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說在越戰悲劇中受到重創的方方面面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例外論」傳統。美國一直迷信自己的價值觀念無與倫比並可以推及全世界，而自越戰以來，就這些價值觀念的意義以及是否還應該不遺餘力地加以促進和捍衛引起了重大分歧。這些分歧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今後，除非美國就這些問題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一致，否則它仍不會消除越南戰爭的陰影。」
不太久之前，前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和我一起追憶他當總統以及我們在政府供職的那段日子。隨著時光流逝，大多數往事都變得模糊不清，但我們共有的一個經歷永遠不會從我們的腦海中抹去，那就是最後一批美國人以及大批難民從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屋頂上撤離的那一天。
1975年4月的最後一日，福特和我單獨呆在各自的屋裡：他在橢圓形辦公室，我則在安全顧問的官邸。五角大樓不時打來電話報告每架直升機的撤離情況。一個月來，我們一直疲於調解部門內部無休無止的爭論：是加速最後一批美國人的撤離行動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險，還是延長撤離時間以允許最大限度的越南人逃離；是放棄向國會提出援助越南的請求，還是繼續提出申請。福特和我一直力爭放慢撤離速度以及堅持援助申請。福特總統佔了上風，他的堅決支持使13萬越南人能夠逃離滅頂之災。
在越南悲劇中受到重創的方方面面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例外論」傳統。曾幾何時，幾乎是全球都信仰我們的價值觀念的無與倫比性以及它們在世界各地的意義。如今，這些價值觀念的意義以及我們是否還應該不遺餘力地促進和捍衛它們引起了激烈分歧。自那以來，這些分歧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的實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美國例外論的黃金時代進入印度支那的一代人就是所謂的最偉大的一代人。這代人制訂的戰略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趨於穩定、使歐洲得以重建、使德國和日本與其它國家和睦共處，並遏制住蘇聯向歐洲和朝鮮半島的推進勢頭。這種戰略綜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以及從新政實行時期得到的哲學，集中精力遏制蘇聯的入侵，並在美國保護下一些地區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從而使共產黨沒有機會在這些國家的內部興風作浪。
在這一時期，美國在冷戰的做法一向引起嚴重分歧，尤其是在知識界和學術界。他們的看法是，要麼共產主義的威脅被誇大了，要麼美國為了維持它自稱為自由捍衛者的地位而與太多受質疑的政府建立聯繫。但他們的批評局限於具體政策是否明智，而不是這些政策所基於的價值觀念的意義。
隨著甘迺迪時代的到來，這位新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對這項政策進行了最全面的闡述。他承諾美國將「付出任何代價，肩負任何重擔，迎接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當時，實際上沒人反對這種承諾，也沒人反對印度支那是捍衛自由的必要前哨這一流行看法。
在甘迺迪準備就職之際，艾森豪建議美國向寮國提供軍事援助，如果北越繼續在那裡採取幹預行動的話。甘迺迪在上任的兩個月之內，把海軍陸戰隊派到與寮國毗鄰的泰國。他後來停止直接幹預(儘管中央情報局採取了秘密行動)。但到了1961年12月，河內通過寮國領土向南越提供援助，並加劇了遊擊戰。甘迺迪開始向南越派遣軍事「顧問」。到了1963年年底，這種顧問數量達到1.6萬。林登·詹森總統更是變本加厲。到詹森離職時，美國派往南越的作戰部隊已超過50萬。再次，沒人對如此大規模的部署行動提出強烈反對，無論是政府內部還是政府以外都是如此。儘管後來人們把這個決定歸咎於詹森，實際上是甘迺迪最親密的顧問——麥喬治·邦迪、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迪安·臘斯克——敦促採取這種升級行動的。
到詹森下臺之際，人們開始產生失望的情緒。在以前每場美國戰爭中發揮作用的戰略——通過消耗來制服對手——不可能用來對付遊擊隊員，因為這些人不是去保衛具體的領土，因此不會選擇何時何地去打仗。印度支那的非共產主義國家也不符合我們歐洲盟國制訂的民主標準，從而使人們對戰爭的道德目的提出質疑。而對那些作出派遣美國軍隊的決定的人而言，越來越大的自我懷疑加重了甘迺迪遇刺引起的失望情緒。
