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記者 黃小河 實習生 董牧孜
「讓她跳完她的舞，讓她跳完她的舞，現實太狹窄了，讓她在芭蕾舞中做完塵世的夢。」導演甘露用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句為紀錄片《我們在跳舞》作註腳。
「世界上最美的腳，是芭蕾舞演員的腳；世界上最醜的腳，也是芭蕾舞演員的腳。」一位年輕的芭蕾舞演員在紀錄片《我們在跳舞》中這樣說。穿起腳尖鞋，系上粉緞帶，立起的雙足裡隱藏著每一個芭蕾舞演員的秘密。
芭蕾舞在西方國家已有400多年的歷史，而中國的芭蕾舞演員開始立起腳尖跳舞，距今還不到60年。對許多中國人來說，芭蕾仍是一門陌生的藝術，芭蕾舞演員的生活更是難以想像的神秘。
著名紀錄片導演甘露帶領她的團隊歷時4年貼身拍攝中央芭蕾舞團（下稱「中芭」），用長達9個小時的大型芭蕾紀錄片《我們在跳舞》記錄了中國芭蕾舞發展劇變的10年，從演員們練功、演出到生活、戀愛，講述他們風光背後的競爭、奮鬥、無奈、孤獨與熱愛。
《我們在跳舞》於2010年1月、中芭成立50周年之際進行網絡首播，受到關注。「芭蕾舞圈的人幾乎都看過這部紀錄片，包括以前學舞蹈的董潔。」甘露說，「一些演員告訴我，他們會在晚上一遍一遍地看，每次都看得熱淚盈眶。難過的時候，這部片子讓他們擺脫現實，恍惚進入那個世界，回到他們起舞時最美的年華。」
《我們在跳舞》影像跨度將近10年，9個小時的故事分成《向前進》《燈舞紅》《誰起舞》《舞者夢》4個章節。前三部分別以中芭經典劇目《紅色娘子軍》、張藝謀執導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世界頂級芭蕾舞編導羅蘭·佩蒂來華執導《卡門》等劇目這些「大事件」為主要線索，展現中芭逐漸獲得國際性認可的歷程；第四部則以群像的形式呈現了新一代芭蕾舞演員的夢想與現實的掙扎。
甘露說，「很多人坦言非常喜歡第四部，可能因為是直接在拍人和他們的故事。儘管前三部都是以芭團的轉折性事件為主題，但我的目的並非簡單地記錄中芭的發展歷史，而是呈現人的內心和情感。」
《我們在跳舞》是目前亞洲第一部全面反映芭蕾舞演員生存狀態的紀錄片。紀錄片原聲音樂首次採用法語發音的芭蕾術語作為吟唱詞，被公認為是一個獨創。紀錄片開播3年來熱度不減，許多觀眾感動於芭蕾舞演員對極致的執著，甚至愛上這門從指尖到足尖追求完美的藝術。
甘露說，很多朋友告訴她看過這部紀錄片後特別想去看芭蕾，想看那些演員起舞的樣子。「這是拍片最讓我欣喜的地方，它不是只給圈內人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通過它了解芭蕾和芭蕾舞演員，這個目的達到了。」
太平街三號的故事
早在十幾年前，20歲出頭的甘露剛畢業就受到張藝謀導演的邀請，為影片《幸福時光》拍攝紀錄片。2002年，她為《英雄》拍攝的紀錄片《緣起》引起了不小轟動，電影紀錄片作為獨立的作品開始受到關注。隨後她又為《十面埋伏》、《功夫之王》、《赤壁》、《龍門飛甲》等大片拍攝紀錄片。
甘露同中芭「結緣」於2000年，張藝謀為中芭排練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甘露作為記錄者時常出入舞團。「那時我對芭蕾還很陌生，只覺得這門藝術真美，演員們那麼優雅，離我們那麼遙遠。」甘露說。中芭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太平街三號，芭團的鐵門內外是兩個世界。演員們吃住訓練都在鐵門內，只有一件事必須出門，就是演出。當時的團長趙汝蘅邀請甘露為中芭拍紀錄片，甘露一口答應下來。
