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章潤
來源: 譯者秦傳安
一
哈耶克生於維也納，長於維也納，在維也納接受了完整的人文教育，最終於故國撒手西歸，一了百了，永息於斯城郊外。但是，綜其一生，漫漫93載春秋裡倒有將近40年是在英美度過的，而且因其巨大的思想影響獲封英國爵位。特別是而立之後30年的寶貴年華，盡皆揮灑於英、美兩國的明堂闢雍。不寧唯是，哈耶克的主要著述也都是以英文完成的，並藉助英文的廣泛傳播性使自己的思想獲得了世界性聲譽。享譽廣泛、影響深遠的自由主義力作《通往奴役之路》刊行之際，《新聞周刊》上的一篇書評曾有這樣的評論：
作者即使不是生於非英語國家，我們也可以說他的英文文採出眾非常，他的文風高貴、節制而又恰到好處。[1]
這裡說的是他的英文，即書面英語。那麼，並非以英語作為母語的哈耶克，面對莘莘學子之時，是如何藉此「外語」來傳道授業的呢？傳記作者為我們記錄、搜羅了這些材料：
他的口音經常把德語的Z和英語的O搞混。[2]
他講授專業經濟學課程，帶有德語口音……[3]
哈耶克的德語口音很重，我們很難聽得懂他說的英語……[4]
昨天讀到一本書，是老哈耶克寫的，在這裡，人們稱他為馮·哈耶克。今年他將用蹩腳的英語（上帝啊，幫幫我們吧）講二十多節課……上完一節非常漫長的課，我剛回到家，在這堂課上，哈耶克被搞得一塌糊塗，我們這些人又高興，又有點難過。一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就開始從牙縫裡擠英語，而不是說英語，他也非常激動，我們實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5]
聽到哈耶克要來給研究生開一門課，我們大家都很興奮。我們去聽他的第一堂課，他開始用英語說話。幾分鐘後，我們都看出來了，沒有一個人能搞懂他說的話。有人建議他用德語講。他照做了，但有些人聽不懂德語，只好放棄了這門課。[6]
哈耶克先生來臺簡直是dommated by social activlties（天天酬酢）。我當然不願engage（插足）到這種場合裡去。因為，顯然得很，這種場合是無法談學問的。他作過幾次公開講演。在臺大的那一次，我去聽過。在講演之初，他說的英語還不錯，並且頗有韻律似的。可是，到後來講興奮了，accent（土音）紛紛奪口而出，就不分英語和德語，便難懂了。[7]
夠了。無須再羅列其他材料了。先哲已逝，墓木早拱，唯有著述無聲，白紙黑字俱在，且供後人再三端詳思量。究竟哈耶克的英語口頭表達如何，他的學生和同事們自有各自的感受，時至今日，好壞均無損於逝者。再說，出道初年，剛抵英倫履新時之偏，也難能概括其漫漫半世紀講臺生涯之全。迄將近40年在英美大學，包括在芝加哥大學的職業執教生涯，其實早已對此作出了清晰回答。
但是，問題在於，這一切難道只是工作語言的問題嗎？為什麼一個以德語為母語、英語不甚流利的思想者，卻非要在英語國家度過自己的青壯年華呢？面對學子們惡作劇性的嘲弄，哈氏竟然忍受了下來，他在內心是如何說服自己的？作為一種表意體系，語言真的如此重要，甚至牽扯到文明興衰，或者「政治正確」嗎？凡此種種，才牽動了過往20世紀的文明神經，也是此刻這個全球化時代，重溫「老哈耶克」的故事時，需要我們著力思考的問題。
二
很顯然，哈耶克的英語帶有濃重的德語口音。這本不奇怪，而就對於思想者的哈耶克來說，甚至於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妨礙。這就如同泰戈爾的長髯究竟有多長，或者胡適之是否喜歡吃辣椒，與他們的學思和智慧本無掛搭。真真假假的藝術家，留長髮或者剃光頭，凡此行為不藝術，倒並不能轉換成他或者她的藝術不行為。當年的英國人不是還嘲笑過新大陸的口音嗎？可如今滿世界都在模仿新英格蘭調，「託福」成為萬千學子追求幸福願景的敲門磚，託付著許多綺麗旖旎的夢想呢！身為外籍教員，一種嘴力勞動者，基本能夠傳情達意是必需的，足以闡釋課程內容也就差不多了。字正腔圓，氣韻飽滿，那是播音員的特長，傳譯員的飯碗；措辭華美，流利酣暢，本是演說家的才幹，鼓動家的伎倆。