中介以相親為名推銷房子
如果只從這個維度解讀，人臉識別系統的啟用原因原本並非針對普通購房者，因而其中的爭議核心，仍然是個人隱私的保護。
但從房地產自媒體@重慶地產news 去年年底發布的一篇文章卻可以看到，人臉識別系統在某些房企的項目中，其實是直接和購房優惠掛上鉤的。
比如文章提到了某「排名前十的開發商大搞促銷衝刺業績」的項目，稱符合條件的購房者「除享受員工折扣外，刷臉卡最高可省30萬」。
而想要拿到這一優惠的客戶，必須是第一次到訪，或者沒有沒售樓處的人臉識別系統記錄。
當然，各種零零碎碎的條件也並不少
這種動輒幾十萬的價差，讓很多人覺得稀裡糊塗地被房企擺了一道——
「沒人提前跟我說清楚其中的門道，也沒人事先針對人臉識別徵求我的意見，怎麼幾十萬的優惠，說沒就沒了呢？」
事實上，這種先斬後奏的情況並非第一次出現在人臉識別相關的新聞裡。
早在去年，全國多地的小區就曾因為在大門門禁、單元門通道中啟用人臉識別系統引起過一陣熱議。
談及其中的原因，小區方面給出的解釋多半是出於安保方面的考慮。
比如西安一個小區加裝人臉識別系統，是由於小區部分單元樓地下是商業地庫，啟用人臉識別可以防止外來人員隨意進入住宅樓。
貴州某小區升級了人臉識別系統，之後經常出現遇到無法識別的問題
目的固然無可指摘，但根據業主反映，在裝這個設備之前物業方並沒有徵求他們的意見，安裝後卻直接通知自己提交照片。
去年的「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起因也是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在未通知年卡用戶的前提下，將入園的檢票方式從指紋識別換成了人臉識別。
對此，杭州野生動物世界解釋是，推出人臉識別是為遊客著想，可以提升遊客入園的效率，是推行「智慧旅遊」的一個舉措。
儘管園方後續表示，如果消費者接受不了人臉識別入園，也可以前往人工通道辦理入園手續。
然而在當事人郭先生收到的告知簡訊中，卻絲毫不見這一條款。反而是「未註冊人臉識別的用戶將無法正常入園」的警告格外扎眼。
按照郭先生本人的意思，從指紋識別到人臉識別，作為消費者的他不但感覺不到園區服務更加便利的愉悅，反而像是陷入了一場沒有商量餘地的綁架。
可以發現，從利用人臉識別手機解鎖、在線付款、上班打卡，再到如今被公園、商場、小區「自願」人臉識別。
一張越織越密的網逐漸罩在了每一個普通人的頭上，並且因為其逐漸擴大的影響範圍暴露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
二、入侵日常的人臉識別，到底方便了誰？
跟如今人們談人臉識別色變的現實不同，這項技術最初被運用在日常生活的一些領域時，被認為是科技解放人類的一步。
比如對於電子產品的刷臉解鎖，作為密碼解鎖的替代選擇，人臉識別的優勢無疑非常明顯——
既避免了忘記密碼的尷尬，又能實現在雙手被佔用時解鎖，比常規方式更方便而且更注重隱私保護。
對很多人而言，最初的手機解鎖，因為最終是指向的仍然是偏私人的功能，且終端是用戶覆蓋面較大的手機系統，很難立刻喚起人們的不安。
直到刷臉支付的功能逐漸成為人們在線支付的選擇之一。
彼時在線支付的大面積運用也不過才幾年時間，對於關係到自己錢包的功能，大多數人是極為謹慎的。
但因為刷臉支付的方便性，一些剛開始還表現得十分謹慎的人們對這項技術也逐漸失去了抵抗力
2019年發布的《中國刷臉支付技術應用社會價值專題研究報告》，就曾預言這一年將成為中國刷臉支付的元年，用戶數將達到1.18億。
根據報告的預測，2022年國內刷臉支付的用戶將超過7.6億人，與之相應的是，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的規模也不過9.04億。
2年多前的新聞報導，如今看來已經完全過時了
的確有很多人在享受人臉識別帶來的便利。
即使是在那些吵得最兇的「XX有沒有必要裝人臉識別系統」的新聞下面，也會有人表示，證件無紙化、出入無卡化所帶來的便捷體驗，已經蓋過了隱私洩露的恐慌。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說，越來越多的地方不得不刷臉。
今年9月，北京某小區甚至出現了人臉識別垃圾桶，居民需要先通過身份識別，才能正常打開桶蓋。
這種處處皆可刷臉的氛圍，讓一些原本在意隱私的人也放棄了抵抗——
反正現在人臉識別的地方越來越多，也不在乎多傳這一次。
一種頗為悲觀的說法是，在大數據時代還想死撐著保護隱私，無異於螳臂當車。
然而隨著人臉識別技術在日常生活的快速普及，更多的隱患暴露了出來。
今年7月，央視曝光了一項網絡黑產，一張手持身份證的人臉信息照片只需要5毛就可以買到。
而在更早的3月份，@中新經緯 曝出幾十萬張戴口罩的人臉照片正以2毛錢一張販賣。據賣家介紹，這些照片「一半是從網絡上爬的，一半來自於現實世界」。
事實上，像人臉和指紋這樣具有唯一性的生物信息，如果不與本人的其他身份信息做關聯，本身不會有多大的危害。
但問題在於，大數據竊取公眾個人信息，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簡單來說，想要同時獲取一個人的人臉信息和身份證、電話、住址等個人信息，在這個時代要比想像的容易得多。
就像這一次售樓中心違規採集看房者人臉信息並光明正大地實行差別定價一樣，它能在如今處處是人臉識別的情況下再一次引起人們的警覺，最初當然是因為它更具象化地暴露了這一技術被濫用造成的傷害。
@樓市熱點 為了避免被拍到，有人建議戴頭盔、開平衡車去看房
但這件事的本質，指向的仍然是人臉識別技術的使用界限問題。
必須承認，技術的發展離不開數據的支撐，要獲得更多的數據，必然要犧牲掉普通人的部分隱私。
