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2020年，一場新冠病毒疫情打得全世界措手不及。2月份的中國正在奮力抗疫期，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的幹事長二階俊博在2月10日幹部會議後的記者會上宣布，國會的自民黨議員，每人將從自己3月份的薪水中捐出5000日元來支援中國抗疫。
此舉一出，很多中國人表示有點感動。5000日元不是什麼大錢，但是這一舉動，讓自民黨本身甚至日本的公共形象都變得高大起來。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自民黨究竟是什麼來路？
01 自民黨的誕生
日本的政黨政治，其實自上世紀2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但是，起步不久的代議制民主，連遭兩股勢力的打擊，發展緩慢。
一方面，當時世界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脆弱的經濟體系，引發了大蕭條，社會貧富矛盾尖銳，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因此甚囂塵上。另一方面，上層的日本軍部勢力又不斷膨脹，二者的共同作用，把日本推向了戰爭的邊緣，也在無形中削弱了日本的政黨勢力，尚未完備的議會民主，在恐怖暗殺的陰影籠罩下，暫時畫上了休止符。
（二二六兵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方面的直接幹預下，日本的軍事系統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戰前一直受到抑制的政黨政治。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政壇同時出現了自由黨、民主黨、社會黨等新興勢力，他們相互競爭，都試圖取得在議會的多數席位，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組建符合自己意志與需要的政府。
但是，俗話說，五根指頭伸出來還不一般直，更何況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組織。戰後的日本政黨同樣如此。其中，自由黨與民主黨勢力較大，且具有相似的背景——兩黨都同日本政商兩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經過談判，1955年，兩黨宣布合併，組成了新的政黨——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
02贏在起跑線
戰後，經過整合誕生的自民黨，從成立之初就擁有其他政黨無法相比擬的優勢。首先，其中的核心成員都有著豐富的從政經驗，他們大多為戰時政府的技術官僚，例如自民黨內閣的前三任首相岸信介、池田勇人與佐藤榮作，都是前政府要員。
其次，自民黨中的大佬們都與商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擁有廣泛的人際網絡，這便為其籌集必要的政治活動經費，提供了有利前提。最後，自民黨主要成員在政治立場上，同積極圍堵蘇聯的美國官方相一致，所以自民黨可以說是在起跑線上先勝一局。
（第一任日本自民黨首相岸信介）
自1955年合併建立新黨後，自民黨積極投身於國內民主選舉，長期壟斷著日本國會兩院的多數議員席位，直到1993年遇到挑戰，不得不與其他政黨合作，於次年組建聯合政府。
那麼問題來了，在40餘年的時間裡，日本自民黨又是靠什麼獨樹一幟呢？總不能一直吃老本吧？
實際上，在這段時間裡，日本自民黨之所以能夠維持執政黨位置不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搞好了民生。而他日後在議會選舉落敗，其內閣經濟舉措亦難辭其咎。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03有利的外部環境
自民黨能夠在當時把經濟搞好，原因也有三點，第一，拜有利的國際環境所賜。二戰以後的世界處於局部和平的狀態當中，日本由於自己的國防交給了美方，所以也省去了一大筆軍事開支，財政負擔要小得多。
20世紀50—70年代之間，美國在朝鮮和越南大打出手，開支龐大。為了就近採購軍事物資，山姆大叔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距離兩個戰區相近的日本；朝戰結束後，為了重建被戰爭摧毀的經濟體系，韓國政府又接連向日請求貸款與技術援助。
來自美韓的大量物資採購訂單，激發了日本製造業的復興，產生了數量可觀的就業崗位，這不但讓日本戰後經濟得到恢復，出現了神武景氣（1955年），同時也緩和了國內一度尖銳的階級矛盾。
（圖片來自網絡，日本工業體系的恢復與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段時間裡，本來受到抑制的日本三井、住友、三菱等財閥集團也通過經濟東風重新崛起，利用國會立法放寬了政府對其企業之間相互持股、重要職位兼任的限制，這便又強化了自民黨的執政基礎。
到了七十年代，隨著中美關係迅速回溫，當時的中日關係也受此影響，出現了不小的突破，先是日本自民黨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其後，雙方的經濟往來也愈發頻繁，在改革開放之前，當時中方推出了引進海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四三計劃」中，日本就與西歐國家一起，接下了來自中國方面的大量訂單。改革開放後，中日合作發展經濟的步伐更是大大加快，大量的日本資金與技術進入中國內地，不但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給日本經濟的更上一層樓送去了東風。
（鄧小平同志訪日，進一步加速了雙方合作步伐）
除此以外，日方還抓住機會，向東南亞的國家出口機器設備，提供低息貸款，以進行經濟滲透。今天一些東南亞國家公司的持股主體多為日本人，便是這種「援助」的結果。
由此可見，日本自民黨能夠在40餘年的政壇博弈中屹立不倒，周邊國家的市場需求，異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