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假面狂歡何時休?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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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假面狂歡何時休?

                     

      最近讀《王蒙自傳》，不由得感觸頗深。歷經半個多世紀風雲變幻的王蒙，已積累了足夠的智慧與膽識的王蒙，應該更有資格也更有責任對文壇「說三道四」。他說：「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再沒有這樣的作協，（給作家）發工資，定級別，發獎金，分房子，報銷旅差、醫藥、困難補助各色費用，組織評獎，組織出國對外交流，同時，作協機關也給自己帶來了好處，多少人在這裡獲功名，得升遷，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員的待遇，不但有科級處級，而且有局級正副部級。這樣，作協也就可能成為一個名利場，競技場，爭鬥場，晴雨表，也可能變成一個自我周轉自給自足的機關小衙門，這個協會可能今天掌握在這幾個同志手裡，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與某些作家特別親近而與另外一些作家疏遠。……負責文學的作協的存在，會成為吸引眾位作家更加關注地位的升降、權力與資源的分配，而不是關注文學的根由。」可謂語重心長，良藥苦口，我忽然對王蒙多了一些理解和敬重。

　　有人說，上世紀初「上帝死了」，還有人說，本世紀初「文學死了」。我進一步設想，假如都是「死了」，結果會怎樣？「上帝」之「死」，換來的是「人」的解放，「文學」之「死」又換來什麼？難道就是中國文壇這種非文學的假面狂歡嗎？

      時下，呼朋引類、呼風喚雨的偽文學、非文學、秀文學、玩文學成了最大贏家。懷敬畏之心對待文學的人，已不合時宜，「文學葉公」如過江之鯽，比比皆是。各種名目的學會、協會、研究會、創作基地、文學館如雨後菌類不斷繁殖，越來越多的人跟著起鬨架秧子，文壇也被成功地打造成「鑼鼓喧天，紅旗招展」的鬧劇舞臺。只要能奪人眼球吸引看客，鬧劇也是劇，「皇帝的新衣」也是劇。文壇需要忽悠，需要作秀，需要造勢，需要碰頭彩，需要花拳繡腿，需要旁門左道，需要「政績工程」，需要「驚駭俗世」……明明面子活兒，明明過眼煙雲，明明紙糊的燈籠草扎的船，明明「驢糞蛋表層光，裡面一包糠」，若能邀功領賞，名利雙收，也在所不惜，決不彷徨。　　欲望的時代只能產生欲望的文壇。這裡可以沒有辛勤筆耕的小說家，可以沒有憂患家園的詩人，可以沒有追問存在的學者，卻不能沒有形形色色的文壇能人。他們經多年曆練，早已身手不凡。文壇的繁華與文學的繁榮本不是一回事，他們卻可以移花接木，怪招迭出，硬把文壇與文學的區別抹平，在繁華與繁榮之間劃上耀眼的等號，且堂而皇之，輕車熟路。如果說能人們對文學從無興趣，恐也不是事實。級別和頭銜先放在一邊，有些人確實與文學創作若即若離過，與「作家夢」千絲萬縷過。他們不少曾是文學票友，出於各自原因，也多少寫過些東西，如今激流勇退，金盆洗手，除了對文學寫作難有作為，其餘的皆不在話下，日子也越來越體面。他們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折騰的水平大大超過了寫作的水平。他們明白，若在文壇吃得開，場面上的造勢能力必須要強於案前的寫作能力。君若不信，稍留意一下就可知，時下在各種喧譁的場面中如魚得水者，沒幾個是正兒八經寫作品的人。以至於熱鬧的文壇日趨熱鬧，寂寞的文學日漸寂寞，這種離奇的「馬太效應」，已經成了中國文壇之怪現狀。

　

　非文學的反客為主，必然加劇文壇泡沫的四處飛濺，躲都躲不開。用不著隔三差五，便會有佳音速遞。昨天某家「學會」敲鑼打鼓，宣布某地區為中國「散文之鄉」；今天便有另一家「學會」另闢蹊徑，新鮮出爐了某項「終身成就獎」，其餘音繞梁數日。不經意間，今夏西部詩歌節又唱響「詩歌宣言」，其聲部之莊嚴整齊，使人唏噓。記得兩年前，韓石山曾呼籲「粉碎中國作家的『軍事建制』」，終因其意圖兇險而未能得逞，卻反而招致各路文學諸侯旌旗飄飄，風雲滾滾，還不時有「文學××兵團」、「文學×軍五少將」、「××三棵樹」、「××四劍客」之類的後生嘯聚一方，大有壯我文壇軍威，捨我其誰的架勢。

　　這是一個沒有文學偶像、只有文壇明星的時代。「出名」與「出色」本是兩回事，攪進文壇就說不清了。文學「大師」很難顯形，潛心寫作的作家如瀕危動物，更多的作家軍心渙散，在那裡左顧右盼，心猿意馬，寫作幾乎成了點綴。一旦有作品出來，就開始忙於竣工典禮般的名為研討、實則炒作的造勢。最見功力的還要算某些搖唇鼓舌、見風使舵的評論家。利益的驅使他們永遠疲於奔命，煞有介事，其「敬業精神」令人動容。他們與傳媒聯姻，被各種紅包餵得油光滿面，其表演功力早已爐火純青，足以笑傲江湖，說他們不是公眾人物，恐怕連自己都會喊冤叫屈。

