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聞晨報記者 謝嵐
自從演了《田教授家的28個保姆》之後，李立群拍的電視劇越來越多。
很多人誇他：老戲骨。
不少人不屑：怎麼還在接那些爛戲？！
電視劇的糟糕，李立群很清楚：
「故事、臺詞、表演、鏡頭，衣服，似曾相識；有錢人的家，一看就是假的，也似曾相識，看得都快吐了。電視劇就是自來水，最棒的演員也就是自來水廠員工，儘量把水質改善一下而已。 」
李立群和楊德昌、侯孝賢、賴聲川……這些臺灣文化圈的大腕是同時代人，大家曾經一起喝酒、聊天、嬉笑、創作。和賴聲川用心經營「表演工作坊」那十一年，更是他生命中最堪回味的時光。
當這些同時代人似乎都成了「大師」時，是什麼，讓李立群仍然願意輾轉奔波，拍那些自己都知道留不住的電視劇呢？
「田教授」還年輕的時候
7月中旬，李立群在上海有一串密集的講座。累歸累，可一走進「場子」，心裡還是高興。
臺上，圓桌一張，礦泉水數瓶，簡簡單單；臺下，二三百人，靜靜端坐，等他出現。
這種氛圍，像是回到了自己最喜歡的「小劇場」。
198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一片繁榮。凡是大一點的西餐廳都流行一個「節目」：請藝人駐場表演。李立群說話聲音好聽，機靈幽默，還有個絕活，模仿各種人說話，惟妙惟肖，「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可學孫越(臺灣演員，1983年主演《搭錯車》，飾演男主角啞叔)，連他老婆都聽不出來。我就模仿他的聲音，給楊德昌家的電話錄了一段話：『我現在不在家，有事情留言』……，結果，楊德昌回家一按重聽鍵，都打爆了，全是來聽這段錄音的。」再加上一副結實的好身體，李立群特別受西餐廳的歡迎。後來到大陸拍戲，他記住了一個詞：「走穴」，打那以後，他就喜歡用這個詞來講述自己早期的演出生涯。「三年當中，我差不多走了2000場穴。幾套房子，全是那時候買的。」李立群自嘲地笑說，「這輩子，好像就這件事情做對了。以後的投資，全賠了！」
1984年，李立群遇到了美國回來的賴聲川，大家一見投緣，搗鼓起了「表演工作坊」，賴聲川是老闆兼導演，李立群是老闆兼演員。加上李國修，三個人的「處女秀」《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一炮而紅，李立群也從西餐廳裡「業餘劇場」的藝人，變成了職業的劇場表演者，種下了對劇場一輩子的感情。
「今天不是演講，」李立群對臺下滿滿一屋子的年輕人說，「就是大伙兒在一個小劇場看戲，看完戲，裡面的人還跑出來和大家聊天，唯一的不同是，怎麼一下子老了二十多歲？」
李立群「請」大家看的是楊德昌的電影《恐怖分子》。少女無聊惡作劇，打電話給女主角，謊稱懷了其丈夫的孩子，要她出來談判，於是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李立群在裡頭演男主角，那個不知所以、壓抑的丈夫。雖然是部二十多年前的「老電影」，有些晦澀，但核心卻是當代人內心和關係的困境。
「(這部電影)拍完之後，正經看就一次，」李立群對著銀幕，有些感慨，「今天我來的時候，有朋友告訴我，今年是楊德昌去世五周年，我不想去記住這個時間。」
「老楊在拍這部片子之前，有三四年時間沒戲拍，我也還沒演電視劇，晚上去西餐廳走穴，白天呢，老楊呀，我呀，侯孝賢，萬仁……大家一天到晚玩在一起。那時候，我很喜歡射箭，每天下午的時候，就幾個朋友約在射箭場，喝啤酒，聊女孩，聊戲，聊人生。我喝一口，聊兩句，然後過去『啪』射一箭，射完再回來接著喝，接著聊。不久之後，大家都有戲拍，開始忙了。」
「《恐怖分子》應該是老楊第二階段的作品。有天，他和一個很清秀的高個女孩在pub裡聊天，那女孩講了個故事，她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人家老婆，說我跟你老公怎樣怎樣，把那個家庭搞得雞飛狗跳。楊德昌聽了嚇一跳，他就把那個故事擴大，在他內心編演成了《恐怖分子》。我很想知道我演的那個角色，內心世界是什麼樣的狀況。可老楊又是一個出了名的很難和演員順暢溝通的導演。再加上那時候還不太有『抑鬱症』，『強迫症』這些詞，楊德昌跟我講這個角色的時候，很費勁，只是說是一個壓抑的，忍不住強迫自己的人。」
