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紀錄片的蔣能傑:要理想,也要現實

作者 | 張藝凡

今年三月，蔣能傑一夜之間成了「網紅導演」。

只要有人在他的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豆瓣詞條下點擊想看按鈕，他就把觀看連結私信發給對方，「歡迎私下傳播推薦」。

這條私信被轉載到微博上，獲得了極大熱度，一下子湧進來好多人。他沒法繼續一對一的傳達了，想了想，再次聲明：大家可以直接私下傳播，文件失效再找他要新的連結。

八月初，他帶著自己第一部獲得「出生許可證」的劇情電影《矮婆》再次回歸線上宣傳，這次他是原原本本地「賣電影」。連結中附有三個平臺的觀看連結，有的適用於電腦觀影，有的適用於網盤高清下載，也有的適用於手機直接觀看。九塊一張票，「未買票者，請自覺補票」。

礦區來客

蔣能傑成長在湘西南的一個小村莊，這裡緊鄰越城嶺山脈，從清末起，村民們就有開採礦石的傳統。

地處偏遠，村莊幾十年來的發展道路蜿蜒，貧窮是當地居民逃不開的命運。開採礦山，成為了他們迫不得已的求生方法。

礦難和塵肺病是這裡的人見怪不怪的隱痛。

《礦民、馬夫、塵肺病》截圖，發生礦難後村民們討論受難者

蔣能傑七歲時，外公在礦難中去世。11歲時，他的父親被診斷為肺結核和塵肺病中期。當時他年齡尚小，只記得在從村莊去縣城醫院的路上，「暈車吐得要死」。

這段特殊的童年記憶與經歷，是否影響了他日後對勞動人民、底層人民生活紀錄的堅持，他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但他能確定的是，拍紀錄片，源於自己對文學的喜愛。

中學時代他就喜歡讀書，比如《活著》、《紅高粱》、《霸王別姬》。他坦承自己讀書的數量比起「真正的讀書人」並不多，又因為喜歡文字，有了作家夢。可是，投出去的稿子總被退稿，他知道這條路行不通。

大學，蔣能傑的專業是工業設計，但他卻一發不可收拾地迷上了看電影。他在日記裡這麼回憶：「我那時候挺瘋狂的，老蝸居在宿舍裡看電影，有時課都不上，就知道下電影、看電影，看完電影就去圖書館找資料。」

侯孝賢是他最喜歡的導演之一，他著迷於侯導平實的電影語言和對準鄉村生活的克制鏡頭。

他的性格是喜歡什麼，就去做什麼，但照著圖書館的資料一研究，拍電影的門檻還挺高；於是決定「退一步」，先從紀錄片拍起。

剛開始嘗試的時候，他拍大學裡的人和事，2008年大學畢業後，他回到家鄉，非常驚訝地發現，過去幾年，鄉村變化很大。比如，因為補助不夠，鄉村教師走了一個又一個，本就稀缺的教育資源愈發緊張。他決定，就拍鄉村裡觸動他的事：留守兒童、礦工、塵肺病人。

《礦民、馬夫、塵肺病》截圖，小礦老闆小劉在雪地裡

一開始，蔣能傑的拍攝困難重重。

他靠存款和借錢拼拼湊湊買了一臺手持DV，但父親認覺得拍紀錄片是「不務正業」，沒辦法養活自己，希望他去考公務員。蔣能傑陷入了矛盾中，一邊是自己的愛好、理想，一邊是家人的期盼和切實、生計問題。

他決定，還是選擇先拍著看看。

果然，在山上才拍了一個多月，蔣能傑就沒錢了。2010年春節後，他去了傳媒公司工作，做後期剪輯和素材整理。就是在這段時間，他有了一份不錯的收入，忙碌之餘清閒下來，明白自己對紀錄片「還是放棄不了」。

他想回到鄉村繼續拍留守孩子的故事，直言自己「討厭北京的飲食、交通、環境」。

他愈發明白自己想做只有獨立紀錄片製作，而斷斷續續、忙碌機械的工作，是為了養著自己的「紀錄片理想」。過去十年間，他過著這樣的生活：在城市工作、掙錢，掙夠了就回家拍紀錄片，錢用完了，再接點別的商業拍攝項目，他逐漸把紀錄片和其他拍攝分得清清楚楚。

也就是這樣碎片但長時間的拍攝，他的片子裡蘊含了時間的重量。

傳播才有價值

蔣能傑的紀錄片裡，時間的腳印很深。《礦民、馬夫、塵肺病》跨越九年，而另一部關注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村小的孩子》，他跟拍了五年。

蔣能傑和他跟拍的老鄉

能堅持跟拍這麼久，蔣能傑說，一是因為好奇。時代的變遷會對個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又能有多大的影響？這是他心中一直存在的疑問。另外一個原因，則是要掙錢生活。