凡此口才，只可遇，不可求。早年上海灘上洋行裡謀差的，如今「合資企業」打工的，才會把它看做命根子。今日歐美各大學中，站講臺的華裔教員所在多有，除非是第二代移民，否則流利者眾，磕磕巴巴的也不少，工科尤甚，致有不成句者，而幾乎無不帶有口音，甚至於包括出長加大伯克利分校的田長霖先生。一種語言既已混到世界性語言的地步，便不免招降納叛，各種語言反過來對它發動侵襲，於是五音雜陳，也就勢所必然。其間如哈耶克先生這樣站講臺討生活的人，但凡勝任愉快，以學術和思想作後盾，雖無巧舌如簧，卻也足矣，或者，亦且甚矣。但是，畢竟多數時候，這是生計在迫使著用一種異在的語言進行思想操練，事情便多出了一層含義。因而，「勝任」可能是真的，而「愉快」就未必了。黃仁宇先生夫子自陳，一輩子「與英語作戰」，可謂道出了個中的欣慰與心酸。
原來，語言不只是表意工具，而且事關國族文化實力的比較。迄近代三數百年的歷史，從最早的滿歐盡刮法語風[8]，到如今英語儼然成為世界通用語，再到漢語似乎潮起潮湧，逐漸出現了從對象語言到工作語言轉型的勢頭，道出的無不是文明的運勢。真所謂三十年河東又河西，言隨運走，運通言通，言通人亦通。因而，特定語言在國際場域使用頻率的消長背後，潛含著的是國族實力的盛衰，表徵著具體人文實體的文明含量、品質及其在人類文明總體圖景中相對領先位置的對比關係。在此情形下，強勢文明的語言為弱勢文明所模仿，能夠使用此種語言，如同中國近百年來的情勢所表明的那樣，是「文明開化」的標誌呢！學舌之人，常常真的是最早溝通中西的冰人，有時甚至不免承受著同胞的誤解和委曲，一如其後西風熾烈，必然領受國人的心儀與追羨。而模仿是為了「取經」，藉由語言而了解其背後的實體，由了解、理解到選擇性的文化移植。當此之際，處於強勢語言地位的文化子民便先天佔據了言說優勢，即便身處異域，也得享使用母語進行言說的便利。否則，「從牙縫裡擠」的就不是哈耶克，而是凱恩斯們了。
其實，這種便利變成了一種優勢，進而成為一種權力，在實際上擠壓甚至剝奪了其他語言的言說空間，無形中將訥訥於言者貶抑為次等的學術從業者之際，同時隱喻了其思想甚至於其所代表的文明的次等地位，彰顯了主導性語言所傳遞的思想的「先進性」，不言而喻的先進性。——語言居然傳遞了價值判斷，真是匪夷所思，可這是至少三百年來天天都在演繹著的現實生活。君不見，在中國高等學府中召開「國際會議」，也居然要求一律用英文發言，據說「因為這是國際慣例」。可這是哪門子的國際慣例、誰家的國際慣例呢？只有諾獎得主丁肇中先生不吃這一套，硬是用母語演講，讓那些不明所以、其實是英語低保戶的半瓶子醋們，一下子裸體示眾。的確，喪失或者弱化話語能力，意味著喪失或者弱化了解說的身份、闡釋的權威，哈耶克的「英語水準」告訴我們的，便是這一故事。前文曾說「事情便多出來一層含義」，則含義在此。
說來話長。迄哈耶克到倫敦執教的20世紀30年代初年，大英帝國依然是世界霸主。英美聯手於一次大戰中在軍事上擊敗了後起的競爭者德意志，不僅表明自家的綜合國力佔據上風，而且意味著「英語文明」的優勢地位，道出了政道與治道的錯綜關係，展示了科技與人文的萬般糾結，演繹出道義和實力的錯位性配置。那曾經孕育了燦如星辰般的偉大哲人、天才詩人和科學巨匠的德語文明，此刻似乎陰雲密布，天幕攏合間，正在或者即將遭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轉型磨劫。這一情形，頗類於17世紀初葉「三十年戰爭」後德法之間的關係。與迫於種族壓力而紛紛去國的科學家們類似，年輕的哈耶克自中歐來到倫敦，操起了不甚得心應手的英語作為工作語言。如今並無直接資料反映哈氏對此作何感想，迄至晚年，也沒有資料證明老人曾經談及於此。但是，揆諸常情，面對上述課堂中的尷尬，青年哈耶克能不觸景生情嗎？天資卓越、眼光深遠、戛戛獨造如哈耶克者，對此竟能心如秋水、微瀾不興？予固冥陋，亦不信矣！