儘管領導人受到這種困擾，持批評態度者對美國捲入外國行動的真正實質提出挑戰。他們認為，戰爭是不可能獲勝的，它的代價超過好處。這種看法的蔓延速度與美國的部署行動一樣快。一開始，持懷疑態度者老是想著如何找到體面的方法撤離。但在幾個月之內，美國例外論本身受到質疑。抗議者越來越強烈地認為，這場危機的最終原因不是判斷錯誤，而是美國生活中的道德風氣的墮落。對激進的抗議者來說，共產黨在印度支那取得的勝利——近二十年來美國的兩黨政府一直想方設法阻撓他們取得勝利——是值得在全國大搞淨化運動的。持批評態度者不再對美國是否值得這樣做提出質疑，而是對美國在越南乃至在世界各地的行動發出疑問。在越南戰爭期間，著名美國人士對敵對國家的首都進行了引人矚目的訪問——這可是破天荒頭一回。
到理察·尼克森當選總統之時，戰線業已劃定。使我們陷入困境的權勢集團士氣低落，放棄了拯救任務。他們把陣地讓給抗議者，或者加入他們的行列攻擊尼克森政府目光短淺。激進的抗議者肯定自己在道德方面優人一等，認為為實現目標沒有必要採取克制態度。通過走上街頭抗議和有意挑戰任何權威——從大學到美國政府——他們設法推翻任何旨在證明美國在二戰後制訂的政策所基於的價值觀念是正確的任何政策。
尼克森正是在這種困境之中上臺的。他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擺脫這一困境，而實際上是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不過，儘管他也猛烈攻擊權勢集團，他也是「最偉大一代人」的產物。他想方設法滿足溫和的批評者提出的體面撤離的要求。尼克森在開始與越南政治局委員黎德壽首次談判時，提出美軍撤離的時間表以及能讓南越人民擁有真正選擇的種種方案。尼克森不會接受——直到最後河內也沒有停止要求過——的是強行成立共產主義政府。
當結果證明經過談判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時候，尼克森單方履行他作出的使美軍撤出越南的競選承諾。到尼克森第一任期結束之際，他在這一過程中把詹森政府末期美方每月的傷亡數量從1200人減至每月30人。並且他單方把美軍人數從55萬減少到3萬。
這一進程中的許多階段引起極大爭議，它們應該受到很大重視。越南問題引起的分歧使得許多文章把注意力集中在尼克森有意延長戰爭和犧牲美國人的生命上面，暗指他拒絕採納某種體面的方式。
知識界的類似分歧加深了政治分歧。我還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知識分子很少在政府中得到很高的職位。如果他們想影響政策，就不得不就較長期問題撰寫長篇大論。甘迺迪政府喚醒他們想謀求政治權力的意識，他們想參加政府內部的政策討論。在這一進程中，他們分為兩派——在政府中謀求職位的人和革命者。謀求職位者對決策者們亦步亦趨；革命者則支持抗議運動的觀點。無論是哪一種人，他們加深了美國的分歧，而不是幫助克服這些分歧。公正評價越南戰爭仍然是我們的難題——不是如何對個別總統作出公正的歷史評價，而是找出一個國家悲劇的歷史真相。
自從越南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決策者們主要分為三派：
●一派主張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戰策略運用到新的局勢之中。
●一派是在柯林頓執政時期獲得高位的抗議越南戰爭運動的成員。
●一派是並不記得越南戰爭引起分歧的新一代。他們如今面臨的世界與要麼造就冷戰鬥士，要麼造就越南戰爭抗議者的世界大相逕庭。
由於受到越南戰爭的震動，許多自由派人士和知識分子撤出戰略領域，在可以通過不使用軍事力量就能得到解決的「軟問題」上重新定義例外論。結果，傳統美國戰略基本上成為保守派和非保守派這兩個詞的出處。一向對遙遠戰場感到不滿的美國右派集中精力掀起大規模的反共產主義運動和維持戰略平衡，尤其是軍備控制談判方面的平衡。在裡根執政期間，這一派人的蘇聯對手由於幾十年來的過度擴張而遭到削弱，他們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
不過，隨著蘇聯的解體，修改國家戰略以適應冷戰後世界的必要性令許多保守分子大受困擾。在裡根下臺之後，他的一些追隨者繼續強調他的言論，但卻忽視了他在80年代制訂的精明戰略。他們似乎分為兩派(尤其是非保守派集切)，一派尋求一個新危險來取代蘇聯，另一派則謀求重新給美國例外論下定義以便在全球推動民主。在大多數時候，中國被當作是個目標。
柯林頓政府中的許多人——尤其是開明派人士——從越南戰爭中得出的結論對傳統美國對外政策構成了重大挑戰。他們把冷戰看作是誤會，如果不是美國發明創造的話。他們在國家利益的概念面前退縮了，不相信動用武力，除非出於某些「不自私」的理由——這就是說，沒有涉及美國的特定國家利益。柯林頓總統在許多場合下和在許多大洲上，對其前任的行動表示道歉，他有意把這些行動說成源於冷戰態度。但冷戰不是想像出來的；這涉及生存問題和國家目的。對從艾森豪到布希等美國總統的這種低毀——基本是十分不正確的——使人們對美國態度的堅定性產生懷疑，即使是在政府進行道歉的時候。
