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朝陽門內大街81號院一直有各種詭秘的傳聞，甚至一度被取材並演繹為《京城81號》這樣的恐怖電影。這個原本安靜地坐落在北京寸土寸金的朝陽門附近的二層小樓並非窮鄉僻壤，但為何演繹出諸多離奇的故事，其中當然有「好事之人」的講述和流傳，但也需要北京這座老城提供足夠長的時間讓故事幾經跌宕，才成為了可玩味的「北京典故」。
在最近出版的劉一達的《典故北京》一書中就鉤沉了北京數百年的掌故人文，揭開那些常被「習焉不察」的命名、風物背後的故事。如那些和數字有關的「三山五頂」「五大鎮物」「燕京八絕」所指為何物？「四大兇宅」「八大胡同」背後隱藏了哪些江湖往事？京城的門樓、牌匾曾怎樣煊赫一時，後來又在如何在好古之人的嘆惋之中被拆除。從廟堂走向民間，為什麼「桑皂杜梨槐，不進陰陽宅？」而「天棚魚缸石榴樹」又為何是老北京們追求的閒適風情？
《典故北京》劉一達多年間一直專注於京味兒小說及以北京為主題的散文隨筆與紀實文學的創作，並在2017年成為京味兒小說語言非遺傳承人。《典故北京》則是他二十多年間採訪創作的有關北京人文歷史的紀實作品。劉一達談道：「我16歲就到工廠當工人，接觸的都是老北京。後來又在《北京晚報》當了24年記者，騎著自行車串胡同，採訪很多很多北京人，因此和北京緣分頗深。」最近，以「說古道今：典故北京說典故」為主題，劉一達《典故北京》的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辦，作家劉一達、演播藝術家艾寶良、作家薩蘇進行了分享。
活動現場，左二為劉一達。朝內81號與老北京的兇宅故事在《解密老北京「四大兇宅」》一節中，劉一達談道，紅學研究專家周汝昌先生是《北京晚報》的忠實讀者，自己因而也和周汝昌相識，在和周汝昌聊天時，他幾次問起關於北京「四大兇宅」的故事，劉一達受其所託，從坊間傳聞、舊京報紙中梳理出不同版本，甚至還去和老北京前門地區派出所所長和老東城的巡警去打聽，而最終因為太過於眾說紛紜，直至周汝昌去世也沒有弄清楚「四大兇宅」究竟是哪四個。
但是近些年因為《京城81號》這個恐怖電影，倒是讓朝陽門內大街81號院成為京城兇宅之首。
現在的朝內81號 圖片來源於網絡劉一達在書中詳細地梳理了關於朝內81號的四個故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這個宅子是清末皇上賜給天主教北京教區的，後來改建了兩棟小樓。民國的時候這裡被一國民黨軍官買了下來，國民黨軍官的三姨太愛上了軍官的朋友，東窗事發，遭到毒打的三姨太絕望了，在小樓上吊自殺。那個軍官後來也受到總統的懲罰，最後被滿門抄斬。因此，每到夜裡，人們都會聽到小樓裡有孩子和女人的哭聲。第二個版本是抗戰時期，81號院住著京城的一戶開銀行的大商人，家裡的二兒子找的對象是一個美貌的上海姑娘，他跟女方約好到上海訂婚，結果乘船在海上遇到風浪，船傾而亡。大哥從「八大胡同」騙了一個女子到81號院想為二弟舉辦冥婚，女子絕望跳樓而亡，此後這裡便一直鬧鬼。第三個版本是：這所「兇宅」與朝內大街的森豪公寓一街之隔，換句話說，森豪公寓的馬路對面就是81號院。
故事的第三個版本回到了現在，據說2000年的夏天，81號馬路對面的森豪公寓的工地有四個工人晚上喝酒發現一條地道，三個年輕的去探險後再也沒有回來。作為這個故事的後續，第四個版本是2007年，探險者趁月黑風髙，翻牆潛入81號院，也找到了地道，他們拿著手電和蠟燭，順著地道一直往前走，想不到走到了東三環的勁松。地道裡陰森恐怖，還時時有悽厲的叫聲。
從《京城81號》的電影來看，大家對於悲情的愛情故事這個版本的接受度比較高，而後兩個版本很有城市怪談的荒誕和為了嚇人而嚇人的意味了。
《京城81號》劇照但是這兩棟實有其物的小樓的歷史坐標究竟是如何呢？是否真的給了這些故事以一定的現實基礎呢？劉一達在詳細地採訪了天主教北京教區以後發現，這兩棟小樓原本是美國傳教士在1910年前後建的，最初是作為語言訓練中心和休息的地方，叫「華北協和話語學校」。1930年，由於種種原因，天主教北京教區停止了對學校的財政支持，學校改為「加利福尼亞學院」，開始招收學生，辦學目的主要是培養外交官、學者、商人和外語人才。著名美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先生1932年曾在這所學校學習過語言。新中國成立後，小樓一直由政府的行政機關使用，到20世紀80年代，還是北京市民政局下屬單位的辦公樓。20世紀90年代，政府把81號院的產權移交給天主教北京教區，但經過房屋管理評估，小樓年久失修，但被列入「北京市優秀歷史建築名單」，作為歷史文物是不能拆除的，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改造。但改造需要大筆錢，教會希望把小樓出租給第三方進行裝修，但沒人承接，所以幾十年來一直擱置。
