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墓葬、寺院
宿白先生歷史時期考古學的代表之作
宿白先生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做了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結合文獻記載，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做了系統的研究，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
——徐蘋芳
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
宿白 著
539頁 精裝 定價：158元
ISBN：978-7-108-06565-0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6月
作者簡介
宿白（1922-2018），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開創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僅在石窟寺、佛教建築、版本目錄等方面專有所長，而且自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立（1952）之初便開始執教並掌管系內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後段考古的整體格局和方法，在專業領域內享有泰鬥聲望，2016年曾榮獲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等所達到的學術高度和創立的學術範式，至今難以超越，是相關專業學者和學生的必讀經典。
內容提要
《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收入宿白先生三十九篇文章，是歷史時期考古學的代表作品，呈現了宿先生對這一歷史階段考古充分而縝密的思考。
全書通過古城沿革發展、墓葬形制變化、寺院遺蹟布局等多個角度，對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的典型考古素材進行了科學的整理——從「古今重疊型城市」長安與洛陽、到宣化遼墓中張家的興衰史，再到西藏大昭寺的銀瓶、青州龍興寺的窖藏、山西永樂宮的壁畫，乃至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蟲廚子。宿白先生用一以貫之的考古實踐與歷史、文獻互證的方法，為大量零散考古素材搭建了一個分類、分期明晰的體系，提出了許多有分量的觀點，尤其是「城市考古」概念與方法的問世，影響並指導了大批之後的考古工作者。
目 錄
一 城址·墓葬及其他
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1986）
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1978）
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1978）
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1990）
現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2001）
武威行（1992）
宣化考古三題——宣化古建築·宣化城沿革·下八裡遼墓群（1998）
青州城考略（1999）
太原北齊婁叡墓參觀記（1983）
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札記（1989）
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1995）
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1982）
關於河北四處古墓的札記（1996）
中國境內發現的中亞與西亞遺物（1986）
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遺物（1986）
中國古代金銀器和玻璃器（1992）
西藏發現的兩件有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1996）
三記拉薩大昭寺藏鎏金銀壺（2011）
二 宗教遺蹟
四川錢樹和長江中下遊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國南方發現的早期佛像札記（2004）
4至6世紀中國中原北方主要佛像造型的幾次變化（2005）
東漢魏晉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1997）
隋代佛寺布局（1997）
試論唐代長安佛教寺院的等級問題（2009）
唐代長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與等級初稿（2011）
