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的火車
© 艾曉明／文
艾曉明
火車，十七歲時候的火車，連同一句模糊的歌詞出現在腦子裡，縈繞不去。那歌詞是：火車快來……但卻接不了下句。火車快來，怎麼樣呢？不知道。我去翻磁帶，才發現那些磁帶早就被我扔了。一支歌，當時聽的時候也許浮想聯翩，只剩了殘缺如此，無頭無尾的半句，掉在半空雲裡。然後有一輛嶄新的火車，像國徽一樣的車頭，轟隆隆地從遠方開來。這火車就像新發行的郵票，又新又整齊，車廂的每一扇窗子都像郵票一樣方方整整。當然，火車是綠的，像郵箱一樣塗著油綠的新漆。火車從我的十七歲裡冒著白汽，揮動輪臂遠遠開來。
火車，那年三線修鐵路，鐵路經過鄰縣穿過我們縣。這樣，在下鄉的第一年，我們就可以坐火車回家了。春節前夕，我們和另一個公社的朋友約好，一起在區裡匯集，再跋涉幾十裡山路，去坐火車。
我們從小隊出發，翻五個山頭到區裡，所以大清早就起程。我們帶了一條扁擔，兩頭挑了過年帶回去的東西。計有四十斤新米，醃製的臘肉好幾斤，還有煮熟的雞蛋吧。我們到區裡已經是中午，天上開始飄雪。現在我們遇到了朋友，朋友中有聰明的顯顯。顯顯說挑擔子走得太慢了，肯定要到車站過夜。她出了個主意，把扁擔兩根放在地上，然後把大家的年貨放上去，再把我們的皮帶解下，七捆八捆，把扁擔和行李捆成了雪橇的模樣，大家用皮帶拉著走。馬路都凍了，雪橇在路上飛跑。跑得大家都不冷了，真是歡聲一片。
半夜到達火車站，已沒有正經的車，只有便車，就是悶罐子車。那也坐，上了車，大門一關，什麼也看不見，地上有細碎的稻草和報紙。黑忽忽的，可是覺得好玩。五個女孩子席地而坐，合蓋上誰的軍大衣捂著腳。然後顯顯講故事。
多年之後，我還記得顯顯的模樣。我們在鄉下長成鐵姑娘，在發育的年齡。顯顯不漂亮，我甚至還可以想起在寒風中那種繃得緊緊的臉上凍的細小的皺紋。而顯顯很能幹，她會自己納鞋底、做鞋。顯顯她們隊裡的大白菜種得特別結實，我們種的大白菜都不包心，可是她們的包。還有顯顯說，以前在家裡，她得給奶奶搖扇子，她就找了塊油毛氈掛到房上，再找根繩子在下面拉。油毛氈忽閃忽閃地扇風，風大還省力，顯顯就有這麼聰明。
顯顯的巧手讓我還有的聯想就是，這是一種家傳嗎？我們都知道，顯顯招工一點門都沒有，因為無論哪個單位，絕不要殺關管子女，而她正是。她父親不知是正在服刑還是已經槍斃了，罪行是炸長江大橋。顯顯的媽媽是醫院的職員，她父親應該是工程師，他如何能炸得了那麼大座橋呢？他又哪裡弄到了炸彈呢？我們都不會問。誰敢說沒這回事？我們從小就從電影裡得知，各種階級敵人暗藏在我們周圍，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炸掉著名的建築物。小時候，每次坐公共車過長江大橋，我都慶幸，啊，橋是好的，沒有斷掉，沒有爆炸。
顯顯講梅花黨，梅花黨的故事是那時我聽到的一個十分動人和曲折的故事，並且和起義、李宗仁、地下黨連在一起，還有奇怪的手，血印等等。講到精彩處就有人說：啊！不講了，再下面嚇死人。又有人說：講，講，講完。有一隻斷手正在鋼琴上彈奏，又是驚叫，一道道光從車縫裡打在顯顯臉上，那是路過某個大站了。光的柵欄中，顯顯臉色平淡地說：不講算了。
那些火車和車站，有八年時間，我總在那條線上奔走。那條鐵路是我的鐵路，是我參與修建的一條鐵路。想起鐵路，總會想起垃圾、擁擠的人、寒冷的小站、飄忽而過的旅客；可那條鐵路，在我的記憶裡卻像早晨的霧，又清新又乾淨，像我的十七歲對生活的夢想，樹上的新葉一樣充盈多汁。
那年隊長說：你們兩個青年，一個去支前。當時一聽到前方，就像獵狗聞到了獵物的氣息，興奮得要命。我們在歌裡唱：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還有黃河滾滾向東方，河流萬裡長……雖然我們下鄉那地方的山沒有那麼高，也沒有經歷過任何戰火硝煙的洗禮；我們那兒的河是滑滑細流，連個名字都沒有。我們這個縣和古荊州挨著，但它不是古城。至於呼侖貝爾大草原，駿馬奔馳，還有珍寶風雪、邊境叢林，我們離那些戰鬥的傳奇都太遠了。冬天也是嚴寒，夏天也是酷熱，都無名分。用什麼點染詩意的青春？啊，支前去。
我和小建，我們挑了被子和口糧，跟著連長走。連長背了他的糧食，半路還捎帶看了他的小舅子。然後我跟小建說：我們晚上到工地上睡吧。說完話覺得不對，誰跟誰睡。我們走得焦渴，那是六月，太陽曬得人暈暈忽忽。到了工地才知道，哪有地兒睡。一家農戶的屋子，一個偏廂房裡擠了全排的五六個女工。排，就是生產隊的意思。晚上擠著忽地一響，有人喊：睡不成了！原來床垮了。七七八八起來救床，拿磚頭墊的床角，上面兩根大柴，然後摟一抱柴枝平鋪上，枝枝椏椏互相架著。救起了床，接茬睡。