朋友，當其時，英語文明坐鎮世界，早已一躍成為文明出口國，討生活的異邦外來者，除了儘快掌握其表意工具，還能做什麼呢！哈耶克的女兒回憶，整個30年代，直到二次大戰爆發，他們都曾打算搬回奧地利，說明一切並非如魚得水，亦非「勝任愉決」。筆者在法學院做了近30年學徒，拿粉筆，賣嘴皮子，既碰到過「刁難」「發難」的學生，更迭遭行政的蠻橫無理，雖然難得說「生氣」，但悲涼有時候不期然間竟至攻襲心頭，恰像夏日暴雨驟降大地，倒是很有那麼幾回呢！各位教書匠，不論「老臣謀國」，還是杏壇初試，大家為哈先生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你說呢？！
有時候，語言這玩意兒，甚至與「政治正確」都掛上了鉤。據同事相告，有位在日本某大學執教的華人，一次陪同自己的同胞參觀圖書館，原用漢語小聲交談，但恰有日本師生從旁經過，輒改說日語，告謂「他們聽我們說中國話會不高興的」。傳記作者也告訴我們，居留倫敦期間，哈耶克一家原本在家說母語，但隨著30年代中後期英德關係緊張，「第三帝國的野蠻面目逐漸暴露」，在家裡便不再說德語，而改說英語了。[9]——一代自由主義宗師作此姿態，不管出於何種動機，遭臨何種壓力，基於何種選擇，吾心甚悲！吾心甚悲！傳記作者說他們是因為看清了第三帝國的野蠻面目，「才放棄了對於他們的日耳曼傳統的忠誠」，恐怕不確，失之於簡單。浩瀚如哈耶克者，如此便放棄了自己的文明忠誠，也太憤青小兒科了。其實，除開對於法西斯的憎恨，如說迫於戰前緊張的時局，意在避嫌，更對故國兼懷幽怨，哪怕只是一絲一縷，反倒可能更切實際。
想一想吧，自由主義的公民立場和與生俱來的日耳曼文化子民的雙重身份，此時此刻，萬般糾結，哪裡只是一個「立場」調整便可打發得了的。寄身異國，於其典章文物頗多認同，而故國情懷終非理性所能驅遣，此番情愫，本已剪不斷理還亂，偏又恰逢兩邦瀕臨交戰邊緣，則其間煎熬，真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輾轉反側，不足為外人道也。倘若一個「放棄」的簡易處理即能將一切放下心頭，非白即黑，那天下事無不可迎刃而解了，哪會有千古人間的種種糾葛。說到底，理性與非理性，同情還是憎恨，喜好抑或厭惡，其間的拉鋸，常常超過人力的掌控，更何況一傅眾咻。寅恪先生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雖寅老筆指中土觀堂，但用之以狀身處英德消長之際、寄身彼邦的哈老，雖不中，亦不遠矣。
三
由此，所謂藉由學習、運用強勢文明的語言而了解此文明，由了解、理解而進行選擇性的文化移植，便是一柄雙刃劍了。一方面，通過學習和借鑑，將他文明的優勝資質轉運於本文明，進求自強不息，可能終成善果。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亞非國家學習西方的科學、民主和法治，乃至於生活方式，堪為其例，儘管其善彰隱不同，其果豐瘠有別。另一方面，在此漫漫長程中，大規模的文化移植對於自家文明的衝擊及其所引發的心智與心性的諸多後果，包括對於傳統喪失的恐慌，卻常常非始料所能及。進程愈深，變化愈巨，竟至於會導致自我定位的危機和錯亂，民族心靈的精神分裂，亦非聳人聽聞。在這方面，廣大亞非國家晚近百多年的西化運動，亦為其例。而且，即便強悍之國，位值巔峰，享受充分自信，通常而言吐納恢宏，大開大合，因而一國之中，各色各族，五方雜處，粲然繽紛，視之以為常態，可假以時日，錙積銖累，種族人口比例逆變，原本一統「國語」竟然轉為少數語言，那麼，也會激起反彈，為爭奪語言主導性，不，為爭奪文明乃至於種族的主導權，不惜禍起蕭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一切，人間的慘烈，難道我們看得還少嗎！這就是當年傑弗遜和富蘭克林堅決不能容忍德裔居民建立德語飛地的直接原因，也是今日亨廷頓教授驀然回問「我們是誰？」的真確語境[10]，更是促使號稱文化多元主義的美利堅國會近年通過英語為唯一官方正式語言法案的文化憂慮所在。
在此過程中，就具體個人而言，至少同樣會遭臨兩種局面，而聯翩引發種種意想不到的情勢。一方面，特定個體經由研習異邦語言，梳理其學思，揣摩其心思，而得窺另外一種人間秩序，不啻為自己打開了一扇全新世界的窗口。借用「一花一世界」這句佛家偈語，不妨說一種語言就是一個世界，而人間世本是由萬萬千千的多彩語言天然營建的大千世界。因而，一國之中，有無數精通外語之人，精通無數外語，便等於打開了通往異質世界的無數扇窗口，藉此開放和交流，採英擷華，自家文明的含量與品質，便可望登堂人室，永葆生機。