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參觀記（2002）
西部大開發中維修和保護新疆石窟寺遺蹟應注意事項（2001）
有關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調查工作紀略（2011）
試釋雲岡石窟的分期——《雲岡石窟卷》畫冊讀後（2010）
定州工藝與靜志、淨眾兩塔地宮文物（1997）
青州龍興寺沿革（1999）
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1999）
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陽修定寺塔事輯（2003）
獨樂寺觀音閣與薊州玉田韓家（1985）
記新剝出的薊縣觀音閣壁畫（1972
我和中國佛教考古學（1999）
永樂宮創建史料編年（1962）
永樂宮調查日記——附永樂宮大事年表（1963）
附錄
朝鮮安嶽所發現的冬壽墓（1952）
日本奈良法隆寺參觀記（2003）
後 記
內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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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城址類型初探
文丨宿白
近年來，對隋唐城址的調查與研究，有了較快的進展。除了對長安、洛陽隋唐城址繼續進行工作外，也注意了地方城址。地方城址有的經過勘查、試掘；有的從地方志中搜集到一些較為可靠的記錄。此外，東北地區遼代城址的勘測，對我們了解唐代州縣城也有啟發。現就目前掌握的情況看，隋唐城址可分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型州府城和縣城五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Ⅰ）是京城，即指長安城。長安城大輪廓早已清楚。在布局上，它的主要特點是：宮城、皇城位於長安城內北部正中。這在隋唐城址中是唯一之例。近年對於長安城址中坊的布局，有了新的了解：儘管坊的面積不一致，但絕大部分坊都以十字街分為四個大區，每個大區再以小十字街分割成四個小區。關於絕大部分坊的十六個小區的劃分，韋述《兩京新記》中有不大清晰的記錄，這個記錄由於永寧坊址的發掘，已被證實。
唐長安城示意圖
第二種類型（Ⅱ）是都城，最典型之例是東都洛陽城。隋大業元年（605年）於洛陽築新都，唐武德四年（621年）廢，貞觀六年（632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657年）曰東都。洛陽城址經近年的發掘勘探，其輪廓也已明確。它有別於長安城：最突出處是宮城、皇城位於洛陽城的西北隅；其次是大部分坊的面積一致，約0.25平方公裡，這是沿襲北魏洛陽城的坊制。這種坊制影響很大，當時許多地方州縣城內的方整坊裡，都應是取法於洛陽，而凡置有宮的城，除隋唐京城長安外，也大都沿用了洛陽建宮城於西北的制度，如建有晉陽宮的北都太原城和建有江都宮的揚州城等。
北魏洛陽城示意圖
60年代初，我們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都曾對唐北都太原城址做過調查，知道它西壁的一部分和西南城角還保留在地面上；另外還有東城角、羅城等地名，可供我們參考。西北角的金勝村，根據附近唐墓所出墓誌，知唐時名金城村。唐時洛陽郭城叫金城，北都這個金城村大概就是由於地近郭城（羅城）而得名的。依照上述遺蹟，參考《新唐書》關於北都城「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長約6公裡，寬約4.33公裡，其面積約是標準坊0.25平方公裡的100倍）的記載，大體復原了它的輪廓。隋大業三年（607年）營建的晉陽宮，《新唐書》說在「都之西北」，在我們的復原圖上，北都西北隅的東部是一片低洼積水區和遍布亂磚碎石的地帶，在現在的地圖上，這片亂磚碎石的地帶，被標為「廢墟」。979年，北宋滅北漢，攻陷太原城後，趕走了城裡的居民，對這座城進行了有意識的大規模的破壞，依據我國歷史上傳統的迷信，宮城一定是破壞最厲害的所在。例如隋滅北周，就把北周的宮殿區劃平了；滅陳後，又把建康宮犁為耕地。因此，我們認為這片低洼積水區和「廢墟」是人為製造的，它曾經是隋唐晉陽宮的所在地。宮城西部是屬於宮城內的倉城所在。宮城區之南有一條廢河道，從西穿城東入汾水，這大概和洛陽城洛河的位置相同，利用河道把宮城和一般居民區隔開。河之南，還保存一些街道痕跡，這些道路有的是坊與坊之間的大街遺蹟，有的是坊內十字街的遺蹟。根據這些殘存的街道痕跡，知道北都的坊也是0.25 平方公裡左右，它的整體布局，大約是東西六坊、南北九坊的六九之制。
隋煬帝在即帝位之前，於開皇十一年（591年）曾作為揚州總管駐江都，即位不久又幸江都，「江都宮」在《隋書》上出現是大業六年（610年）。近年來，對隋唐揚州城址雖有爭論，但大體還可以初步論定的有以下兩項：第一，明建的揚州城即今天的揚州舊城，應是隋唐揚州城的東南隅；第二，隋唐揚州城向北包括蜀崗上的子城遺址，這個子城遺址應是江都宮的位置，亦即唐大都督府的位置。這樣，就可以再根據其他殘存遺蹟和文獻記載，畫出隋唐揚州城的基本輪廓。在這個基本輪廓圖中，我們既可以明確江都宮的位置在揚州城的西北隅，又可以知道它的坊的布局也是整齊的邊長約0.5公裡的方形排列。明建揚州城中，這種方形排列的坊的遺蹟還比較清晰，其中一坊今天還可以看出以大、小十字街分割成十六個小區的情況。
