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這種片能拍出來就已經贏了

大家好，我是馬香玉。

用手機拍電影，早就不是稀奇事了。​

陳可辛的《三分鐘》，賈樟柯的《一個桶》，西奧多·梅爾菲的《女兒》……都是手機拍的。

《女兒》

曾驚豔聖丹斯電影節，在好萊塢引起不小反響的《橘色》，由於預算有限，也是全程使用手機拍攝。

儘管手機拍出來的畫質，不如專業的電影攝影機。

但是，也有獨屬的優勢。

其便攜性決定了即時性，即時性帶來了臨場感。

可以第一時間捕捉到各種突發情況。

隨時隨地記錄各種驚心動魄的事件。

今年就等來了一部完全由手機拍攝的紀錄片，那個震撼，到現在香玉還心有餘悸。

《午夜行者》

Midnight Traveler

各評分網站，給出一致好評。

豆瓣 8.2。

爛番茄新鮮度 100%。

還獲得了第35屆聖丹斯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的「世界電影單元紀錄片」大獎。

一部手機拍攝的紀錄片，何以獲得如此高的評價？

下面就讓香玉帶大家一探究竟。

漫漫逃難路

丈夫法齊利和妻子法蒂瑪，兩人都是導演。

2015年，法齊利拍了一部關於塔利班指揮官的電影，諷刺和聲討了這個組織。

沒想到，這部電影激怒了塔利班組織。

他們殘忍地殺害了電影中飾演指揮官的演員。

並且嚮導演法齊利發出了格殺令。

為躲避塔利班的追殺，法齊利一家逃到塔吉克斯坦，尋求庇護。

但申請了14個月，依然沒人同意保護他們的安全。

那厚厚一沓的庇護申請書，也全部作廢。

法齊利和妻子，以及兩個女兒娜吉絲和扎赫拉，被遣返回阿富汗。

回到阿富汗稍作停留，他們決定再次尋求庇護。

這回將目的地鎖定在了歐洲。

逃離阿富汗，就此開啟了一段生死未卜的奧德賽之旅。

3年，3500英裡，6個國家，25小時的錄音，300小時的視頻錄像，最終濃縮為這部90分鐘的紀錄片。

從某種程度上講，《午夜行者》像是一部家庭日記影像。

也可以說是一支超長Vlog，或者說是一部紀實公路片。

只不過它的內核，並不是家庭溫馨的日常。

而是逃難。

正如電影開場，大女兒娜吉絲的畫外音如是說：「這是一個通往地獄邊緣的故事。」

離開阿富汗後，法齊利一家就基本處於「無國籍」的漂泊狀態。

這也意味著，他們的基本人權被剝奪了，在很多時候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法齊利盯著腳下逡巡的螞蟻說：

「他們是生物，有權利呼吸、行走、生活。」

這些螞蟻，就是他們自己。

在後來的影像中，法齊利多次向觀眾展現拍攝所用的設備。

手機，和一個章魚三腳架。

他和妻子時而會互相拍攝對方。

一個人拍攝著另外一個人正在拍攝的畫面，形成天然的畫中畫，元電影。

手持，劇烈晃動，夜間噪點大。

這是電影畫面給人最直接的感受。

在這些粗糲原始的影像中，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穿越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到達匈牙利。