另一方面，在整個民族基於追羨而研習外語的風潮之下，再加上教育體制的主導，研習者雖憤憤然於母語「拖累了」自己，而竭力學習，但卻可能出現外語尚未學好，而母語一塌糊塗的情形。如同當年萊布尼茨參觀德國書展後的感想一般：「許多人沒有學好法語，竟然連德語也生疏了。」[11]但看今日中國受過高等教育者中文程度普遍下降，甚至於寫不出完整句子的居然不在少數這一情形，便知筆者並非睜眼說瞎話。常常見到託福考分甚高，而中文不成句子的學生，並不以此為慮，吾人怎能不「我心忡忡」，塊壘生焉。中文在自己的祖國遭受歧視，而歧視居然發生在高等學府，則意味著其背後的意義世界整體性失落，這便「茲事體大」了。此種情形，隨著近年經濟增長，生活改善，國民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復，而略現轉機，但尚無整體性改觀。與香港中文大學那位國語說得磕磕巴巴的校長主政後要求一律以英文教學相映成趣，中國高校一邊倒鼓勵用英語授課，並且競相矜誇已經有多少門課採用外語教材、用外語授課云云，真可謂昧於世事與時勢，反文化自覺，看似「改革開放"，實為冬烘。
而且，當今世界，任何個體首先是一族之民，也是一國之民，更是特定文化的產兒。族民、國民、公民和特定文化、宗教與政治信念的皈依者，構成了一個人的多面形貌與綜合內涵，要求他擔當不同的社會角色。所謂科學無祖國而科學家有祖國，正如科學家必為一國國民，具有文化忠誠的義務，同時為政治共同體的公民，享有公民選擇的權利，凡此糾結，雖語焉不詳，但事實俱在，道理也是實在的，為任何人所無法迴避和抹殺。既然研習和運用一種語言的過程同時必然是接受和消化語詞背後的意義的過程，那麼，便不可避免地催生學習者和此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實體之間的親和性，於是在有所謂英國通、美國通或者日本通的同時，也就會有所謂的親英派、親美派或者親日派應運而生。個人的運思、價值和審美在接受「外語」的影響的同時，其文化心態和價值傾向，不免隨之發生嬗變。自鄶以下，就是國人憤激之際的詬語「洋奴」了。——此詞慎用，以防鄉愿也，不過，對於亞非後發國家而言，這也絕非聳人聽聞。「九一一」那時節，以自由主義相標榜、立馬叫囂「今夜我是美國人」的，面對超過兩億奴隸般活著的同胞，怎麼就不說「今夜我是民工」呢？此為孤立事件，可一定程度上，道理則一。
因此，拋開公民選擇的自由主義立場不論，則理想境界當然是將家國情懷、民族文化忠誠與對於異邦典章文物的認同善予協調一體，更抱持普世情懷，於天下一家的高遠境界裡追求三不朽。此類人物，頂呱呱，響噹噹，風毛麟角，哈老其一也。日耳曼文化的血脈與門格爾、米塞斯為旗幟的維也納學派傳統，早已流淌於他的心中，以此觀照亞當·斯密思想所主導的英語思想，遂能於相互照明中抉發精微，打破了人類具有「合理計劃」能力的神話，而為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歷史發展提供前膽性思考。與此同時，特殊的職業生涯使得他具有承接洛克和密爾一脈自由主義傳統的天然條件，在思考如何回應一個多元化世俗社會的過程中，擴而思及整個人類社會秩序，將自由、寬容和開放的觀念，更作推展，遂成一代集採整個西方文化傳統的宗師級思想者。林毓生教授說，哈耶克教授的思想承繼了源於希臘自由精神和17世紀以還英國法治之下的自由主義傳統，熔政治、經濟、社會和法理思想於一爐，「氣象籠罩著整個自由世界的存亡，思域概括著整個自由制度的經緯」，雖含情緒，當非虛言。[12]
話說回頭，即便是哈老，倘若德語世界並未發生非要他移民不可的情勢，經濟收入、工作環境、職業聲望預期和思想的愉悅程度亦均「達標」，我想，他恐怕不一定非要去和倫敦的英國學子們鬥嘴皮子不可吧！