「楊德昌雖然比較悶，但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時候，常常看見他哈哈笑，眯眯笑，他可以笑眯眯一個晚上，不怎麼講話。但是拍戲時，從頭到尾從沒看他笑過。他是那種工作起來只有工作的人，現場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到。我覺得他太暴君了！他一定要大家這樣，但又不跟大家講為什麼要這樣，好像不這樣，大家覺得就是在污衊藝術。這種氣氛不是好事。有些導演在現場不能開任何玩笑，一開玩笑就是不尊重藝術，可是有時候工作需要大家適度開玩笑，作為辛苦中的潤滑劑。他不允許。」
楊德昌去世的前一年，李立群在加拿大家中，打電話和臺北的老朋友聊天，老朋友是電影圈的「老法師」，忍不住長籲短嘆，「想了半天，也就老楊一個人有傲骨，他沒有衝動的時候，你給他錢，他都不拍。」
李立群有些黯然地回憶道，楊德昌和蔡琴離婚後，一個人默默地去了美國，默默地再婚生子，幾乎跟所有的朋友都告別，連和最要好的賴聲川都沒有聯絡。
那十一年我很懷念
李立群也不曾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和賴聲川漸行漸遠。而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裡，他們是親密的創作夥伴。
在新書《李立群的人生風景》中，他回憶道：「當年賴聲川與李國修、金士傑三個人要做一個相聲劇，主題是『文化』這個東西，會因為一個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但是不再被需要的時候，自然會悄悄地和我們說再見了，花再多錢想去復興它，挽留它，未必有用。換句話說，他們想用一次『相聲劇』的演出，表示對相聲在臺灣消失做一個哀悼，就是替相聲寫一個祭文吧！可是當年，金士傑得到了一個基金會的贊助，去美國遊學了，聲川和國修就找上了我……由於沒人逼著我們硬要做什麼，由於票房的壓力不存在(那年那月舞臺劇能演出就不錯了，沒人去想票房)，由於三個人的創作理念接近，也由於三個人都還年輕，我最老，才三十三歲，都還很有闖勁兒，也都有足夠的熱情，不急不忙，也不浪費時間的，用了半年時間，刪掉了大約四倍的長度，最後變成了我和國修在臺上演出的長度。」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演了70多場，破了記錄，我很珍惜。」李立群說。
李立群對「表演工作坊」非常投入。他在臺灣出名，早期靠西餐廳走秀，後來更多的是通過電視劇。但從「表演坊」1984年成立，到1995年離開的十一年間，李立群幾乎沒有接過電視劇，只是在舞臺劇的創作的空檔，出於幫忙，客串過楊佩佩的幾部古裝劇。
他在書中寫道：「那是十一年，可以說是某一種人生中最重要的十一年吧！我一直被環境裡的人和事包容，做人的修養可以說已經壞到第一名了，壞歸壞，可是在年輕狂傲的路途上，創作和表演的工作，可從來沒放鬆過……(後來)國修離開了，去做屏風表演班。我和聲川接著又一個戲，一個戲地做下去，開會，討論、找資料，送審，租場地、拍戲、演出、回家、做功課，完了再重頭循環一次地來過。」
「『表演坊』的十一年我非常懷念，因為那十一年我結婚生子，得金鐘獎，不斷創作出『表演坊』還不錯的戲。每天的生活就是排戲之後回家，然後演戲再回家，所有的應酬都交給賴聲川，那段時間是幸福的。」李立群曾在接受訪問時說。
後來發生了什麼，兩人分道揚鑣？李立群曾在訪談中披露，1995年，賴聲川決定接下三百集「長壽劇」《我們一家都是人》，早上看報紙，中午馬上創作，晚上就進棚直播。熟悉電視圈的李立群堅決反對。「我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會把演員的慣性破壞……等這些演員再回到舞臺，我們的戲就會有越來越濃的電視劇味道。如果這個舞臺被電視化了，那麼它就不再是我心目中的舞臺了。」