談起自己「網盤導演」的稱號，他直言自己清楚這有悖於行業規則，但只有片子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投入才有價值。「我做的是公益紀錄片，而公益紀錄片就是要傳播給大家看，社會價值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於片子裡的，而是被大家的觀看賦予的。」

《礦民、馬夫、塵肺病》流傳開來後，逐漸有人在網上聯繫到他，說要捐款，希望他能一直「紀錄真實」。也有人留言，說片中的村莊就在自己家附近，但「如果沒有這部片子，我都不知道還有這樣的事情。」到今天，這部紀錄片在豆瓣的總評分是8.5。

蔣能傑坦誠地說，大家給那麼高的分，可能是因為被觸動和震撼到了，但作品本身得不到那樣的高分。「我自己打分，7.5吧，還是有很多很粗糙的地方，鏡頭也晃來晃去的。」

他從觀眾的反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很多影評寫得比我的片子精彩，還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觀眾們都很厲害。」

蔣能傑認為，紀錄片是自己追求自由的方式。他的心中懷著一腔熱情，還想創作，還想真誠地表達，還懷揣著對社會的希望，不想跟制度繞圈子。他對自由的堅持也是如此，成片裡的每一秒鐘，都不能平白無故地被剪掉，這是他所追求的完整敘述。

《礦民、馬夫、塵肺病》截圖，塵肺晚期病人上樓梯都非常艱難

蔣能傑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也來源於此。拍攝期間，他為家鄉的塵肺病患者從大愛清塵基金申請了救助資金和吸氧機，而在《礦民、馬夫、塵肺病》在網絡上流傳開來後，網盤資源雖屢屢遭禁，塵肺病人群體卻受到了更大的關注。湖南省衛生健康委於今年四月發布通知，宣布對省內塵肺病人進行醫療救助行動。

「後來我回去，問老鄉這件事有沒有在辦，他們說塵肺病人的確都跟政府的相關部門聯繫上了，說明我做這些事，還是有用。」

溫 度

蔣能傑對自己作品的期待，一是能夠留下來，「有生命力」，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二是能推動社會的前進，「哪怕一點點也好」。

他拍攝各種各樣在精緻、宏大的城市生活中不可見的人，也拍攝各個年齡層次，各種性別認同的人。他的片子裡，有山村小女孩質樸的笑容，也有塵肺病晚期患者喧鬧的葬禮。

《村小的孩子》截圖，小學生在背誦《贈汪倫》

有觀眾覺得他的片子太寫實，甚至太「陰暗」，「怎麼不去拍拍光明、正面的內容」。他卻覺得，因為見證了很多苦難，雖然自己內心的確變得麻木了，但反而會想讓作品「更有溫度一些」。這種溫度，不只以陽光明媚、萬物復甦的模樣出現，而是在片中讓觀眾感覺到更多理解他人、產生同理心的時刻。「我想傳達給觀眾的是開放的心態，不要拘於固有觀念。」

拍紀錄片後，他自己就是這樣變化的。他分享了採訪當天下午發生的一個故事。

處於《矮婆》的宣傳期，他每天給購買了線上預售禮包的觀眾發快遞。當天，一個快遞員接到了顧客投訴，因為電影籤名海報由於運輸不慎，弄壞了。蔣能傑於是自己打電話給投訴的顧客，說明緣由，請他撤銷投訴，並說自己馬上給他補發兩張海報送過去。這次意外就這樣解決了。

「我拍紀錄片後，對普通勞動者更有親切感，也更能替他們想想。」他說，「儘管很多時候快遞的確會被暴力運輸，但一個投訴就要扣掉快遞員2000塊錢。他們做這行，很不容易，也很辛苦，兩張籤名海報而已，我能彌補過去就好。」

在紀錄片《村小的孩子》中，除了拍攝留守兒童的群像，他還拍攝了一位本村調來補課的張老師，這位老師後來因為補助太低（一個月六七百塊錢），還是離開了小學。

蔣能傑希望儘可能地展現不同群體的需求。比如城市農民工人，在生活中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在固有印象中也是「髒、亂、差」的代表，但論及人格，「我們應該是平等的，工作也不該分三六九等。」他進一步說，農民工拿不到工資，拖累的也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大家子人，小孩可能從此輟學，家庭再次陷入貧困的循環。「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農村的小孩說不讀書了，沒錢就去打工。這是徹底放棄了。」

《礦民、馬夫、塵肺病》截圖，礦場被關後，小劉到城市裡做了外賣員

「你一直拍攝底層人民、少數群體的生活，肩膀上有沒有幫助他們發聲的壓力？」

「沒有，我反而覺得是他們幫助了我。」蔣能傑說。他在長期拍攝中獲得了老鄉的許可和信任，也常在跟拍對象家中同吃同住，仿佛親人。片裡，老鄉們叫他「傑哥」，開心地招呼他和家裡的小孩一起上桌吃飯。

這是他感受到的人情的溫度。

編輯 | 黃靖芳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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