由此，我們不得不感喟近世英語文明的開放與包容性格。當年老馬在普魯士混不下去，幸好海峽彼岸收容了他，雖貧病交加，上頓不接下頓，但畢竟性命無虞，因而得享40年創作歲月，將一腔憂思與滿腹經綸，盡述於煌煌巨帙，讓這個世界激動不安。二次大戰前後各方人才流美，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腦力轉移。那以「法蘭克福學派」名世的哲學家群體，倘無彼土庇護，說得兇險一點，怕是早已灰飛煙滅了呢。而哈耶克之所以在倫敦「得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原因之一就在於人家看上了他，一個奧地利青年經濟學家的學術水準，而即刻想到「吸納」。[13]英語文明的實踐理性、事功精神和實用主義，雖無狂飆突進的精神氣象，亦無追奉人類意志的浮士德情懷，但唯勤唯謹，於俗常砥礪中求澡雪精神，卻涵養出一種寬容文化，而事實早已證明，這才是自由主義的精義所在。寬容文化造就了廣博的吸納能力，將包括哈耶克這樣「口語」不甚流利的思想者擁抱人懷。一定意義上，哈耶克們執鞭英美，等於是自動架設起英語文明吸納德語文明思想的管道，就哈耶克來說，至少是輸送維也納學派思想的管道。百多年來，全世界各種文明的大腦都在歐美出售，特別是在北美打工，等於無形中架設起成千上萬這樣的管道，而為歐美特別是英語文明含量的增擴、品質的改善，積思積慮，廣拓資源。當年威廉·洪堡特論述語言特性，曾謂「語言所吸收的思想轉化為心靈的客觀對象」[14]，進而成為心靈本身，陳述的恰為這一現象。因而，一紙教職聘約，竟然蔚為跨越文明傳統溝壑的橋梁，而又一統於特定語言之中，天底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為精巧的事呢！
是的，愈是晚近，愈多楚才晉用，由此甚至造就出一種職業上的「國際人」，尤以工商管理和科技領域為甚。全球化真的似乎使地球成為平的。因此，學者的遊走，好像已然不再沾染悲情，毋寧是用腳投票的理性人選擇而已。對於北歐這類國家或者類如香港、新加坡這類「城邦型城市」來說，前者的知識人往往操說兩種以上語言，後者則為高度國際化的市場，因而，凡此晉楚之變，實在是世態之常，有何大驚小怪的。而且，舉目四望，愈是著名學府，其師生構成的國際化愈高，文明的多元和統合氣象，便愈是泱泱然，浩浩然，巍巍然也。在此，統合者，非行政，更非思想，而是語言也。前述「國際人」需要的工作語言，此處諸學府需要的工作語言，才是問題的根本。上文「積思積慮，廣拓資源」等諸項事實，端賴於「一統於特定語言之中」這最末一項，舍乎此，這一切就不成其為事實。語言之重要，語言的吸納、統合功能之重要，實在是樞機呀，朋友！
當今世界，哪種語言具有這一魅力和強力呢？英語而已。由此，英語世界的人民得享全球性資訊的流通便利，最易獲得思想創發的成果，益發增強了其吸納、統合能力。其他文明，為著趕上這班車，也不得不趕學英語，甚至於出現了全民趕學英語的景象，於反向中更加凸顯其對於其他文明的影響力。那一度俯臨歐西的法語，早已風光不再，畏縮成一種有限的地方語言，岌岌乎危哉。但是，語言的單一化甚至唯一性，於文明整體而言，終非祥和之象，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就當今世界的各種主要文明而言，不可放棄母語的主導地位，更是自不待言。如此這般，才可能護持自家文明，增益人類文明的多元景觀，而為人世生活探求更為浩瀚的可能性。畢竟，還是如威廉·洪堡特所言，語言是一個民族所必需的「呼吸」（Odem），是民族的靈魂所在；通過一種語言，一個人類群體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個民族的特性也只有在自己的語言之中才能獲得完整的映照和表達。恰如歷史學家艾伯特·索列爾（Albert Sorel）所言，「我講故我在」嘛！[15]
想一想吧，隨著經濟增長和言路漸寬，中國人大多活得像個人樣，將來中國學府僱傭來自各種文明傳統的教員，來了不是用英語、德語或者法語作為工作語言，而是用漢語，也不得不用漢語，那時節，等於有無數座「積思積慮，廣拓資源」的橋梁，哈先生們用漢語著述教學，你看看，情形將會如何？！
