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隱寺僧名瞭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缽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瞭然乘醉而往，秀奴不納，瞭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
【判決】
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
雲山頂上空持戒。
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
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這則判詞出自著名詩人、詞人、書法家兼高級領導幹部蘇軾同學的手筆。「以詞代判」體現了蘇同學的風味。該案最早見於宋代皇都風月主人編著的《綠窗新話》，宋代以來的《醉翁談錄》、《事林廣記》、《花草粹編》、《堯山堂外紀》、《草堂詩餘續集》等民間作品都有記載。從蘇軾《踏莎行》一詞看，「瞭然殺妓」案具有真實性，但可能案情上有所演義，增強故事的可讀性。
案情靈隱寺，又名雲林寺，位於杭州西湖畔飛來峰與北高峰之間的靈隱山麓之間，建於東晉鹹和元年，是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和十大古剎之一，也是江南禪宗「五山」之一，煙火非常旺，前來的香客絡繹不絕。
有個名叫李秀奴的女子前來燒香拜佛，祈求姻緣。秀奴乃煙花女子，系北宋杭州怡秀院（西湖店）的頭牌，連續96個月總公司個人業績排名第一，但慢慢厭倦這種迎來送往、推杯換盞的日子，想尋求意中人，過著西施與範蠡泛舟西湖的生活。正所謂：「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閱人無數，終不得求。
負責接待秀奴的是靈隱寺年輕一代佼佼者瞭然和尚，小鮮肉一枚，自幼遁入空門，不懂人間歡愛，不悉男女情事。瞭然與秀奴的相見，註定是要碰撞出火花的。
臨別時，秀奴實在是為瞭然的風情指數捉急，將「牛皮癬」的小廣告塞給瞭然。瞭然駐足目送秀奴，唯見秀奴天際行。
後瞭然按圖索驥，開著導航，順利找到了怡秀院西湖店，見到日思夜想的秀奴。瞭然的到來，著實讓怡秀院和秀奴吃驚不小。但仔細一想，幹這行的不就是「笑迎天下客，結識有錢人」。
經過大半年的親密接觸，秀奴分分鐘感到瞭然不是可以終老的人，因為他的情商指數跌破發行價，他的福布斯指數低於北宋貧困線。可憐的瞭然和尚，還天真地以為自己找到了真愛，打算辭職後帶秀奴南下務工，他已在秀奴身上花光了所有積蓄，連唯一的大件物品袈裟和缽盂也給當了。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是時候說分手了。秀奴是什麼人？社會化程度高，與佛塔中的瞭然，有著截然不同的三觀，分屬兩個世界。被放鴿子的瞭然既回不了怡秀院了，也回不了靈隱寺了，流落街頭，整天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就在失戀後的第33天，萬念俱灰的瞭然覺得是該作個了斷了，先在胳膊上紋個二維碼，再買把殺豬刀，吃飽喝足，然後天黑去怡秀院找秀奴。
秀奴告訴門衛說她不在。正當瞭然要轉身離開的時候，隔著玻璃門看到秀奴與客戶打情罵俏，頓時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瞬間血壓飆升180，拎著殺豬刀衝進怡秀院，二話不說，掄起刀來就砍，分秒之間秀奴已是骨肉分離，倒在血泊中。
接到報警的官差立即將瞭然逮到縣政府。鑑於人命官司，縣政府又及時上報市政府，當時大文豪蘇軾任市政府通判（法院院長），負責審理該案，命人將被告人帶上法庭。
庭審中，瞭然對其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並請求法庭準許其表露心跡。在得到準許後，瞭然擼起袖子要掃碼，二維碼上刺著兩行字：「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進一步印證了被告人的犯罪動機。
判決蘇軾法官見被告人認罪伏法，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即行結案，以一首詞牌名《踏莎行》作判詞，當庭宣判。
判詞為：「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他講，你這個瞭然和尚，修行太差，不能恪守佛家的清規戒律。竟迷戀上青樓女子，但又沒錢養「金絲雀」，真叫人無奈。見自己被拒之門外，怒火中燒，下毒手殺死年輕美貌的業務骨幹李秀奴，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又到哪裡去了呢？既然你胳膊上上刺有「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看來你是要一條路走到黑，這回就如你所願，讓你去償還這筆相思債！
品讀這則個性化十足的判詞，需要討論幾個問題：
蘇軾因受佛教家庭薰陶及天府佛國地緣影響，與佛家結下不解之緣，尤其是「烏臺詩案」後，完成了由儒家入世到佛老出世的心態轉變，在其創作的許多詩詞中都蘊含佛禪之理。這種人生的成長與感悟造就了蘇軾對「身在佛門，不行佛事」之人有偏見，有他曾為品行不端和尚題字為證：
日落香殘，去了凡心一點（禿）；
火盡爐寒，來把意馬牢栓（驢）。
稱和尚為禿驢是罵稱，具有極強的感情色彩。在判詞中，蘇軾法官雖改用「禿奴」，但換詞不換意，表達了個人強烈的感情色彩，有失法官超脫、中立的角色定位。