中芭的隔壁是一家美容美髮足浴店，每天店裡上班的人都愛趴在窗口瞧這些經過的中芭演員，「他們很有氣質,女孩兒很美，男孩兒很帥」。看歸看，足浴店女經理卻說，「我以後有了孩子，肯定不讓她跳這個。」
女經理的話道出了芭蕾舞的真相：美麗和殘酷並存。
芭蕾舞是違反自然規律的舞蹈，開繃直立挑戰自己的極限。演員一般都是從9歲開始學習芭蕾，經過7年舞校芭蕾專業系統訓練，每年只有3-5人能考進中芭，從跳群舞開始慢慢走向舞臺，而能成為主要演員的鳳毛麟角。也許一個條件不錯的演員努力一生也只能跳到領舞或獨舞，這還要看機遇，站在舞臺中央的只有一個白天鵝。
據統計，中國目前13億人口中，真正活躍在芭蕾舞臺上的不到400人。芭蕾有著近乎苛刻的身體條件要求、訓練強度、難度、業內競爭與淘汰率。傷痛和減肥是演員們聊得最多的話題。
「哪一個行業是疼痛作業？」紀錄片中一位群舞演員問自己。女孩們常年穿著腳尖鞋，腳趾變形、大腳骨異常突出，指甲經常淤血，腳尖和趾間長滿繭子，有的人要掉兩次以上腳趾蓋，有些女孩甚至10個腳趾蓋都掉了。說起練舞受的苦，她們一向輕描淡寫，「小時候覺得這事特痛苦，長大了好像美好的事太多了，突然就忘了……」
每一個跳芭蕾的女孩都非常苗條、甚至是骨感的，但芭蕾的緊身衣會將體形上的一切缺點暴露無遺。為了瘦，女演員們有很多方法「折磨」自己：身上纏著保鮮膜、套上減肥衣去跑步，穿羽絨服捂汗，甚至完全不吃主食，一個女孩減肥減得例假都停了，弄出了一身的病。現任中芭團長馮瑛在紀錄片中說：「其實芭蕾帶給我的美好的回憶太少了，但它好像有一種魔力，不是它給予你很多的時候你特別喜歡它，也許它沒有給予你什麼的時候，反而你就喜歡它喜歡得要命。」
每個芭蕾舞演員都想做到最好，但「我愛芭蕾，芭蕾不愛我」是這門藝術真正殘酷的地方，很多人即使再努力也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自身先天條件直接決定誰將來能演王子和公主，誰將來會被淘汰掉。
芭蕾是青春飯。30歲幾乎意味著跳舞生涯的終結。
作為一名記錄者,甘露總在側幕觀察那些幕起幕落的瞬間，「我也為他們心疼，但當你選擇了芭蕾，或者即便是選擇了其他行業，你都要為它犧牲一些東西。芭蕾訓練那麼苦，但他們最美好的年華都獻給了這個舞臺。你能看到演員上臺時和在臺下時狀態是不一樣的，只要能在臺上跳舞，觀眾的注視和掌聲就能讓他們特別滿足。舞臺承載了太多的回憶，難以釋懷。」
中芭演員在訓練時會念誦法語芭蕾術語，那些瀰漫在練功房裡的法語單詞有種迷人、魅惑的旋律，給拍攝中的甘露帶來了配樂的靈感，「我們以法語芭蕾術語作為吟唱詞，做了好幾個版本的配樂，把演員們訓練時的喘息聲也加了進去。」《我們在跳舞》的原聲音樂被公認為是一個獨創。
4年貼身拍攝中芭之後，甘露對芭蕾舞演員的理解發生了變化，「我們都知道，完美是不可能的，這個世上很難實現完美，但芭蕾舞演員永遠無法停止對完美的追求。他們投身的就是這樣一個追求完美的藝術，為此受多少苦都值得，這可能是外人所理解不了的一種心境。。」
「有情商才能拍紀錄片」
《我們在跳舞》記錄了中芭最艱難的10年，也是命運發生轉折的10年，現在中芭可謂如日中天，幾乎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團抗衡，進最一流的劇院。「中芭這幾年的新劇目越來越多，現在政府也會給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幫助，整體發展比較順暢，芭蕾舞演員的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甘露說。