絮叨這些，還是在於申明一個道理，即語言是文明的載體，對此不能不有文化自覺，而牽扯到下節的問題。
四
1981年，何丙鬱教授即將離開澳洲，出掌港大中文系。老友柳存仁先生往訪，「傾心細談文章寫作所用語文問題」。柳公以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寫作多用英文，「研究成果」對於學術的貢獻僅在於「提高西方所謂漢學的水平」，而對一般中國學者幫助很少，「也不會提高中文寫作的學術水平」。此處「中文寫作」，當然非指個人中文水準，而是概指漢語世界的學術水準。柳公並謂，在英美大學是身不由己，可如今去港大執教，自應多用中文寫作。對此，將近30年後，何丙鬱先生在自傳中講述了自己當時的想法：
柳存仁曾在香港任教多年，熟識當地情況。我猜想他的原意是勸我多用中文寫作，以獲取香港華人社會的接受，但是不便直接說出口。當時的香港大學是一所華人社會中的英國殖民地大學，一個不會用中文寫作的中文系講座教授是很難獲得社會人士接受的，尤其是一個華裔教授擔此重任。[16]
何教授出身大馬華僑家庭，自道「原是英文教育出身的華裔物理學家，中文程度僅相當於在高中一年級時英國主辦的會考中獲得優異成績」。事實上，何先生用功勤勉，「能用三種語言寫作」[17]，是華裔學者中具有世界眼光和相當聲譽的博雅之士。而且，難能可貴的是，何先生兼具徜徉於社會事務與打理行政的能力。不過，確確實實，僅就上列二公對話的「微言大義」而言，好像何先生的讀解遠未觸及和風堂主的心思。
那麼，柳先生的心思是什麼呢？它寄託著柳先生怎樣的願景？其所為何來，又欲將何往？這便不能不說到海外漢學研究和華裔漢學家們，與更為深廣的「語文作育」的問題了。晚近一兩個世紀以來，與西方殖民進程相伴，對於亞非世界的研究逐漸進入西方學術建制，成為大學中的專門性學問。關於中國古典和現代中國的研究，其中之一也。要研究，便需要資料，於是田野調查和文獻翻譯雙管齊下，傳教士與專門家聯袂而來。在此過程中，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彼攻讀學位的華裔學生的學位論文，僅就資料而言，便貢獻甚巨。1949年大陸易幟之後，與「二戰」前大批德國猶太裔科學家齊齊入關相似，成千上萬高精層次華裔學人被迫去國，湧入北美等西方國家，其中便包括了像胡適之、趙元任、蕭公權和楊聯陞諸前輩。楚才晉用自不待言，將才兵用的現象，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操用流利或者磕巴的英語作為工作語言，更是一下子極大充實了彼土漢學「研究隊伍」。和風堂主本人關於道家哲學的那部名著，便是當年獲頒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對於在此領域「提高西方所謂漢學的水平」，其價值不言而喻。中文世界在此領域「學術水平」的提高倘欲得其沾溉，反倒需要轉譯成中文之後，庶幾乎才有可能。——朋友，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它們如山似水，隔山隔水便隔世嘛！有人謂陳榮捷先生一生以在海外傳播儒學為己任，事隔經年，如今說得刻薄一點，倒不如說他老人家為狄百瑞、墨子刻做了一輩子資料員更為貼切。話說回頭，今日回視，真要感謝地球上還有這一方園地，接納、善待了他們，為我華族保留了這些讀書種子，使他們倖免戮身戮心的命運，偷安一方，用功耕耘。其中少數翹楚，日後得以漢語著述反饋母邦。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事情總有正反合，古人不予欺也。