再從判詞中「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空空色色今何在」等表達，則可以看出法官審判該案的主觀色彩。原本，這些內容案與案件定罪量刑無關，卻對法官自由心證產生了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客觀公正判決。
本案被告人系和尚，屬於社會公眾人物，具有比社會第三人更高的「清心寡欲，恪守戒律」義的務和要求。
宋太祖曾下詔：「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後來宋代法令規定：「諸僧道輒娶妻，並嫁之者，各以奸論，加一等，僧道送五百裡編管。」這就是更高義務在規範層面的體現。
就本案而言，因被告人僅僅是想娶被害人為妻，且被害人不同意，所以單就該行為不構成通姦罪，也不成立通姦罪未遂或預備犯罪形態，也就不存在數罪併罰的問題。但可以納入故意殺人犯罪中予以評價，被告人違反佛教規範，尋花問柳，因法律無禁止性規定，所以該出軌行為不屬於法定從重情節，可作為酌定從重情節，體現了社會對和尚更高的要求。
關於本案被害人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過錯，從目前的案件情況看，不得而知。但是，我們有理由推測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有過爭執與矛盾，被害人在明知被告人無恆產且不可能與其結為秦晉之好的情況下，仍以結婚為幌子騙取被告人錢財。
當然被害人這麼做有可能是為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工作業績，也有可能是出於公司的強迫和威脅，這裡面可能會涉及詐騙犯罪，導致被告人落得人財兩空的境地，遂產生報復被害人的犯意。這裡的被害人過錯可以作為酌情從輕的量刑因素大，但有必要查證屬實。
本案被告人如實交代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自首？
根據《宋刑統》關於自首的規定，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
（1）時間條件。「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自首的前提條件是「犯罪未發」，也即官府未發現犯罪事實，或者他人未向官府告發其犯罪行為。
（2）範圍條件。殺人、傷害、越度關及姦污良人等犯罪原則上不適用自首。
（3）對象條件。一般應由犯罪人向官府自首，特殊條件下允許犯罪人向被害人自首。
（4）一般需要親自向官府出首，然而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由別人代為自首。
（5）實質條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就本案而言，雖然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未能在犯罪未發前主動投案，且該犯罪原則上不適用自首之規定，故不成立自首，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
蘇軾並沒有援引任何法律條文，而是從倫理道德角度進行判決，判完後並押赴市曹處斬。這主要受當時大的法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以及蘇軾作為詩詞大家的個性化行事方式，使得這則判詞流傳千古，為後世所演繹、所津津樂道。
如果該案放在今天來判，恐怕結果不會是這樣的，根據現行死刑證據標準的有關規定，被告人實施殺人行為，屬於事出有因，且在義憤之下實施，其主觀惡性相對不大，另外能夠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構成刑法上的坦白，且被害人存在一定過錯，故作出「被告人瞭然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判決的可能性較大。
延伸從犯罪學角度考量，犯罪的發生、發展到後果一定是有其根源。本案中瞭然作為「佛二代」佼佼者，最後卻走上犯罪的道路，為之感到惋惜和心痛。
除瞭然自己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外，一方面與大宋對和尚管理失之於軟有關，雖然北宋之初對和尚娶妻禁慾問題管理很嚴，上升到刑法規範的高度，但到北宋中期，已出現和尚「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的狀況，時人稱呼和尚之妻為「梵嫂」。
瞭然正是在這種大環境、大背景下，也想找個「梵嫂」，由於社會經驗不足，搞得葬身情海；另一方面也與靈隱寺管理失之於松有關，靈隱寺作為名寺，瞭然前前後後離開公司半年有餘，靈隱寺管理者睜一眼閉一隻眼，員工在外是死是活也不過問，造成瞭然失戀後，流落街頭，如果組織上能及時掌握員工思想動態，勸導其重新返回公司，恐怕能夠避免了這一悲劇發生。從這個角度講，瞭然是用個人生命為大宋對佛教事業管理不嚴買單。
從情理角度考量，瞭然刺在胳膊上的兩句詩「但願生同極樂園，免教今生苦相思」，也是本案的一個亮點，也平添了一份血色浪漫。
儘管瞭然用暴力的手段結束了李秀奴的生命，但是因正為這兩句詩，降低了瞭然的「戾氣」形象。從詩中能讀出，瞭然對李秀奴的真愛，為之典當所有家產，為之流落街頭，既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為愛殉情，有著佛教般的虔誠與執著。只是李秀奴誤入歧途太深，不知珍惜，有道是「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好在，蘇軾同學成就這對冤家，判他們化蝶成雙，比翼雙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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