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鐵上打開豆瓣APP，它給我推送了一周口碑電影榜，第一名是《礦民、馬夫、塵肺病》，底下的標籤告訴我，它已經「連續霸榜2周」。
把時間撥回兩周前，這部紀錄片突然開始走紅，並且開始獨步江湖的出圈之路，起因是博主一句充滿憤懣的感慨，隨後被轉發了五萬多次：
「蔣氏網盤上映」這種近似笨拙的傳播方式，三月中旬就開始了，愚公移山一般進行了半個月後突然「量變引發質變」，蔣能傑自己也始料未及。
在這之後，蝴蝶效應產生了。
不知是出於同情，還是疫情使圍困在家的人們更加注目人的內部世界與共同命運，這部聚焦塵肺病的影片迅速從評論人數不足飆到幾萬人標註「想看」。
到目前為止，在豆瓣網上關注蔣能傑的有一萬多人，導演蔣能傑使用的兩個微信帳號不斷湧進新消息，他說：「最近十天，遭受畢業十年從未有過的讚譽和曝光，也遭受十年從未有過的攻擊和謾罵。」
本期《epoch朝陽雲火鍋》，我們請到蔣能傑導演本人，以及同為紀錄片創作者的張新偉導演，還有紀錄片研究學者姜娟老師和我們一起聊聊獨立紀錄片十年耕作與一夜爆紅這件事。
在邀請蔣能傑參與我們視頻節目錄製之前，也就是蔣導及其作品在社交媒體走紅的第二天，我們撥通了蔣能傑的電話，並對他進行了連線採訪。
儘管蔣能傑已經拒絕了一批不太熟悉的媒體，但外界好奇的窺探與突然激增的邀約讓他有些疲憊。在約定的時間，他沒有接聽我的電話，過了半小時回電，歉意地表示：「不好意思，今天採訪太多了，實在有點累，剛剛不小心打了個盹。」
蔣能傑的聲音敦厚，口音很容易猜出來自哪片土地，湖南腔加上一些廣東口音，這和他的成長經歷有關，在湖南鄉村成為留守兒童，寒暑假以及成年後長期生活在廣州。
他的作品連根帶泥，大多取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
「我出生於鄉村，最後返鄉，自己不管拍的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是比較接地氣的。」蔣能傑有鮮明的土地屬性。
最新這部記錄塵肺病的新作也是聚焦家鄉的故事，在傳播時總被屏蔽，所以蔣能傑常常需要更換連結。
故鄉的村民為了謀生非法開礦，由於沒有防護意識，長此以往積下塵肺病，又苦於沒有醫療保險，得不到有效的治療，甚至無力支付醫療費。
彼時的蔣能傑，還是在校大學生，學的工業設計，功課很差，差點畢不了業。他滿腦子都是做電影，暑假打工攢下三千多元，另外管人借了五千元，買了一臺手持DV，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
《礦民、馬夫、塵肺病》製作橫跨十年。剛開始記錄時，村民中非法採礦的很多，蔣能傑沒有把素材公布，一方面是擔心鄉民非法採礦的營生被公開，可能會受舉報，對鄉民們的生活有影響，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資金把這個題材一氣拍完，只能先做其他項目。
後來礦洞大多被關停，主人公過世，蔣能傑諮詢了律師，確定鄉民們不會因十年前的違法開採被起訴後，他認為可以把故事端出來了。網上反響來得熱烈，得到關注當然是好事，但他自謙地認為這和疫情中大家去不了影院也有關係，其中也有為題材打的同情分。
在網絡觀看，效果遠比不上電影院，隨喜給個五元十元足夠了，很多網友給了三五十，已經抵得影院一場票錢，蔣能傑覺得網友給多了。
最近收到的各路打賞，可以償還部分因拍片欠的債務。這已經是國內紀錄片現象級的傳播事件了，可是它的數字對比動輒上億的商業片投資，顯得悲涼。
以至於網友在傳播時，總有些對紀錄片行業悲情的凝視。
那麼長的時間投入，沒有資金回報，靠什麼堅持下來的？
熟悉蔣能傑的人不會感到意外，這是國內獨立紀錄片創作者的普遍現狀。
單槍匹馬或是小作坊式創作，製作周期長達數年是國內獨立紀錄片的常規操作。蔣能傑不時需要停下創作出去賺一點錢養家養團隊，儘管工作室只是兩三人的小團隊，流動也很大。
「我一直控制成本，幾萬、十幾萬拍一部紀錄片。持續五六年去拍一個片子，不是刻意想花費這麼久，因為拍攝過程中沒錢了，需要去找錢或借錢回來再拍，這是比較草根的玩法。」
蔣能傑非導演科班出身，走的野路子，做獨立電影，不得不十八般武藝都親自上陣。沒有資金請剪輯師，而且外地剪輯師也未必懂家鄉方言，所以只能自己操刀。
例外的一部是《矮婆》，得到了侯孝賢御用剪輯廖慶松的扶持，只收取很少的錢替他剪出了滿意的版本，還幫忙找來林強老師給影片做配樂。
六歲的雲潔，後來成為《矮婆》的女主角