後來房東給我一個小竹床，我就獨自在天井的屋簷下睡。枕頭邊是我的書包，裡面裝本語錄，《戰地新歌》，手絹包著口琴，還有日記本，鋼筆，就這樣到了一條鐵路的前線。17歲，正在長。半夜醒來看見天井上漫天星星，忽然清醒極了。夏天的夜空那麼深湛，像海一樣深不見底。而星星看久了就變成無數的螢火蟲，要飛下來。風起了，很清涼的風，暑氣一點點退去。我的父母都在遠方，我一點都不想他們。白天房東的老太太說：青年，造孽啊。她說的是家裡的爹媽不知多麼想呢。可是我不想，我的17歲，只想建功立業。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我走了遠不到萬裡地呢。
連裡開動員會，說每一個人半天必須錘一立方米的石子，每個石子只能有一個雞蛋大。這是戰前，我們要迎接首長，迎接「七一」通車。我覺得自己已經睡夠了，悄悄起來，到河邊洗了臉，然後去工地。
那些決戰的早上，我在工地上敲響每個黎明。在空寂無人的工地，我的小鐵錘聲音一聲一聲，很清脆的回音。那些日子我看見一生中最好的日出：身後鐵路像巨大的翅膀張開，鐵軌一節一節地變白；天色先是灰色的，然後是淡藍，天邊有隱藏的光線，好像電池不足時手電的光線；接著，魚鱗狀的雲一層層越來越紅，紅霞猶如復瓣桃花，重重疊疊竹林掩隱下的村莊，炊煙升起時，太陽一下跳出來。陽光像探照燈一樣刷地掃過樹林，照到鄉間小路。我是如此熱愛這樣的清晨，它說明我是在戰鬥的青春中。
我的朋友也在努力地建功立業，她說和隊裡的人進山，下午暴雨如注，山水滿谷。社員們趕緊撤，過山谷的小河時，看不到原路，差點出事。我們為各自的緊張危險而自豪，生怕錯過了事故場合，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
還有遠方的火車，我盼望那火車。那是那樣的17歲，希望每個日子都和頭一天不同，希望有遠方的事物、有朋友到來。我希望看到更多和我一樣的知青，又聰明，又勇敢。我想念遠方的事物想念得發瘋，因為我們公社的知青太少了，全是同一個年級。其中更有些在學校就絕不往來的。我們因家庭的不同分成兩類，我們好比是非洲人，黑的，他們，好比印地安人，紅種。
遠方的火車，我希望裡面坐滿了聰明的年輕人。他們從遠方到來，大家憑才華相聚，可以平等地辯論和交談。我希望他們坐第一列火車到來，帶來新的故事、新的歌和書本其中當然應該有我認識的人，有我可以稱之為朋友的人。朋友，這個詞多麼好，我每天張大眼睛，在鄰近的連排裡找和我一樣的人，從城市來的人。我是多麼想結交比我知道更多的知識、更多的書本、更多的歌的人。這個念頭充滿了我十七歲的每一天。
我後來知道，好多人和我一樣。我的一個當兵的朋友說，十七歲他在內蒙，每天拉練，修鐵路。為了迎接首長，早日通車。一天半夜，全營開了汽車演習到某地迎接首長，兩輛車翻在路邊，人全都砸在地上。後面的車星夜兼程，絕不敢停。
通車的日子逼近，工地要更多地搶工，加班，民工一天天地疲塌，營裡要豎典型。副營長就說：那個知青，那個每天早上錘石頭的知青怎麼樣？
他們要讓我去當典型，我在挑石頭的路上聽到後戰戰兢兢。天，他們讓我去填表怎麼辦？我怎麼報我的出身？天，我想了又想，錘石頭是我願意，我喜歡那樣的早上，我睡不著。但我不能當典型，一旦被人們發現我的出身，那就正好應著爬得高，摔得慘。
那些日子我失去了破曉時分的驚喜，失去了我的飛鳥一樣的鐵軌，鐵路工地變得陌生。我失去了對遠方火車和青年的遐想，一天到晚為一個念頭愁苦，那就是一定會被暴露出來，還不如自己先去承認。終於，在和副營長擦身而過的時候，我吞吞吐吐說：我不能當典型，因為出身。說完這句話，我有被自己出賣的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公開的罪犯。
這個副營長悶悶地看了我，說了聲：哦。他也許還說了什麼出身不由己之類，然後他走了。他是公社中學的老師，並不是純粹的農民。他一步步走遠時，我忽然有點懷疑：這人是不是也隱瞞了出身，不然他的背為什麼老駝著呢？
「七一」通車前兩天，排裡說這裡要減員，隊裡即將雙搶。我回到隊裡，投入新的戰鬥。小建還在鐵路上。幾年後小建進了鐵四局，可是他當列車員跑的地段儘是些山溝子，我們從未坐過他的便車。
最後當了典型的同學是個特別英俊的男孩，他彈曼陀鈴，比我們彈得都好。幾年後他娶了縣委書記的女兒，真的扎了根。前些年他是縣裡的法警，以後縣改市，他做到法官。為追一個案子，追到海南，在那裡翻了車，人運回去後成了植物人。
在我心裡，那條鐵路和我的十七歲一樣，是一棵切開就會流出汁液的小樹。這樹已經被許多俗務推到看不到的地方，只是偶爾會有汁液打溼記憶。再說，我已決定不再坐火車了，那是在乘火車參加追悼會的旅程上。永別了朋友，火車不再開回。
本文選自《騎桶飛翔》，艾曉明／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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