本來，不同文明間各種元素的轉譯和借鑑是常有的事，也是自古以來人文互動的常態，目的不外是經此過程，增大本文明的含量，改善眼前的自家生活。就此而言，華裔漢學家們以英語著述，其用在於增大了英語世界的文明含量，助力於改善彼土彼水的人世生活。時下理工類學者津津樂道在《自然》或者《科學》上發文，學術行政主管部門也施行重獎，其實結果和道理一本於此。說句重話，這首先不過是用自己的經費為英文世界的科技添磚加瓦罷了。就像哈耶克以英文著述，接續了英格蘭啟蒙學派的自由主義學思，截短取長，從而首先是使英語文明傳統中的自由主義學思更益恢弘。晚年哈老之所以不憚煩瑣，將自己的作品再譯為德文，正是基於同一種理路，而採取一種反向思維。道理很簡單，而事情很複雜的是，西方已有的學思，譬如啟蒙以來的民主法治理念，並非等於譯為漢語，刊布中華，中國思想中於是便有了此種此等理念。相反，非得要中國人積數代人之功，由研習西學，觀其事，通其理，得其心，明其世，再廣採博納，轉以漢語著述，而且是幾代人的浩繁、精微與系統著述，方能將其消化、「吞噬」下去，從而轉化為漢語學思，並經由教育的浸淫傳布，進而經由中國人自己的人世砥礪，有所增益和創發，賦予中國語境的驗證與解說，然後才能說這是漢語學術與中國思想。當年歌德說「一種語言之力量，不在於能把外來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18]，便是這個道理。假以時日，慢慢就會從真真假假的「這話漢語怎麼說來著」，過渡到一切意義世界都有或者多有漢語對應詞彙。但看今日憲政、民主早成漢語常用詞，其背後的意義世界同樣早成中國思想要素，便盡皆豁然。也就因此，今日一再重溫西方近世啟蒙以還的現代理念，其實是建設現代漢語學術與中國思想的必需，而這一過程尚未結束。[19]也正是在此，人文學術不同於科技之務必趨新，搗鼓後現代的，並非一定「站在思想的前沿」。
接上述華裔漢學家的話題。作為回報，他們實現或者部分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擁有了一方安頓身家之地，滿足了俗世的衣食水準，儘管午夜夢回，可能冷不丁一縷幽思襲上心頭，頓生今夕何夕之慨，心意闌珊隨流水。真所謂「今夜夢中無覓處，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倘非如此，心如枯槁，就人文學者而言，他們可能也做不出這番學術成就的。如果說學術是普世的，造福全體人類，因此他們其實是在為全體人類服務，那在下便也就沒得話說，猶譬近年有幾位年過八十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歸國任教，謂之「報效祖國」，我認為也能講得通，因為報效祖國不分年齡先後，並沒有哪一條規定說非要青壯年才有資格為祖國服務。「遙體人情，懸想時勢」[20]，大致了解百年中國歷史和他們身世的人，都不難理解他們的心意是赤誠而熾烈的，其程度與其對於自家利益的最大化考量恰成正比。畢竟，中國是一個尊老的社會，也是一個崇洋的社會，更是一個畏勢的社會。老而洋，名且勢，這樣的壽星最值錢，也不缺錢。不像人家西洋，號稱青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耄耋壽星往養老院一丟了事，太沒素質。可是，正如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下「報效祖國」聽起來總是有點怪怪的，將學術的特定人文類型譜系和服務於特定時空的人民這一明擺著的事實，簡單地用「普世」等等話語一筆勾銷，總還是稍嫌武斷和做作。
大凡一種文明，尤其是成熟的文明，總有自己的一套表意系統，尤其是學術和思想，非得凝練、紬繹為表諸具體語言的話語體系不可。這一套話語體系，是此種文明學術、思想乃至於審美情操的物質外殼，在框含和承載著這一切的同時，擔負著發育、涵養新的學思和意義的重任，規制著此種文明的運思方式，表述著此種文明的天人觀念。越是成熟的文明，這一套表意系統便越是發達而宏富，舉凡科學、人文、藝術和宗教等各種領域，均提煉、型塑出了足以表達豐富、曲折、深邃而博大意義的成體系性的話語。——沒有莎士比亞們和牛頓們，哪有今天的英語意義世界。反過來也可以說，只有當一個文明的含量和品質豐富、深邃和宏博至如此地步，才會產生相應的話語體系。因此，「語文作育」，即運用此種語言思考、創作和交往，便是在提煉、紬繹、涵育和拓展民族生活的意義空間，充實特定文明實體的精神含量，提澌其品質，開闊其境界與格局。