除了北都太原和揚州之外，我們還知道宮在西北隅的另外兩例。一個是勝州榆林城址，一個是成都府城。
196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在伊克昭盟準格爾旗託克託西南的黃河南岸，發現了俗稱十二連城的隋唐勝州榆林城址。該城址東西寬1165米，南北長約1039米。周長4387米，折合我國舊裡，周長約八點八裡有餘（周長九裡左右的城是唐一般的州府城制，這個問題，詳見下文）。該城西北隅設有子城，子城外東、南兩面都有接近方形的坊的遺蹟。《隋書》記大業三年（607年）煬帝幸榆林。《元和郡縣誌》卷四記：「隋榆林宮在（勝）州城內，大業二年（606年）置，因榆林郡為名，其年煬帝北巡，陳兵塞表以威北狄，因幸此宮。」勝州榆林宮的位置，從遺蹟上觀察，西北隅的子城應是唯一的入選之處。隋以後，唐在勝州設下都督府，子城的位置，大約就成了下都督府和州治的所在。明初還利用子城的北部興建了磚堡，有人推測此磚堡有可能是明東勝右衛的遺蹟。唐武德元年（618年）改蜀郡為益州，龍朔二年（662年）置大都督府於此。天寶十五載（756年）玄宗幸蜀，至德二載（757年）置南京，上元元年（760年）罷京，置成都府。成都置京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玄宗居成都年餘（756～757年），後來僖宗又居成都四年（881～885 年），相傳他們皆以府署為宮，其位置在府城西北隅的高地上。現在四川成都舊城，是在五代成都羊馬城的基礎上擴建的，其內部還保存著唐城遺蹟。唐城東半部八個坊的痕跡尚可分辨，其中兩個坊在解放初期還清晰地保留著由大、小十字街劃分的十六個小區。西半部的北部，唐時是宮和地方衙署所在地，所以沒有坊的遺痕；南部被明建藩王城和清設八旗駐區所破壞，坊的遺蹟已不存在，但據東半部的情況，可以推測西半部也應是八個坊的面積。成都舊城內的唐城遺蹟告訴我們：第一，即使到了盛唐時期，在地方城中設置宮，其方位也還沿襲舊制選在所在城的西北隅；而成都城西北隅和前例勝州榆林城相同，也是地方衙署所在地，因此可推知西北隅設置衙署應是地方城制，隋唐第二種類型的城——都城之制，實際是擴大了的地方城制。第二，成都府是大都督府所在地，府城面積相當於十六個坊，這應是唐州府城中最大的一種，因此成都府城也是我們下面將要討論的第三種類型的隋唐城址的一個實例。
第三種類型（Ⅲ）是大型州府城，這種城平面方形，有十六個坊，除上述成都府外，北京西南郊的幽州城址也是一例。武德七年（624 年）唐於幽州置大都督府，九年（626 年）改都督府，開元十三年（725 年）又改為大都督府。936 年入遼，938 年遼建南京。遼南京城因唐幽州城未改變。1150 年金擴展其東、西、南三面建中都。金中都遺址已勘探清楚。在金中都範圍內，可以看到兩種街道布局，即坊裡式和長巷式，後者分布在前者的東、西、南三面，清楚地表明它是後來擴展的。結合文獻記載，我們知道坊裡式街道布局的部分是遼南京，亦即唐幽州的遺蹟。其範圍和成都府相同，均為十六個坊的面積。這十六個坊的痕跡，除西南一隅不清晰外，其他都還多少有所遺留，特別是法源寺（唐憫忠寺）所在的坊，由大、小十字街分割的十六個小區還大體存在。西南一隅是州治所在，也即是遼南京宮城所在，那裡原來就不是坊裡建置，也就無怪乎今天看不出坊的痕跡了。
十六坊周長近10公裡。今山西長治市舊城，元代重建時曾擴展西北隅，重建前城周長約10公裡，系唐設大都督府的潞州城舊址，該城西北隅地處高崗，原設周長1.5公裡多的子城，為大都督府所在，景龍二年（708 年）唐玄宗兼潞州別駕時，營第於此，開元十一年（723 年）改故第為飛龍宮。又今山西永濟舊城，在金正大八年（1231 年）縮建之前周長近10公裡，系唐河中府蒲州城舊跡，唐蒲州為四輔州之一。由上諸例可知唐大都督府城與輔州城面積相似，因可估計周長近10公裡、十六坊面積的城制，應是當時大型的州府城制度。
第四種類型（Ⅳ）是四個坊的一般州府城址，這種州府城址細分還有大、小之別，大的周長6.5公裡，小的周長4.5 公裡餘，都是方形平面，四面各開一門，內以十字街分割成四個坊。周長6.5公裡的四個坊，坊的面積大於0.25平方公裡；周長4.5公裡餘的四個坊，坊的面積大約是0.25平方公裡。周長6.5公裡的實例有雲州城，周長4.5公裡餘的實例有汾州城和萊州城。
開元二十年（732 年）唐重建雲州，置下都督府。雲州城，遼金設西京因而未改，明初就土城砌磚石，實際範圍也沒有大的變動，以迄於今天的山西大同舊城。大同舊城周長6.5 公裡，東西1.5 公裡，南北1.75 公裡。內設十字街，橫街之北比橫街之南長250 米，從平面布局看，此城是以一個大十字街分城內為四個坊。這四個坊的面積，都比0.25 平方公裡的標準坊大。橫街北的兩個坊：西坊即城內的西北隅，是明清府衙、總鎮署所在地，明清衙署應是沿用了前代衙署的舊址；明初在東坊興建了藩王府。所以這兩坊內的十字街遺蹟已難辨認。但橫街南兩個坊內各置十字街的情況卻非常清楚，其中東南一坊，又由小十字街分割成四個小區；更進一步，我們還在個別的這種小區中，看到又設有更小的十字街，這個現象很重要，它明確地反映了唐代城市布局是一套大小十字街的區劃法。我們如果以0.25 平方公裡的標準坊來計算，上述被更小的十字街分割成的小方塊，其面積大約在3900 平方米左右（約合5.91畝，即近6畝地），這可能是當時城內的最小單位。類似雲州城的還有今安徽壽縣舊城所因襲的唐壽州城。壽州，唐置中都督府。今壽縣舊城北門內曾出唐經幢，東門內報恩寺原有經北宋修繕的唐塔，可知該城乃唐城舊址，所以雖屢經後代重築，但周長6.5 公裡和十字街的舊制尚存。看來，周長6.5公裡的城址有可能是唐中、下都督府的城制。