《我們在跳舞》的拍攝衍生了另一部紀錄片《時間之舞》。甘露跟拍舞蹈學院附中的一個班級，記錄學芭蕾的孩子們的成長故事，自2005年開拍已有8年，如今，當初的小女孩都成了大姑娘。「《時間之舞》與《我們在跳舞》的側重點不一樣，裡面有青春期的叛逆、孩子與父母的關係，也反映了中國的藝術教育與現實。」記者問及何時出片，甘露說拍攝仍在繼續，「不著急，紀錄片需要時間的沉澱，耐得住才能有東西沉澱出來。」
「有情商才能拍紀錄片。」甘露說，「紀錄片是記錄人與人的關係。拍《我們在跳舞》時，我作為記錄者是很敏感的，芭蕾舞演員也是很敏感的，當敏感遇到敏感，不是被攝者把你當空氣，而是相互之間要有交流。交流不在於說多少話，而是一種內心的默契與信任。」
甘露自言從沒把自己當導演，投身紀錄片，只因為熱愛，一拍就拍了十幾年。每年中央芭蕾舞團出國演出時，演員們都會給甘露帶來貼心禮物；儘管大家都忙，也會定期聚一聚、聊一聊。「這麼多年我一直在拍（紀錄片），收穫了許多朋友，他們的信任和感情是我最珍惜的東西。」
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女漢子」才會做紀錄片，甘露剛好相反，第一次見她的人都驚異於她的文氣瘦弱。甘露生活中的「星光」令許多人豔羨，一畢業就與張藝謀合作7年，吳宇森、朱延平、徐克這些電影界響噹噹的人物都找她做「御用」紀錄片導演。
甘露笑言，與大導演合作這件事本身並沒有什麼壓力，壓力主要來自於自己的「精益求精」。「這些導演都是閱人無數，找你拍片子，是看你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做藝術，只有喜歡還不夠，關鍵是要有能力去完成。」
「我雖然性格內向，但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兒，拍紀錄片一定要不卑不亢，要有尊嚴。」她坦言拍紀錄片非常辛苦，投入起來經常忘了吃飯，「別人只看得到你的幸運，看不到你的辛苦。訴苦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你自己的選擇，選擇了就要為它付出。」
甘露因紀錄片《緣起·英雄》成名後，幾乎大片的導演或投資方都找到她拍電影紀錄片，這些邀請大多被甘露婉拒了，工作室現在每年只接1-2部電影紀錄片，「我會想想究竟值不值得。不想弄成一條流水線，我希望拍有生命力的作品，不會因為電影宣傳完了就沒有價值了。」在甘露看來，一部好的紀錄片不張揚，有種暗湧的東西在裡面，「紀錄片究竟是小眾的東西，每個人對 好 的標準都不一樣，能真正打動人心就夠了。」不管拍什麼題材，還是要看創作組的心態，「做紀錄片，一定要有誠意。你的浮躁與功利都會反映在作品裡，沒有人會看不出來。」
儘管如此，甘露並不認為電影幕後紀錄片和其他紀錄片屬於兩個題材，「電影紀錄片的確能起到宣傳作用，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用是否有商業性質去衡量和區分紀錄片。但對我來說，芭蕾舞演員和劇組的工作人員，他們只是不同的群體，在做不同的事情而已。對於一個記錄者來說，記錄二者的性質又有什麼不同呢？我們共同經歷過那樣一段時光，所有相處都有情感在裡面。」
目前，甘露的緣起英雄紀錄電影工作室有幾部紀錄片正在後期製作當中，其中包括關於藝術支教的公益紀錄片《讓夢飛翔》，以及徐克導演的第二部3D電影《狄仁傑前傳》電影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於2012年受徐克導演之邀拍攝，將於今年9月底推出。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