蔣能傑以前總對自己的剪輯不太滿意，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廖慶松老師不吝將自己的經驗傾囊相授。「他會告訴你，要注意節奏，要注意情緒，情緒到了一個點，要有一個抒發口，要給一個空鏡頭。這些他都會教你。我感覺我好像有進步了。」
兩位前輩都在各自領域獲得過金馬獎，對電影後生的愛惜，讓蔣能傑切身體驗到薪火相傳的感覺。
《矮婆》是蔣能傑唯一一部劇情片，也是唯一一部拿到龍標的作品，他希望這部作品上映後賺點錢，好還前期籌備時欠的債。
而其他的作品，蔣能傑壓根不指望能從中獲利，反而常常要額外做點別的來賺錢貼補創作。
哪些是公益，哪些是商業，蔣能傑分得很清楚。
「創作時，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爽不爽。」蔣能傑在節目中以輕鬆的口吻調侃：「為什麼紀錄片這麼苦我還願意做，因為這是我追求自由表達的一種方式。如果它讓我感覺不自由，有投資方的意見摻雜在裡面或是要討觀眾喜歡，我何必拍這個，還不如直接去接純商業片，還賺得多一點。」
在他的方言裡，掙錢叫作「找錢」，很形象，做獨立紀錄片，錢不會自動上門，只能兩眼放光滿世界去找錢。
「我頂多在作品裡裝裝清高，在生活中我是很俗的一個人，哪兒能找到錢就屁顛屁顛跑去了，也會為了五十元、一百元和人討價還價。」蔣能傑在本期節目中如是說。
蔣能傑常常因為缺乏資金不得不中止拍攝，先外出接一些活，比如成品幾分鐘就有幾萬塊的商業項目，或是婚慶喪葬現場。「如果單純靠拍紀錄片，我早就餓死了，更別說養家了。」
十年來，蔣能傑賺的錢，扣去家庭的生活開支，其他都拿來拍片子和買設備了，所以什麼都沒攢下，還常常負債。
蔣能傑說他對衣食住行不太講究，他和家人住在出租房內，妻子小錢對他沒有提出買房買車的要求，有時還出任他的助理或製片人，替他處理一些雜務。蔣能傑自言那是他不太擅長的部分。
保障家人生活基本溫飽需求是他的底線，「如果連這點都保證不了，那不叫理想，那是自私。」
為了讓更多人看見影片，哪兒的場地方邀請蔣能傑去放映，他就往哪兒去，幾乎來者不拒，出差時為了節省開支就借住朋友家沙發。
簞食瓢飲的狀態不會讓蔣能傑灰心，讓他受挫的是因為作品「真」而遭到拒絕，這是常有的事。
「一個作品太過於真實，太關注社會，推向市場的時候就可能遭受阻力。做線下放映，合作方會擔心題材過於敏感惹來麻煩，進高校做講座放映，學校也會擔心影響學生情緒或是其他問題而不給報批。」
「有的人不願意面對現實。」一部作品辛苦做出來，卻不能得到好的傳播。
沒有資金支持、缺乏市場空間，在兩座「大山」的夾縫中求生存。不僅前期缺乏資金要為之奔走，作品推出後，幾乎難有盈利，幾乎沒有發行渠道，遑論上院線與商業大片競爭。
因為沒有成熟的市場機制，逼得獨立紀錄片越來越邊緣，於是越來越難吸引到觀眾，陷入了沒人投錢遂無法啟動的惡性循環。
這些年《二十二》、《四個春天》等紀錄片在院線上映，多部紀錄片在網上走紅，流量大戶B站神奇地成為紀錄片孵化基地，但這些現象都不代表紀錄片創作的春天從此來臨。
紀錄片現狀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商業紀錄片獲得了更多支持，有了更多推廣渠道。而獨立紀錄片處境變得更糟糕。
能被大眾熟知的是極少數的名利雙收的幸運兒（儘管相比劇情片，同期上映的紀錄片排片少得可憐），更多的獨立紀錄片創作者們遊走在灰色地帶，無法公開上映，只能在全國各地的藝文空間小規模放映，最近幾年，線下放映的空間也越來越窄。
從前國內外大大小小的電影節，除了提供微薄的獎金，也是獨立紀錄片為數不多的公開渠道。現如今，國內紀錄片電影節由於各種原因，大多取消了，而國外電影節已經失去了對中國的好奇與打量，把目光轉向東南亞或非洲。
中國的影像書寫失去了平臺。
「在國內過審的可能性不大，走國外影展也很麻煩，報名什麼的流程都要懂，我們團隊沒人有精力來做這些。而且我還是想把時間花在創作上。」
這是蔣能傑選擇「網盤上映」的動機，有人指責他壞了行業版權規矩，他覺得電影做出來不是為了收藏，傳播比版權更重要。
「作為一個作品，我們也想延續它的生命力，不是花了十年八年時間做完，就放在抽屜裡面鎖起來了，或者小圈子裡自娛自樂一下就算了。我們拍攝一個群體，還是希望更多人看見他們的。」
首先要「看見」，看見才能有後續的改善和解決。行業裡有聚焦公益話題的先行者，也有紀錄片反映的議題得到重視進而推動改善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