今山西汾陽縣舊城沿唐宋汾州城舊址，該城周長4.5公裡多（九裡十三步），四門內設十字街，元時，在十字街中心增建鼓樓。唐萊州城即今山東掖縣舊城，城周長4.5公裡多，四門十字街，明時，北街的府衙尚存唐萊州刺史唐貞休德政碑。府衙之西為縣衙，縣衙的位置，正值掖縣舊城的西北隅。唐時，汾州是望州，萊州是中州，周長4.5 公裡多的城制，大約是唐一般州城的制度。近年在吉林農安發現的他虎城是遼長春州的遺址，周長約5公裡，城方形，四門十字街。又黑龍江泰來縣發現的塔子城是遼泰州遺址，城方形，周長約4.5公裡。這兩座遼代州城，都駐有節度使，它們的建制應是模仿唐一般的州城。
第五種類型（Ⅴ）是小型州城和縣城城址，這種類型的城大約是一個坊的面積。今北京市屬下的順義縣舊城，是唐開元四年（716 年）建置的歸順州城。唐末改歸順州為順州。州城範圍沿用到明清。順州只一屬縣——懷柔，所以順州城實際也是唐懷柔縣城。該城原周長2公裡，方形，四門十字街，東北隅的子城系後代增建。十字街口是全城最高處，其地原建石經幢一座。十字路口立經幢的做法和唐長安某些坊的情況相同。
近年在吉林哲裡木盟科爾沁左翼後旗東北發現的城五家子古城，即遼聖宗並三河、榆河二縣創建的韓州城遺址，城址方形平面，每面長約700米，正中開門，城內設十字街。河北灤縣舊城，系遼灤州城舊址，四門十字街，平面方形，周長四裡二百餘步。這兩座遼代州城，前者面積較順州略大，後者與順州相似。一坊面積的城也是唐縣城的制度，河北吳橋縣舊城是唐安陵縣城址，山西虞鄉鎮舊城是唐虞鄉縣城址，這些延續唐縣舊城址的舊城，後世雖有變動，但都還保存了方形周長2公裡多（前者周長四裡三十一步，後者周長四裡六十步），開四門，內置十字街（或接近十字街）的布局。明清虞鄉縣的縣衙位於西北隅，應是沿襲前代縣衙的舊址。
綜上五種類型的城址，我們可以初步總結出以下六點：
1．像長安城那樣的布局，只有京城一例，這應是中央集權強有力的表現之一。
2．除長安外，凡建宮的城，宮的位置都在該城的西北隅，這實際是地方城制，因為有些州縣城的衙署區即安排在這個位置上。為什麼選擇這個方位？這是因中原地勢一般西北高於東南，地方統治者佔據城內高地，以利其控制全城並便於防禦的緣故。
3．隋唐建城有一定的等級制度，這種等級制度反映在一般的地方城上很有規律，據現有的資料，知有三個等級：十六個坊、四個坊和一個坊的面積。
4．州府一級的地方城的內部布局，也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在基本作方形的城的每面正中開城門，內設十字街，把城內分為四大區，每大區的坊數，根據州府的大小而不同，如大州每大區四個坊，中等州每大區一個坊。
5．縣城是最小的城，面積約等於一個坊。
6．以上各種類型的城內的坊，布局相同：即以十字街分成四區後，每區又設小十字街，被小十字街分割的四小區內，又設更小一級的十字街，層層十字街的區劃是隋唐城布局的特點。就是由於這個特點，今天有些古老的城中，還保有××十字之類的街道名稱，如西安的夏家十字、五味十字，又如大同的馬家十字等。這種××十字之類的街道名稱，顯然不會出現於自宋以后街道作長巷式布局的城市之中。
最後再簡單地討論一下隋唐城制的延續問題。自宋以來，街道作長巷式布局的城制興起後，隋唐城制，主要是唐州縣城制並未退出歷史舞臺，特別在中原和北方地區似乎還有強大的生命力，一些唐代舊城被沿用到明清乃至更晚的且勿論；值得注意的是，宋元乃至明代新建的州縣城仍有不少承襲唐代的城制。唐州縣城制，一直到15世紀中期，即明中葉尚在使用。這清楚地告訴我們，唐以後在黃河流域，坊裡式布局的城制和長巷式布局的城制一直並用，或許前者更為流行。這個現象，恰好給盛唐以降中原北方戰亂頻仍，人口流失，農業生產和城市經濟，除個別地區外，一般陷入長期停滯不前的局勢，提供了一個重要實證。反之，盛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南方農業手工業日趨繁榮，城市急劇發展，因而自宋以來長巷式布局的地方城市比較多地出現在長江以南，南宋紹定二年（1229 年）平江圖刻石所描繪的平江府城（即今江蘇蘇州舊城）即是一例。
南宋紹定二年李壽明刻繪《平江圖》
宿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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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
宿白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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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新書丨宿白《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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