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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是個大染缸，再好的東西進來都會變質變味。這一點，從「五·四」以來的魯迅、胡適到當代的柏楊都有精彩的論述。按常理推斷，世俗層面的人情物理、風俗習慣是比較容易同化的，而宗教是根植在人心中的信仰，又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打底，是很不容易同化的，但到了中國也是毫無懸念地與專制主義、功利主義結盟，變得面目可憎起來。
2016年，一部經典的美國電影《血戰鋼鋸嶺》在中國上演。這是由美國導演梅爾·吉勃遜執導的一部反映戰爭中人性與神性較量的史詩大片。上映後，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觀眾們的好評，甚至連最苛刻的《時代周刊》都評論說：「無論你是否喜歡梅爾·吉勃遜，你都不能否認他所達到的高度。」但在中國卻不是。這部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幾乎無人爭論，卻出人意料地在中國的基督徒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混戰，更準確地說，是改革宗與非改革宗之間關於神學、教義的混戰。
一些極端改革宗的小粉紅，緊緊抓住主人公道斯所在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簡稱「安息會」）大做文章，認為這個教派是「異端」，既是異端，便無足觀。影片中的道斯雖然救了好多人，但他們卻指責說這是「人本主義」的，不是「神本主義」的。主人公的一切行為都不是為榮耀上帝的，因而不但無功，反而有罪。
當然，對主人公指責的地方還有很多。有批評他的行為是「律法主義」的，有批評他救人是出於「道德主義」的，但最令人奇怪的地方在於：你們既然不是道斯，怎麼能知道他救人的目的不是「榮耀上帝」？你們既然不是上帝，怎麼能知道上帝會不因為道斯的捨己救人——甚至救自己的敵人而感到榮耀？
你們指責道斯的行為不是「神本主義」的，而是「人本主義」的，可你們恰好忘了「十誡」中的第三誡就是「不可妄稱神的名。」人如果能完全本著神的立場說話，那還要神幹什麼？基於人的有限性，任何所謂的「神本主義」都不過是打著神的幌子的「人本主義」，正如螞蟻永遠不可能站到人的立場上說話一樣。如果有一群螞蟻——自稱是改革宗的，突然站起來說，我們是「人本主義」的，千萬不要相信，那不過是打著人的旗號的「蟻本主義」。
從這種邏輯出發，他們中的很多人指責特蕾莎修女，認為她不高舉上帝，卻替異教徒張目，取恆河水為印度教徒洗禮，誦《古蘭經》為回教徒做臨終禱告，念佛經為佛教徒超度，甚至連她獲得諾貝爾獎也成了嘲笑的材料。
殊不知，特蕾莎的偉大正在於此：在她看來，這些人首先是上帝的兒女，其次才是附著在這些生命表層上的符號：比如，他是信基督，還是信天主？信安拉，還是信佛陀？難道耶穌在給人施五魚二餅時，先要問他們是哪個教的，什麼宗派？屬靈不屬靈？然後再考慮給不給，給多少？每次在運用「特異功能」治病救人時，難道不是急切地舉手望天，立即醫治？有哪一次是先問：你是信什麼的？是改革宗嗎？然後再決定是否開方抓藥？在回答法利賽人對他和門徒「你們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時，他這樣說道：「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路5：30～32）
但在某些基督教極端改革宗原教旨主義者眼裡，神學比神重要，宗派比基督教重要，宗教「政治正確」比愛和憐憫重要。
我曾在網絡上遭逢一個叫「阿海」的基督徒，自稱是改革宗的，因為我在朋友圈發了一篇張維迎教授關於五百年來中國科技無創新的文章，惹得這個理髮師大怒。後面跟帖大罵張教授是漢奸、傻X，認為張的文章「狗屁不通」。我問，「不通」在哪裡？這個理髮師歷數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宗教改革（加爾文改革宗除外）、啟蒙運動的種種罪過，認為正是這些打著「自由」、「解放」旗號的思想將世人導向了「人本」而非「神本」——仿佛這些幾百年前的思想家應對世界的「全然敗壞」負責。中國凡是傾向於西式思想的學者、作家更不在話下，恨不能食肉寢皮。
我問，你們基督徒不是講「謙卑」麼？先不說張教授的觀點對錯，你一個後生晚輩罵一個長者「傻X」，橫掃現存的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符合耶穌「謙卑」的教導麼？他不回答，仍舊破口大罵中國目前有影響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說實話，這個年輕人的發言雷倒了我。看著微信上他染著黃頭髮的頭像，我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瞬間感到自己所處的不是21世紀，仿佛乘坐時光列車穿越到了上個世紀——1968年手捧紅寶書，臂纏紅袖章的「紅衛兵」，與眼前這個手捧聖經，言必稱加爾文的「基督徒」形象高度重疊，分不出彼此。他們說的「屬靈爭戰」其實就是「階級鬥爭」；他們要打倒「人本主義」思想家，其實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遇人不看良善，只看宗派，其實就是變相的「親不親，階級分」。從前，耶穌醫好了瞎眼的人，法利賽人卻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 （約9：13～16）而現在這些「紅衛兵基督徒」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因為他不是我們一派的。」他們批評一個弟兄或姊妹「沒生命」、「信心不夠」，其潛臺詞就是：只有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你們頂多是「第三種人」、「革命的同盟軍」而已。