他們輾轉於各個國家的難民營，迎接他們的無不是嚴酷的挑戰。

在田野和森林中跋涉，在潮溼的地面露營，鑽過鐵絲網，睡過爛尾樓。

受限於手機拍攝的深焦鏡頭，所以在任何時候，人物和環境都是融為一體的。

在這部電影中，短板變優勢，反倒更加應景了。

我們還目睹了發生在保加利亞，對移民的暴力事件。

那天法齊利一家走在街上，突然有一群小混混衝出來想要打他們。

事後妻子法蒂瑪說了一句：

「我們來到了一個跟阿富汗一樣糟糕的地方。」

隨後有電視臺的記者來採訪法齊利。

記者要求法齊利把手中的手機放一放，不然會擋住他的臉。

他卻回答：「我是一名電影工作者，我正在拍攝我的作品。」

然而可笑的是，剛有警察和記者願意為這些難民主持正義，結果第二天晚上，就變本加厲。

又來了一群保加利亞人在他們的樓下抗議，大喊著要把這些難民驅逐出境。

就算警察趕來維持秩序，也是和這群混混站在同一邊，甚至還打了難民。

但這些痛苦的時刻，都不及在無盡的等待中，難民營每天的煩悶來得震撼。

影片最引人注目的衝突，來自法齊利和妻子偶然爆發的一次口角。

有種無聲處聽驚雷的力量。

法齊利和鄰居打了個招呼，誇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關上門後，妻子就生氣了。

兩人為此爭論了起來，妻子還讓他把這段掐了，別錄。

這突如其來的爭吵，像極了劇情片中的橋段。

可那分明就是真實生活中發生的。

嘴上笑嘻嘻，心裡罵咧咧。

—「我在電影裡和上千個女演員合作過，我還在電影裡親吻了別人，這要怎麼說？」

—「那又怎麼樣？我也在電影裡和很多男演員合作過，還飾演過他們的妻子。」

夫妻兩有來有回，誰也不肯讓步。

然後妻子總結了一句話，其實也相當於是整部電影的一個角註：

「我做這些只會在電影裡，但在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

這種不確定性包裹下的日常，串起了整部電影。

他們既要忍受著反移民的種族主義，也疲於應付各種可能發生的矛盾和意外。

他們的生活，其實比電影更像電影。

電影很骯髒

不過，就算一路充滿坎坷，《午夜行者》仍有其溫柔的一面。

這是屬於家庭電影的品質，在全球移民危機中，展現人性。

法齊利說過，拍攝使用的手機，構成了他身體的延伸。

相當於是多了一雙眼睛。

目的就是要打破觀眾與屏幕間的壁壘。

觀影的過程，會有一種親密感，令人不安的親密感。

如見其人，感同身受。

好想你成了這個家庭的第五個成員。

你會出現在這個家庭每一個關係或緊張或平淡的時刻，聽見尖銳的爭吵和悽厲的哭泣。

而一旦達到這種效果，同時也意味著，導演本人在這部電影中消失了。

整部電影，最大的缺失就是法齊利自己。

儘管導演既是這部電影的創作者也是親歷者，但他儘量隱藏在鏡頭後面，把時間留給妻子和孩子。

他在一個採訪中說：「在這部電影中，我的家人遇到的問題越多，我看到的痛苦就越多，這部電影也會越好——但是我不知道，當時我的責任是什麼。父親，丈夫，還是導演？」

導演本人沒有表達作為創作者的想法，可能會削弱電影的情感力量，但守住了紀錄片的底線。

他給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導演，其次才是一位難民，一位父親和丈夫。

但。

這樣的身份，在電影中有過唯一一次例外的反轉。

這次例外，堪稱神來之筆。

也留下了整部電影最溫情的片段。

那便是在小女兒扎赫拉失蹤的時候。

法齊利感到非常不安，發動了整個難民營的人一起去尋找。

在那一瞬間，他心想：

「我竟然會在大晚上，帶著一群人在樹林裡找一個小女孩。這不就是電影裡最棒的畫面嗎？」

他覺得應該帶著手機，打開攝像頭，然後去尋找扎赫拉，說不定會拍到前所未有的畫面。

女兒失蹤，他的第一反應竟然是為電影收集素材。

事後法齊利說，當這個想法冒出的那一刻，我非常憎恨自己。

他通過畫外音回憶：

「我很慶幸自己是一名電影工作者，我很熱愛電影。但有時候電影很骯髒。我恨自己，我討厭電影。」

在打消這個念頭後，尋找的過程沒有被拍攝下來。

下一個鏡頭，是小女兒扎赫拉的微笑。

原來她沒有失蹤，只不過一時走遠了。

這是整部電影最令人動容的瞬間。

法齊利說，「有時候，電影很骯髒。」

就算拍攝的環境再亂再髒，但只要創作者的想法是乾淨的，電影就是乾淨的。

反之，如果想法是骯髒的，電影也會是骯髒的。

是電影讓法齊利成為了難民，也是電影讓他留下存活過的印記。

他當然不希望這部電影變得更糟，也不指望能拍得多好。

他只是希望，這部電影能儘快結束。

在塞爾維亞的難民營，等待了475天。

法齊利一家的名字，終於出現在獲準進入匈牙利的名單頂端。

他們繼續前往匈牙利，處理庇護申請。

唯有通過非法偷渡，到達歐盟邊境，他們的庇護申請才得以受理。

何其諷刺。

他們順利進入歐盟，此時距離離開阿富汗，已經過去了594天。

不過這還沒完。

在匈牙利邊境的轉介區裡，他們又被監禁了三個月。

申請依然沒有回覆。

他們的徵途還沒有結束，只是電影不得不提前結束了。

法齊利說：

「我想像著，我們已經抵達了目的地。待在一所公園裡，然後我拍攝了電影的最後一個畫面。」

然而，這個願望，不過一次妄想。

第二天太陽照常升起，仍有人飄零無依。

發聲即價值

如果有人問，拍攝這樣一部電影，有什麼意義？

是不是在刻意賣慘？

香玉想說，發聲，就是它最大的價值。

據聯合國估計，2018年有708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其中將近2600萬難民，超過一半的人不到18歲。

就像《午夜行者》中的家庭一樣，顛沛流離，尋一隅安身地。

由於此次疫情，更是導致難民的危機加劇。

他們的力量和聲音都很微小，很少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

這就意味著，他們的遭遇僅能依靠他人轉述，容易被不應有的敵意誤讀。

如果說，在這之前，難民的困境只停留在新聞報導的文字。

那麼，這部電影讓難民的生活，變得真實可見。

到底有沒有在賣慘，你可以親自看一看，再做判斷。

《午夜行者》的即時性和稀缺性，完全彌補了它視覺上的局限。

它值得被肯定。

至於很多人關心的，法齊利一家人後來的處境到底怎樣了？

直到這部電影播出後，他們的旅程還未結束。

自2018年4月以來，他們一直滯留在德國的北威州，等待德國批准他們的庇護申請。

談及對未來的期待時，法齊利說：

「我覺得自己像個寄生蟲，極度卑微，也想過放棄。

但正是這部電影給了我希望，給了我活著的感覺。

所以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到達的。」

又一次，我們見識到了，電影的力量。

足以對抗時間和偏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