　　

　　一個作家，如果使人感覺不出他有多少文學氣質，或者說，他身上散發出的多是官氣、商氣、江湖氣和文痞氣，不用說他的文學氣數已盡，即使還拖著唬人的光環，也不過是個泡沫。但文壇的情形千奇百怪。有些作家多年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卻練就了一身「詩外」功夫，照樣欺世盜名，並能在文學與非文學領域佔盡風流。他們的基本狀態是，名頭雖響，殼子雖大，作為作家的能量已是強弩之末，但作為社會公眾人物的「泡沫指數」卻居高不下，而恰恰是文壇為之提供了最適宜的生長環境。按說，文學界人士一旦變成譁眾取寵的公眾人物，評論界就應該忽略他，讀者就有理由唾棄他。文學史是最不講情面的，優勝劣汰的法則永遠成立，從此意義上，這類人倒也無損於文學。堪憂的是，一些本來極有天分和潛力的作家，竟也東搖西晃地找不著北了，致使寫作質量直線下降；更令人扼腕的是，有的作家本有大家的寫作氣象，卻也心浮氣燥，逐漸喪失了經典寫作的能力。我甚至想，即使清醒篤定、潔身自傲如王小波者，像文壇這麼個折騰法，還會不會被人們視為「高手在文壇之外」，真的很難說。

　　但我相信，孫犁先生若活在今日，仍會恪守「文學乃寂寞之道」的信條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主張，而孫犁之耐得寂寞，之深居簡出，之不願拋頭露面，在中國文學界更是有口皆碑，堪稱異數。他從不把自己當官員，他很少出席各種會議，即使去了也不願坐主席臺，只有回到自己那間堆滿各類書籍的簡樸小屋，他才感到踏實。孫犁曾把《敬齋泛說》中的一句話貼於座右，引以為鑑：「吾聞文章有不當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踐行這五條，對於孫犁不過尋常事，而對於相當多的中國作家，哪一項都成了難以逾越的標高。

　　

        文學寫作永遠是一種個體生命的勞作，如同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誰也無法越俎代庖。文壇活動和作家聚會當然可以存在，但應該圍繞著文學的本義展開，應該充滿了真理般樸素、赤子般誠懇、陽光般透亮和宗教般情懷。前蘇聯作家帕烏斯託夫斯基在《金玫瑰》中多次提到，他和蓋達爾、羅斯基、格羅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都在索羅特恰地區過集體生活，文學成了他們相聚時的一切，文學也淨化了他們的精神和情操。類似的記載在19世紀的法國文學史中亦不乏其例，作家常常是以民間沙龍的方式保持彼此的交流風氣和暢言氛圍，至今為人樂道。《金玫瑰》這本關於作家的「勞作」札記，就講述了巴黎文學沙龍中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左拉指出，作家寫作只應當根據精確的觀察，想像力無關緊要，他左拉就是這樣做的。當時莫泊桑也在場，他當即問左拉，那麼您常常根據報上的一條簡訊就寫出一大部長篇小說，而且一連好幾個月足不出戶，又該如何解釋？左拉沒有作聲。莫泊桑拿起帽子就走了。莫泊桑不是故意輕慢左拉，而是他不允許任何人對文學想像力如此漠視。這種敬畏文學、熱愛文學的直言場面，在歌舞昇平的中國文壇真的是久違了。

　　而一旦文壇折騰慣了，是很容易上癮的，如果一天沒鬧出點兒動靜，有人就會若有所失，無精打採，骨頭縫兒裡奇癢，渾身不舒服，像是白活了24小時。我有時想，中國文學真是多災多難啊！十幾年前，大家還在為文學邊緣化的暗淡命運而焦慮不堪，卻仿佛轉瞬之間，文壇就成了居高臨下、春光拂面的巍峨新貴，而文學卻淪落風塵，不僅低眉順眼，還在被迫賣笑、賣藝，甚至賣身，賣春。血氣尚存的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先生對此似乎忍無可忍了，他痛斥「當下的文學生態，就像一個『工業化』的垃圾生產系統，跟用激素、化肥、殺蟲劑弄出來的農作物一樣」。他同時表示了一種決絕的姿態：「與上世紀８０年代不同，中國文壇現在是個龐大的垃圾站，被各種騙子和庸人所把持，我正在考慮再次退出江湖。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為我被罵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欽佩的對手。」所有的孤獨者中，這是我所見到的最為痛徹肺腑的一位。但我也有隱憂，隨著具有良知、血性的思想鬥士因激憤因失望而撤離現場，中國文壇的種種怪現狀將更加肆無忌憚，這是所有牽掛中國文學命運的人不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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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河南有道律師事務所主任    馬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