在這種絕對主義、專制主義的人格支配下，在他們宗派內部，也必然是「越左越革命」，最終導致「異端滿天飛」——而在教內揪「異端」，與「文革」時期在革命隊伍中尋找「階級敵人」其實是一回事，因為每個人在自己眼中都很正統。實際上，只要你粗粗了解教會史，你就會發現，「異端」這個詞出現在基督教新教徒口中，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新教之所以在同天主教的鬥爭中脫穎而出，就在於它提出了一項符合當時世道人心的規條：人人有權通過自己的方式了解聖經。人本多端，皆可為異，何罪之有？
在這種人格支配下，不管換用什麼名詞、概念包裝，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整套新名詞、新概念武裝起來的頭腦仍然是按舊的思維方式運行的。好比一臺舊電腦，裝了兩個新軟體，但作業系統仍是老式的，最後新軟體也被帶壞了。
耶穌說：「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得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太9:14～17）耶穌這段話說的就是新舊無法兼容。新的要想發揮作用，就必須換掉舊的基礎；否則，新的不新，舊的更舊。
誠然，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也是黑暗的、專制的，但後來經過文藝復興、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法國啟蒙運動，基督教被迫融入現代文明，發展出政教分離、宗教寬容等新理念。但是中國人沒有經歷過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前後近四百年的洗禮，導致中國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上。即使基督教被強行植入，也很快與本土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合流，恰如耶穌說的「種子落在了荊棘裡。」
更可怕的是，我們至今還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宗教觀念仍然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上，反而對孕育出現代文明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橫加指責，認為正是這些思想解放運動導致了人們不信神——實際上是不按他們的方式信神。但只要我們相信一個最簡單的真理，即世人都是上帝創造的兒女，我們就能明白一個基本原理：上帝不可能把一個人高於另一個人的權威賜予任何一個人，致使他可以運用這種權威來強迫另一個人按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正如17世紀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洛克在《論宗教寬容》裡所言：「基督教世界之所以發生以宗教為藉口的一切紛亂和戰爭，並非因為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不同意見（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為拒絕對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實行寬容（而這是能夠做到的）。」（商務印書館，1982年3月，第47頁）那些打著「屬靈」「生命」「歸正」旗號實行宗教專制的人，我只能說是人的罪性在信仰領域中的花樣翻新。因為支配慾、控制欲本來就是人的罪性之一。牧師、信徒與宗教領袖也不例外。但人要藉著耶穌的教導更新生命，就必得祛除這些捆綁在人身上的罪性。
洛克在《論宗教寬容》裡用一句話總結了我們為什麼要實行宗教寬容：「不管我們怎樣認為這個或那個教義是清清楚楚從《聖經》裡推導而來的，我們都不能因為我們自己相信它是符合信仰法則的，而把它作為必不可少的信條強加於他人，除非我們也樂於接受別人以同樣的方式將其他教義強加給我們」。（商務印書館，1982年3月，第51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督教發展迅猛，有人估計目前中國的基督徒有一個億，也有人說是8000萬，也有保守估計的，說有3000萬，其實不管有多少，數量不是問題，質量才是生命線。相比這些節節攀升的數字，我更關心的是，每一個受洗後的基督徒，能否在他們的家庭、生活以及事業中活出「基督徒的樣子」。如果受洗後的基督徒，他們的思想、精神沒有發生實質改變，用他們的話說，沒有「在基督裡重生」，當然就不可能在他們各自的生活和工作領域中做光做鹽，那麼，即使13億人都是基督徒，又有何益？經上說：「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或用在田裡，或堆在糞裡，都不合適，只好丟在外面。」（路14：34～35）這段話講的是，基督徒本來是要在社會上做光做鹽的，但一旦變了味，就毫無用處，勉強用在任何地方，都會像「失味的鹽」一樣汙染環境，只好丟在曠野裡了。
今日中國，有多少變了味的基督徒？
2019年1月5日～30日草於古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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