後來因為各種恐怖故事，來「探險」的人越來越多，導致房子的產權單位不得不請求警方介入，朝內81號在2017年經過政府重新修建，對外出租，現在這兩棟小樓紅磚色鋪就外立面，保持著原有的格局，只是好像仍舊門庭冷落。
劉一達談道，所謂的「四大兇宅」和「四大名醫」「四大名旦」等「四大」不一樣，它師出無名，既不是大家評選出來的，也不是官方或有關部門認可的，只是民間的一種說法。而這種說法，也只是借老北京人喜歡用「四大」來說事兒的習慣用法說出來的。所以，老北京「四大兇宅」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假想或臆斷，只不過沾上「四大」的說法，就由「抽象」變成了「具象」。這一「具象」，便誘發了北京人的想像力，於是乎，出現了許多所謂的「兇宅」。
而有趣的是北京對於數字也充滿了迷戀，「五壇八廟」「三山五園」……各種數字建立起一種秩序感，也隱約成為把握這座無論是在縱向的歷史線索還是在現下的空間中都非常巨大的城市的鑰匙。
重在對古都追根溯源
劉一達談及，「典」是經典，即準確地理解事物，「故」是緣由、往事，《典故北京》的書名就清晰地告訴人們，這本書主要是挖掘北京的故事、探索北京的傳說，追根溯源，了解它的發展歷程。北京的城門「門」字為何不帶鉤，北京的子午線在哪裡，頤和園的昆明湖畔為何有一尊銅牛，老字號「稻香村」與「稻香春」的恩怨故事等等。這些內容許多都是人們「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故事，跟隨作者娓娓道來的解讀，我們對妙趣橫生的北京文化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本書的「談天說地」部分主要是作者搜集的民間傳說，其中包含著歷代北京人的喜怒哀樂和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是文化的一種體現，經過考證，劉伯溫建北京城、楊家將故事等民間傳說實際上與北京並無關係，但是百姓塑造了他們並作紀念，寄託著美好願望和憧憬。
劉一達談道：「書中的『談天說地』的部分主要以民間傳說為主，包括潭柘寺的大鍋，包括高亮引水進北京，這些故事也都是我搜集到的。這些民間傳說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傳說裡面含著歷代北京人的喜怒哀樂和他們的精神世界，而且它也是文化的一種體現，我們都知道關於北京城的傳說是劉伯溫建造八臂哪吒城。實際上他壓根兒沒來過北京，北京城1420年建成，劉伯溫在此之前已經去世了。但是北京人覺得劉伯溫在明朝是類似諸葛亮一樣智囊的角色，所以把很多帶有智慧的東西都放在劉伯溫身上了。」
「另外比如楊家將，在北京的民間傳說裡面也很多，像海澱有一個六郎莊、掛甲屯，最有名的是現在百望山公園裡的望人山，還有東北旺、西北旺，這些地名都跟佘太君有關係。當年佘太君站在山頭看楊六郎打仗，往西邊看叫西北旺，往東邊看叫東北旺。還有很多跟楊六郎有關係的，實際上，這些都是傳說，楊家將根本沒在北京待過，因為當時的北京城正好是金代的都城，怎麼可能楊家將跑到金朝的都城呢？但是民間老百姓賦予這種傳說。《典故北京》裡面也講到這些故事，它寓意著一種美好的願望。」
在寫作過程中，史料的積累是十分重要的。劉一達談道，為了理清歷史的脈絡和流變過程，必須查找大量的資料，例如《東四西單鼓樓前》一文，東四為什麼當年是北京最繁華的商業街？另外還要更正民間語言中的錯誤，比如老北京有一句話「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實際上這是五個行當，車船店腳都好說，關鍵是最後的這個「牙」，很多人聽這個音覺得是衙門的「衙」，過去衙門口有理無錢別進來，過去衙門，老百姓打不贏官司，所以認為衙門當官兒的無罪也該殺。實際上這是牙齒的「牙」，這個「牙」字在老北京是一個行當，就是中間人，也就是今天的中介。
薩蘇談道：「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來就不是現代化的敵人，如果合理運用傳統文化的話，它其實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幫助。當你明白了這些典故再走進北京街道的時候，北京的韻味不在某個石頭獅子，也不在某個城門樓，它是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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