但這種個人權利的讓渡，首先要出自自願。同時，隱私的出讓並非毫無底線，而是需要在個人犧牲與技術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
而如今被人們廣泛討論的人臉識別新聞，顯然都沒能做好這兩點。
三、享受便利，就必須用承受風險來換？
儘管難以撼動人臉識別越來越普及的大趨勢，但爭議始終沒有停止。
就在昨天，國內的「人臉識別第一案」宣判。
因為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單方面將指紋識別強制升級為刷臉入園的做法「超出必要，不具正當性」，杭州富陽法院一審判決園方賠償當事人郭先生合同利益損失及交通費共計1038元，並要求刪除當事人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徵信息。
但這個案子的宣判，仍然沒能實現用法律為人臉識別技術的合理使用劃定明確邊界。
在判決過程中，法院重申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9條規定——
「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範圍，並經消費者同意」。
而郭先生勝訴的關鍵，在於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單方面更改合同、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但其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指紋識別、人臉識別等生物識別技術的行為，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法律規定。
今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範》，已經對人臉識別、指紋採集等行為進行了更加詳細的規定——
「收集個人生物識別信息前，應單獨向個人信息主體告知收集、使用個人生物識別信息的目的、方式和範圍，以及存儲時間等規則，並徵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明示同意。」
但是單就「徵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明示同意」這一點，可解讀的空間仍然很大。
就像學校、小區這樣的地方一旦開始使用人臉識別門禁，潛臺詞基本就等於，「你不同意人臉識別就無法進入」。所謂的授權就成了一種虛假的自願。
比如目前在部分公共衛生間中被使用的人臉識別供紙機，對於急著上廁所但手頭沒紙的人來說，除了交出自己的臉沒有別的選擇。
@菜根香樹彌
也不是所有人都欣然接受了人臉識別的綁架。
「人臉識別第一案」的當事人郭先生，還在今年10月作為陳述人參與了杭州市司法局組織召開了《杭州市物業管理條例》修訂草案立法聽證會。
在此之前，杭州多個小區因加裝人臉識別系統遭到業主反對。在新修訂的條例中，新增了「不得強制業主通過指紋、人臉識別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設施設備」等內容。
如果修訂草案通過，該條例將成為國內首部對小區人臉識別作出規範的正式立法。
但可以看出，條例中的「不得強制」，仍然不是一個足夠明確的概念。
因為準入門檻的模糊，人臉識別造成的糾紛並不少見。但在維權上卻往往舉步維艱。
在前文提到的售樓處加裝人臉識別系統的事件中，根據@南方都市報 報導，一位天津網友因被系統判定為二次上門客戶，失去了購房優惠。
對此，他曾經多次上門與售樓處交涉，但「對方態度惡劣」，完全沒辦法進行有效溝通。
他也曾經嘗試將此事反應給當地政府，但反饋稱，該事件「屬於合同糾紛，建議市民到法院自訴解決」。
通過法院解決對於普通人來說並不簡單。合同糾紛屬於民事訴訟，而民事訴訟要求誰主張誰舉證，起訴前需要證明相關事實。
但是對於弱勢的消費者一方來說，很難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售樓處存在濫用的人臉識別的事實。
而讓人不安的另一點是，假如企業獲取面部信息的渠道在合法範圍內，相關信息的保護措施能否百分百保證用戶的隱私安全？
就像郭先生說的，如果是考慮到安防公共安全，人臉數據被使用還尚可進一步討論，那麼醫院、商場超市、學校以及各種商業場所，值得我們足夠信任嗎？
在杭州野生動物園案中可以看到，儘管園方一再保證會對消費者的隱私負責，然而具體通過何種措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公開。
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當新的技術開始大面積覆蓋，即使其中還有太多的漏洞亟待完善，人們也不得不開始習慣它。
更多的現實證明，單純對人臉識別技術的使用門檻進行討論，越來越容易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死胡同。
事已至此，或許最該關心的，是啟用這項技術的一方該如何獲得大眾的信任，又如何更合理地接受監管。
享受技術紅利的同時，對於那些因為人臉識別利益受損的普通人，不讓他們被動消極地承受惡果，才是這項技術良性發展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