為50年美國歷史進行的道歉與對動用美國力量的不安情緒相一致。例如，在科索沃，北約的行動使傳統國家利益上升到全球人道主義原則。所有領導人都把這一主張當作是此次雄心勃勃行動的顯著特徵。但6個月後，還是這些領導人由於擔心俄羅斯的力量而不願把科索沃原則運用到車臣——這裡的平民傷亡人數要大得多——問題上。那些自封的道德家所制訂的對外政策兜了個圈子(有點虛偽)又回到那個著名的行為準則——在對外政策方面，沒有不可能的事，對外政策是相對學。
或者考慮一下柯林頓政府對伊拉克的態度與對科索沃態度之間的區別。1998年12月，伊拉克把作為結束海灣戰爭的條件而駐紮在那裡的聯合國核查人員趕走了，從而使我們遭受戰略失敗。政府的反應是在四個夜晚進行轟炸。但三個月後，它卻連續78天不停歇地轟炸南斯拉夫，其目的是為了追求所謂的人道主義利益。這兩次行動都是在不願意接受最終轉嫁到美國公眾身上的傷亡的情況下實施的，而對其對手而言，卻不涉及什麼重大利益。不過矛盾的是，對國內騷動的擔心以及是否動用美國力量的矛盾心理到頭來使危機更加頻繁並使其更加難以解決。也許
正因如此，柯林頓政府捲入的毫無結果的軍事行動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都要多。
越南戰爭使新的一代人分為兩大陣營：一個陣營謀求不冒任何風險地運用我們的價值觀念，另一陣營令人難以捉摸地為我們的國家戰略尋找一個焦點。這並不是因為這一代人受到印度支那戰爭引起的爭論的困擾，他們基本上並不熟悉這些戰爭。也不是因為他們對利已主義行為抱有內疚感，他們在經濟活動中一直竭盡全力地謀求這種自我利益。但他們對這段歷史或者我們的國家政策幾乎一無所知，因此他們在國際政壇中缺少方向感。對他們形成誘惑的是，柯林頓的那種不冒風險地令全球感到滿足的概念以及精明地追求自我利益將最終帶來全球和解的這種看法。
這樣一種做法是有可能的，這僅僅是因為我們的世界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爆發大戰的危險。在這樣一個世界，美國領導人中冷戰後一代人(不管脫胎於抗議運動還是畢業於商學院)發現，很難想像對外政策僅僅包括對世界上其它地區給予指導的內容。這使我們的外交活動充其量只不過是履行美國的議事日程。當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與自以為高人一等和自以為公正善良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支配變得令人不愉快，領導地位逐漸被看作是霸權主義。但霸權主義帝國幾乎全都自然而然地招致全球抵制。
經濟學不會為國家戰略提供一個替代品。全球化世界只有通過社會的動亂和緊張局勢才會實現。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仍然是解決這些危機的政治單位，它本身正在經歷變革。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正在解體，要麼變成種族實體，要麼加入了更大的地區集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構成的政治難題是以前哪個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
如果我們的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難於解釋國家利益的概念，或者把使用武力當作最後一招，他們就不會實現道德上的升華，而是逐漸陷於癱瘓狀態。當然，任何國家利益的概念都不會成為美國概念，如果它不來源於我們的民主傳統，也不關注集體安全的話。但我們必須準備好面對現實帶來的一些難題。對我們的生存而言，我們必須設法預防什麼，而不管這意味著多大的痛苦?對我們自身而言，我們必須試圖實現什麼，而不管取得一致有多麼困難?我們有必要糾正什麼錯誤?什麼既超出我們的能力，也不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不會消除越南戰爭的陰影——也不能夠解決新的難題——除非我們能夠在這些問題上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一致。這要求辯論者之間相互尊重，相信——在越南戰爭期間人們幾乎失去了這種信心——我們參與了一個共同的事業，而不是為了結束一場戰爭。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許在競選總統期間避開這些問題，但一旦進入橢圓形辦公室，獲勝者就不能夠逃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