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俠大家蕭逸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蕭逸是著名的新派武俠小說家，與金庸並稱為中國武俠小說界的「南金北蕭」。但與金庸去世刷爆朋友圈引發各界緬懷不同，蕭逸去世後文化界與評論界反應寥寥。更為尷尬的是，作為一位創作了五十多部武俠小說、作品發行量超過千萬冊的作家，在中國知網上甚至找不到一篇專門談論其武俠小說的學術論文。同為武俠小說巨擘，「南金北蕭」的身後遭遇及其在中國文學界的地位落差令人感慨。
左：蕭逸；右：金庸
蕭逸自幼熟讀《水滸傳》、《三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作品，早在大學時他便創作發表了處女座《鐵雁雙翎》，香港電影公司將其搬上了銀幕，從此一舉成名。應該說，蕭逸的起點之高、發展之順，是超過了許多武俠小說作家的。在長期的創作中，他也嘗試在歷史時間和人物背景中展開構思，加強了對於作品環境的表現與對複雜人性的刻畫，將俠義、人情融會在武藝描寫中，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追求。蕭逸對此自己武俠小說的藝術質地頗為自信，他曾這樣憧憬：「我會以自己的努力，提升它到文學領域，讓武俠小說作為教材，自己也不覺得臉紅。」
自從1963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將《鐵雁霜翎》搬上銀幕之後，蕭逸的作品被香港、臺灣、大陸改編為電影、電視劇的作品頗多。1993年《飲馬流花河》被中央電視臺拍成了電視劇，3年之後的《甘十九妹》則更是火爆一時。新世紀之後，蕭逸的《長劍相思》、《馬鳴風蕭蕭》、《無憂公主》等作品也被拍攝成了電視劇，從而使其作品為更多的觀眾所熟悉，至於臺灣、香港改編的影視劇則更多。
但熱鬧的表象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和文化界似乎並未將蕭逸看作一位可以與金庸齊頭並論的武俠小說大家，不僅他的武俠作品出版次數有限，學術界的研究也是付之闕如，許多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更是對其十分陌生。
對於武俠小說難以進入文學殿堂的問題，蕭逸曾認為有三個主要原因：一是人們有先入為主的門戶之見，認為武俠小說只是神怪打鬥的場面，缺乏文學價值；二是文學批評家的漠視與無知，他們缺乏對於武俠小說的閱讀和理解；三是部分寫作者粗製濫造，敗壞了武俠小說的名聲。這些觀點都有其合理性，但卻無法解釋金庸、梁羽生等武俠作家何以堂而皇之地進入文學史並且獲得廣泛認可的現象。我想形成這種劇烈對比的一個根本的原因，即在於作家寫作過程中對於武俠小說文化內涵的重視與否、表現得是否到位。蕭逸的武俠小說有時被稱為「情俠小說」，這是因為作家在創作中努力追求情感與俠義的貫通，正如他所言：「武俠小說的要旨在於一個『俠』字，俠是偉大的同情，有偉大的同情心，講義氣就是俠，不一定會武功的人才是俠。」
問題在於，蕭逸的武俠小說都是圍繞愛情和義氣展開情節，情節固然吸引人，卻缺乏一種更為深沉、內斂、啟發人心的文化內涵。金庸小說充滿著傳統文化要素，從琴棋書畫到經史子集，從儒家精神到儒釋道文化，處處彰顯著傳統中國的文化魅力。而蕭逸的作品則過於聚焦主人公的愛情故事與江湖恩仇，對於傳統文化顯示出知識儲備的不足與寫作上的生疏。蕭逸的武俠小說情節緊湊，故事起伏，人物塑造也頗為精彩，但文化內涵的欠缺使得文化界和評論界都不太重視其作品的意義。一旦武俠小說稀釋了傳統文化內涵，而只注重表現愛情與俠義本身，就會讓讀者只留下文化消費者的閱讀快感，卻無法經由文化感召與認同而形成的神聖的崇高感。
蕭逸作品
人們在概括現代化給人們帶來的變化時，喜歡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話：「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但文化的特性在於，它是一切群族社會現象與群族精神的內化，植根於民族心理深層，只要一個民族沒有滅亡，這種文化就一定會永遠存在。對於武俠小說作家而言，理解傳統文化、表現傳統文化、傳播傳統文化是創作的應有之義，也是一條永不過時的寫作箴言。
（作者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