轉用前述「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這一陳述，不妨說語文作育是民族文明存續的前提。道理很簡單，如果漢語既亡，雖漢籍早已譯為英文，亦不能謂中國文明俱存，正如今人破譯了瑪雅文字，卻只能說這是瑪雅文明的遺蹟一樣。就此而言，它實在事關社會、人民和國族的身心塑造，維繫著整個文明共同體的消長存亡。人分南北，地有東西，因此，它首先服務於並只服務於特定的人民，其次才有可能嘉惠全體人類。也就因此，錘鍊、作育和豐富這一套表意系統，就是在維續、推展和弘揚這一文明本身，而為自家生活找尋改善之道，從而也就是以地方性知識提供和分享普世性的生存智慧。反過來說，弱化、放棄此種語言的言說，甚至於將母語自我次殖民地化，則語言不存，斯文斷絕，等於是文化自殺，其身尚在，而其人實已息矣。明儒所謂亡國與亡天下之別，用在此處，亦稱恰切。至於高舉義旗，以文明忠誠不敵公民選擇設論，則又另當別論了。
當一種文明處於弱勢低潮之際，置此文明中人，常常會相率蜂擁撲向正處強勢高潮之際文明的語言，模仿唯恐人後，學說爭相趨前。所以特定歷史時段內法語或者英語說得好便代表了優雅和高貴，自朝廷而士戍，一體鹹認，便怪而不怪。[21]當此危局，唯有少數以此文明命運託付而自覺自負之士，方會守經達權，積勞積慧，為此文明運命積攢轉機。胡適之倡導白話，其用心在此。陳寅恪、錢鍾書著意於以文言道新知，翻古典為今典，其志願同樣在此。其情其景，清儒凌廷堪於慨述遭逢學術之變當口清濁二流的表現時曾謂：「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也。」[22]就此刻主題而言，則其所守所待者何？貞下之起元也，文明之復興也。其間，便包括了對於此種文明表意體系的堅守和革新，期求以我手寫此語，以此語述我意，以我意傳我心，以我心道我在，而於表裡通達、靈肉一體的文明傳統一脈延綿中，締造愜意人世生活。
倘若雖經努力，而時運已盡，則文明衰亡，勢成悲劇人物。如果一陽來復，則為文化英雄也。晚近先輩，如梁漱溟、陳寅恪、錢穆、熊十力、唐君毅一脈，如胡適之、殷海光、錢鍾書諸賢，均為此英雄也。一如馬丁?路德迻譯經文，從此德意志獲得了表述神性的話語，也就是講述人性的心聲。萊布尼茨、歌德、康德、黑格爾、席勒和格林兄弟語文作育的偉大實踐，前後接續，各逞性情，為德意志文明提煉出廣博宏富、精微淵厚的現代德語，而表述其深廣的意義空間、磅礴的精神氣象與浩瀚的美學趣味。1814年，薩維尼曾說：「一般而言，德語不是一種適合表述法律的語言，尤其不適合用來進行立法。」[23]不足百年，以薩維尼本人為旗幟的德語法學家們語言作育的實踐，卻創造出了以「概念的金字塔」著稱的不朽的《德國民法典》，允為法典的精準語文範本。僅僅20年前，國人謂漢字不適合電腦時代，耽誤了中國的現代化，現如今還有人這樣想嗎？「家國興亡夢，英雄勝敗心」，歷史有時候真是奇妙。[24]
回到本節開頭柳、何二公的對話，則和風堂主的微言大義原來在此，難怪在2006年香港的一次學術會議上，90高齡的柳先生不禁喟言21世紀漢語將會成為世界性語言。論其為判稱固當，許其為願景亦可，可這老先生的心聲，總是有根據的推斷，而這，確是接受「英文教育出身的華裔物理學家」難能理喻的，或者，竟不願認同的。無家國憂思與文化積忿，雖語言相通，而意義難通，咫尺便在天涯。如此，語言卻又不完全等同於意義，奈何！
是呀，要是巴比塔終於修好了，從此人類不再備受語言隔閡之苦，那該多好，雖說豐富多彩的語言是這個星球上還算讓我們流連忘返的少數動人情景之一。但是，只要一日此塔不過是烏託邦的寓言，那麼，就一日不可忘記「語文作育」。這也就是文化自覺，一種自愛與自助之道，而天助自助，才是生存之道。
倘若哈耶克先生在天之靈有知，我想他老人家一定首先會用德語流暢地告訴我們，他認為這同樣是一種自由主義之道。
2008年2月29日初稿
3月15日改訂於無齋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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