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女》人人都愛我要死

韓國導演金綺泳的《下女》是屬於那些在當年遭忽視，卻由後輩電影人重新挖掘出來，最終贏得廣泛讚譽的電影。新千年後它又被馬丁•西科塞斯再次發現，損耗嚴重的拷貝得到了世界電影基金會的重新修復，在2008年的坎城電影節上亮相首映。而也就是在去年，由擅長情色片的導演林常樹執導的新版《下女》在韓國上映，主演是拿過坎城影后的全度妍。結果糟糕透頂，除了現實主義的冷峻開頭和結尾詭異失魂的家庭聚會，即便中間充斥了再多美麗空洞的肉體，也掩飾不了影片的乏味陳腐。

林常樹把金綺泳的《下女》裡虛弱易碎的中產家庭改成了奢華殘酷的上流社會，來自社會底層的下女（即女傭）完全成為一個傻傻的被引誘的受害者形象，使得人物關係之間的相互傾軋以及對抗的懸念都不復存在，而這恰恰也是金綺泳版的《下女》最為精彩的部分。老版影片在對社會現實保持批判的同時，用一個巧妙的結構暴露了中產階級男人扭曲壓抑的性幻想，而新版裡空洞華麗的莊園則隔絕了一切外部世界的影響，既遠離現實又無關內心。於是新版《下女》只能成為一部夾雜著陳詞濫調的控訴與情色噱頭的平庸電影，就連最後的「復仇」也是隔靴搔癢。

金綺泳的《下女》顯而易見是一部典型的中產階級驚悚劇。它講述的是一個中產階級男人同打入家庭內部的下女發生關係，最終導致整個中產家庭崩潰毀滅的道德故事。其中那位中產階級文藝男人（鋼琴教師）的形象顯得被動懦弱，他的性被社會道德深深壓抑，在出軌與衝突中，總是半推半就、猶猶豫豫，因為道德的錯誤能夠輕易毀掉這個中產家庭辛苦建立的全部生活。中產階級既不像底層人本就一無所有，也非上流階層擁有雄厚的資本承受錯誤。看似穩固的大房子所代表的中產階級的富足幸福，隨時都可能會遭受外來力量的威脅——外部的社會動蕩或是一個女人的性誘惑。而影片拍攝的1960年，當時的韓國社會正處在動蕩期。於是這個故事又有了點隱射政治時局的味道。

在坦白出軌過錯時，鋼琴師轉而指責妻子的物質追求，似乎舒適的大房子反而成為給外來入侵者以可趁之機的癥結。男人的理由看似滑稽和不負責任，卻又是挑明了中產階級所謂穩固的兩面性：它一方面是生活物質的穩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擁有一定的生活物質而必須保持穩固的不安心理。擁有越多越怕失去，越怕失去越要擁有。我們常常說一個穩定的社會應該呈現菱形結構，由富人和窮人分別佔據社會的頂端和底端，一個佔有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無疑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他們是社會矛盾的緩衝區，在衝突和動蕩中，首當其衝地承受更多傷害。但是如果中產階級沒能佔據社會的大多數地位，外部險象環生、內部危機四伏，那麼中產階級顯然又是虛弱易碎的群體。面臨下女對家庭根基不斷地蠶食控制，他們只能在保全家庭（哪怕只是一種美好的假象）的前提下一再地選擇退讓妥協。

妻子作為中產家庭的女性形象，置身衝突中心，始終站在男人前面，看似強勢。得知下女懷孕，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讓孩子生下來，不然家庭勢必會瓦解崩潰。可是在面對下女害死兒子的事情上，男人激動地要魚死網破，妻子卻要維持家庭出言阻止。後來下女強迫她的丈夫去樓上陪睡，她不僅同意還勸行，並重新開始縫紉工作，說是為了將來的生活得更加努力。我們可以看到妻子這個角色是悲劇性的，但同時也是黑色的、可笑的。作為傳統婦女的代表（始終身著韓國的傳統服飾），似乎她唯一被貫徹的思維邏輯就只是「家庭至上」，哪怕這個家庭已經破碎到如此田地，束手無策也要努力維持美好的假象。這是金綺泳對中產階級辛辣的嘲諷。

關注下女的形象，我們能看到與中產階級截然不同的簡單強烈的原始欲望。這個來自底層的女孩從一開始就帶有一種世俗的野性，不管外表還是行為，毫不討人喜歡，與她的競爭者相比，也明顯缺乏性魅力。但她就贏在欲求的明確直接。金綺泳幾乎把她處理成了一個毀滅者的形象，她所追求的僅僅是簡單的得到，從沒想過要維持任何的穩定持久。

金綺泳的《下女》擁有一個希區柯克式的開場，令人印象極其深刻。中產夫婦對於女傭問題的不同看法，為電影情節的走向埋下懸念。隨後在緊張弔詭的音樂氛圍下，鏡頭對準了兩個孩子快速變換的翻花繩遊戲，預示對抗是整部電影的主調。金綺泳顯然受到了美國黑色電影的影響，從下女身上也能看到在黑色電影裡常見的蛇蠍美人的元素。不過有趣的是，相較於下女的邋遢狂野，那個穿著打扮皆是西方時髦的女工學生更符合典型的蛇蠍美人形象。她慫恿同伴表白，結果同伴受辱離去，最終病死故鄉；她私下贊助下女金錢，促成了下女的入侵；同伴的葬禮後，對男人表白失敗，便意欲陷害。但是這位來自文明社會的西方蛇蠍，在競爭中卻落敗給了野性直接的下女。這或許是男人的性壓抑與性幻想雙重作祟、互相扭曲下的妥協產物，儼然弗洛伊德關於「夢的機制」的理論實現。又或許只是由於缺乏文明修飾的原始欲望更為猛烈些罷了。

影片結尾又回到開始的場景裡，似乎一切都未發生，男人直接面向鏡頭提出道德警示。猶如黃粱一夢的結構，可以將它看作是中產階級男人隱秘的發洩性幻想的一出夢境。片中所有的女人對他都是愛得要死要活，但是迫於夢的審查機制（社會道德的嚴峻壓抑以及對自我毀滅的恐懼），結果使得本來是美夢的情境全部化為了噩夢。於是那些表現主義的環境反應（暴雨閃電被擊中的樹木），以及轟轟烈烈的死亡反省、過於舞臺化的情緒宣洩都得以滲透出一種經過精心誇飾的黑色幽默感。

金綺泳在韓國60年代就製作出了一部具有希區柯克風格的家庭倫理劇，在其中既能看到美國黑色電影的影響，又在嚴肅驚悚的氛圍下醞釀黑色幽默，它複雜的技巧形式和豐富的內容延展，以及對於根植中產階級內心不安的揭露都令人驚嘆不已。（雜誌用稿，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