最終，李立群離開了這個舞臺。
接著，來到大陸拍戲。《新龍門客棧》中的魏忠賢、《神鵰俠侶》中的歐陽鋒、《田教授家的28個保姆》……名聲一點點響起來了，只是這個時候更多的人記住了他是一個「演員」，「舞臺表演者」的身份變遠了。
在他的新書上，有一張2011年在上海和賴聲川、李國修的合影。相片上，三個老友並肩而立，笑容滿面，而在同一年，李立群曾在接受訪問時，袒露心跡：「(我)就是覺得遺憾。為什麼咱們倆那麼交心，到最後居然不能在一起工作？我們永遠都不會臉紅，因為我們不能忘記那十一年的患難感情。那種創作上的孤獨，我們相互支撐，但是那麼好的朋友，就是不能在一起，你能讓我說什麼？」
「您喜歡演好人還是壞人？」演講現場，有人提問。
李立群一聽，樂了：「您這問題，真……天真。」
想了想，還是認真作答。
黑道大哥，出門「做活」。和小孩擦身而過，低頭輕聲說：「小心，別掉了。」撿起孩子掉落地上的糖果。
「我大概會這麼去演一個壞人。」李立群說，「不管好人壞人，我儘量想法子演得像個『人』。」
自從1990年代來北上後，拍「國產電視劇」成了李立群的主業。
有時候，能碰上不錯的本子。2007年，李立群拍了電視劇《上海一九七六》，他覺得這部戲是有精神的：「當一個人不再自憐，抱怨就會停止，真正的成長也就開始了。」演對手戲的演員也很過癮，是法國一線演員讓－雨果?安哥拉德，主演過很多片子，在中國最出名的是《巴黎野玫瑰》和呂克?貝松指導的《尼吉塔》，五十多歲，很放鬆，內斂。李立群打了一個比方，「資深演員」就像是一個資深的鞋匠，廚師，不久就會相互聞到對方的功力。
「我演了那麼多悲劇，在悲劇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個人怎麼從瓦礫中站起來，走出來。在困境中成熟了，不自憐了，這樣的人是君子。我不是君子，但我試著去了解什麼是君子。喜劇的感覺是，我曾經帶給大家那麼多快樂，笑聲，在因果上，被投遞過快樂的人，會化成一股無形的力量，來滋潤你的老年，滋潤你的生命。如果有一天，趙本山，郭德綱老了，還在那兒抱怨，那也許他們的喜劇演失敗了。」
但很多時候，李立群也接不怎麼樣的戲。有一次，演上海灘黑白兩道舉足輕重的老爺子。可他只是個「形象」，而不是一個「人」，「每天要處理一大堆兒女情長的家務事。事情需要我出現，我就得眯著眼睛，滿宮滿調地走出來，聽事情，處理事情。只看到劇情中的被動，感覺不到這個角色裡，在內心世界的主動……」遇到這樣的本子，李立群就要琢磨：在這樣俗爛的劇情、臺詞裡，怎麼樣才能演出一個真有樣子的，黑社會在企業界的龍頭老大？
這個時候，李立群顯示了他的敬業，就是再爛的戲，他也不混，可有時候，心裡也會有些悲哀。他在書中寫道：「我這種感受，其實正是要展現老演員的能耐的時候，可是我怎麼好幾天都覺得，老演員真是悲哀，真是沒轍，好劇本都死哪裡去了？太陽都要下山了，人都要退休了，好劇本還在那裡走三步退兩步，等於後退的晃悠。乾脆自己下功夫，從表演方法，從臺詞的微調，從不同的專注方法，小心地一場場地，拍完它……也許是工作量太大，也許是不知道怎麼集中剩餘的體力，所以總是強顏歡笑在生活中，『強顏』總是不真，反而有點悲涼。我也不能用『養家餬口』來當成調和這一切的藉口……怎麼樣在這麼多年的妥協中，妥協地渾然天成？」
「國產電視劇」的糟糕，李立群比誰都清楚：「電視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太讓觀眾覺得似曾相識。打開一看，全是『諜報』，全是『穿越』，看得都快吐了。故事，臺詞，表演，鏡頭，衣服……似曾相識；有錢人的家，一看就是假的，似曾相識。觀眾大量審美疲勞，精力極限。演員、導演、編劇同時也產生了一種精力極限。在這樣一種精力極限的環境下工作、賺錢、服務，真是高度的自我控制，演電視劇已經沒有『演技』可言了，我個人是靠長年豐富的經驗和小聰明，去完成任務，就算了。電視劇不是一個高度，而是一個大海，演來演去，演不到一個高度，還是和大家在一個海裡，長進地在漂浮著。電視劇就是自來水，最棒的演員也就是自來水廠員工，儘量把水質改善一下而已。」
