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電影《上甘嶺》與惠州的「秘密之緣」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

這是強大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

王蘭在電影中唱歌的劇照。

隨著《我的祖國》的歌聲響起，

相信大家腦海裡馬上會浮現

電影《上甘嶺》裡的經典畫面。

電影《上甘嶺》片段。

70年前，為保衛和平，反抗侵略，中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歷史性決策，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高舉正義旗幟，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捨生忘死、浴血奮戰，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正義的勝利、和平的勝利、人民的勝利。

70年後的今天，我們深切緬懷志願軍英雄，緬懷抗美援朝中「最可愛的人」，銘記這場正義之戰的偉大勝利，弘揚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同樣值得我們銘記的，還有在那個年代記錄和書寫「最可愛的人」的人。他們有寫下《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家魏巍，有歌唱《我的祖國》的音樂家郭蘭英，也有電影《上甘嶺》的導演之一沙蒙。

沙蒙照片。

說起沙蒙，可能很多惠州人都不知道，這個因《上甘嶺》而家喻戶曉的導演，曾經與惠州有過一段驚險而難忘的相遇。

原來，在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為保護中華民族文化精英的生命安全和發展抗戰文化事業，幾度有計劃、有組織地將內地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轉移到香港。

1939年，沙蒙與愛人歐陽儒秋同到重慶北碚陶行知主辦的育才學校任教。1940年，在重慶與周恩來結識。「皖南事變」後， 歐陽儒秋偽裝為新四軍家屬帶著不滿周歲的兒子先期到達延安，沙蒙則在重慶由上級安排轉去香港。在港期間，他加入了旅港劇人協會，參加了《霧重慶》《馬門教授》《北京人》等話劇的演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於1941年12月淪陷，力主抗日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屆知名人士及國際友人身處險境。中共中央高度關心重視此事，指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務必動員各方面力量進行營救。這場「秘密大營救」前後歷時約一年時間，共營救愛國民主人士、文化屆知名人士及國際友人800餘人。惠州作為營救路線中的重要中轉站，見證了這場史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香港淪陷歷史照片。

沙蒙，就是這場驚天壯舉的見證者。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密安排下，1942年1月9日下午5時，第一批秘密營救撤離香港的文化人茅盾夫婦，還有廖沫沙、葉以群、胡仲持、胡風夫婦、宋之的夫婦、韓幽桐夫婦，沙蒙、葛一虹、戈寶權、黎澍、胡繩、沈志遠、周鋼鳴等20餘名文化人，開始踏上了秘密撤往內地之路。

部份滯留香港文化人被營救來到東江遊擊區(前右三為茅盾)

他們冒著日軍海上封鎖和搜捕的危險，由香港抵達九龍，再經西貢交通線，翻越大帽山，歷時三天，進入寶安白石龍村，來到東江人民抗日遊擊總隊部，才脫離虎口。

按照秘密大營救的部署，他們還需要避開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前往東江流域中心城市惠州，再乘船北上到老隆。2月14日（舊曆除夕）一大早，在中共惠州區委書記藍造等人的護送下，20多名文化人從惠陽茶園出發，歷經艱辛，於次日（春節）凌晨一點多才到達惠州城。

沙蒙和茅盾等文化人在惠州度過了一個特殊的春節。那時的惠州城，仍然籠罩在戰爭的陰霾中。

惠州古城老照片。

他們在惠州府城北門附近渡口等船北上時，在西湖邊轉了一下。此時西湖的花草亭閣早已蕩然無存,只有幾棵大樹帶著滿身傷痕屹立在那裡。他們聽說這裡曾被敵人當作刑場,殺了不少人。看去地上點點紅色似乎是血跡,一細看原來是枯紅的花瓣。

有感於此，

同行者胡風寫了一首悲愴的詩——

《過惠州西湖》：

劫後湖山冷，蕭然得此遊。

荒碑七尺石，熱血幾人頭。

木落花猶赤，雲低霧不收。

榮枯緣底事，厲鬼笑封侯。

胡風《過惠州西湖》歷史文獻。

據史料記載，第一批20多位文化人大多是在正月初三離開惠州的，但沙蒙與茅盾並沒有乘坐同一艘船。與沙蒙同行的是胡風、宋之的夫婦，以及葛一虹。他們坐著一艘有三四個艙位的木船，沿東江北上，大約10多天後才到達老隆。接著，又乘坐長途汽車到曲江，再乘火車直到桂林。

沙蒙一家在延安。

沙蒙從香港脫險後，輾轉回到了重慶，加入中國藝術劇社。1944年3月，他終於到了嚮往已久的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做教員，兼任魯藝實驗劇團團長。

新中國成立後，沙蒙連續導演了《趙一曼》《上饒集中營》《上甘嶺》等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深深足跡的電影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