既然如此，李立群為什麼還要演那麼多電視劇呢？現場也有觀眾提到了這個疑問。
一方面，李立群自認開銷大，要努力賺錢養家，另一方面，在良莠不齊的大量演出裡，他也別有體悟：「不挑戲，不等戲，從年輕的時候，就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所以呢，格局就沒有周潤發、成龍那麼大。曾經，我羨慕過梁朝偉，羨慕他能安心演戲，票房又養得起他的生活，他很幸福。不過，現在一點不羨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沒錯，挑戲是保護自己，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拒絕成長。以前的人說，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如果一年才拍一部戲，十年才十部，會長進嗎？有表現得更好嗎？我不挑戲，沒有保護，都在演，坦誠地讓觀眾看到你最可愛最棒的時候，也讓觀眾可能看到你黔驢技窮，看到你不行，『他居然會讓演這個爛戲』，可他有沒有再混？在一個家庭裡，爸爸對著電視機和兒子說，四十年以前，我就看過他演的戲，真是棒，印象深刻，現在都老成那樣了，還在那兒演。兒子問，那他演的怎麼樣啊？還不錯啊――我覺得，我的演藝人生，如果是這樣，這樣就很棒了。」
李立群很喜歡看日本的「大相撲」，「看到那些壯碩肥大的選手們，在臺上臺下的心情和狀態，人前人後好多地方都有點像『演員』，不苟言笑，專注無比，為求勝利，所有的辛苦都不能掛齒，疲倦的時候要裝作很有精神，狀態極佳的時候，要裝成好像一碰就會翻過去的乖寶寶。相撲選手，除了要力大無窮，還得要心情放鬆，身體放鬆，放鬆到當自己的身體和對方的身體接觸到的時候，完全可以用身體『聽』到對方的勁道在那裡，重心在何處，然後加以攻擊，或誘擊之。那可是要千錘百鍊到泰然自若的樣子。這一點，不就像一個演員一般，走遍千山萬水，不論環境如何差，隨時隨地都能讓好戲上演，演出人世間的百態，而且能得到觀眾的滿意與歡聲。縱使沒有人滿意，我心要真能明白，真能聽見，好像是學無止境似的，我喜歡這種聯繫，這種境界，雖然我還是經常是在用蠻力表演。和其他許多專業一樣，只要努力下去，反省下去，一個老演員未來的路，還是有地方可以走的，只是看誰能表現出舉重若輕，泰然自若了。」
演講現場，掌聲熱烈。李立群笑說：「是真心覺得好，還是應付地拍兩掌，掌聲裡的情緒是聽得出來的。別裝傻，真以為是給你，所以，我還是規規矩矩出來，規規矩矩謝謝，謝謝來捧場。」「你現在還演舞臺劇嗎？」有人問道。「每一兩年，我在臺灣有個舞臺劇，為什麼呢？絕對不是過癮啊，藝人要想過癮，在每個角落都過得到癮。我演舞臺劇只有一個原因，電視劇對人能量的消耗大過一切，而舞臺劇恰恰相反，兩個月的時間，然後上去演90分鐘，演技是這麼慢地生長的。這些年我居然還沒有電視劇消耗殆盡，主要的原因，每隔一段時間要『回籠』，選擇劇團，劇本，導演，和一批互相增長的人在一起，補充營養。有次，我看中央四臺的訪問，訪問一個老學者，他最後說的一句話，我很羨慕。他說，我就是希望我的人生，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
李立群的家人都在加拿大，他很戀家。他曾說，拍戲荒廢了家庭生活，有時候是一種煎熬。這些年，內心尤其孤獨。
搭乘十多個小時飛機來拍戲的路途上，不停地想家，想老婆，想兒子，想家裡的角角落落，直到下了飛機，才開始收拾心情，專心面對工作。劇組多半住二星級旅館。一住下來，李立群會換一個亮一點的檯燈燈泡，擺上自己帶來的文具、茶壺、沉香和香爐，家人照片放在抽屜，買一兩盆可以澆水的花，或常綠的植物，偶然帶著老婆畫的畫稿，牆上一貼，稍稍妝點一些自家的東西，只求能感受到遙遠的家的窗明几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