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家街43號歸來，背負數十年罵名後，汪峰給了「樂夏」一張王炸

汪峰出現在《樂隊的夏天》第二季總決賽之夜，不算很大的驚喜。但當鮑家街43號全員合體站在舞臺上，再次唱起那首《晚安，北京》，所有不可能的時光瞬間逆流。

那支以中央音樂學院門牌號為名的高學歷樂隊，驚豔了1990年代末期近乎窮途末路的搖滾樂壇，然後以決絕的解散方式成為主唱汪峰背負多年的「罪名」。

相逢一笑泯恩仇——曾經多麼激烈的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情義與利益的抉擇，藝術與商業的兩難，最終在時間面前都化作了幾句互相讚美和一絲苦笑……

青春回來了嗎？

重逢，幾乎成了《樂隊的夏天》第二季的主題。

多年後重組的Joyside、達達，元祖成員胡湖歸來的木馬，還有苦等另一半出現而不得的後海大鯊魚……

在流量時代，這些滾圈往事都是鑲著金邊的。

決賽舞臺上，HOT5樂隊名單之外，本季最大的驚喜，也是重逢劇本。

主角汪峰，自《樂夏2》播出以來，成了微博上最積極的「自來水」，樂評每期一條，條條都是200字起的小作文。最終，不知是他的誠意感動了導演組，還是一幕大戲早已上演，以「超級大樂迷」身份亮相總決賽的汪峰，被安排在這個幾乎鎖定年度收視率最高的音樂現場登臺演出——以鮑家街43號樂隊前主唱的名義。

樂隊其他成員，是汪峰親自一個電話一個電話請回來的。他們選擇了1997年首張專輯中最經典的一首老歌《晚安，北京》——比臺下有些樂迷的年紀還大。

《樂隊的夏天》一直試圖闡釋樂隊精神，於是在這個舞臺上，我們見識了太多以樂隊為名的悲觀離合、恩怨情仇，甚至狗血八卦……這就難怪導演們會對「鮑家街43號」的故事情有獨鍾——那段包含了青春、才華、叛逆、友情、理想與背叛的歷史，沒有比它更好、更適合成為內地搖滾黃金年代的奠祭。

我們談論著明天/談論著選擇/談論著許多

歲月讓我們迷惑

我們幻想著沒有孤獨/幻想著沒有痛苦

再沒有槍聲/再沒有眼淚

仿佛活在天堂

——《追夢》

汪峰出身於北京部隊大院，父母早年參軍，進入文工團。一次偶然的全家出遊，在北海公園的遊船上，父母驚奇發現三歲的汪峰能完整且不走音地唱完《紅星照我去戰鬥》。

看到兒子的音樂天賦，彼時在海政歌舞團做長號手的父親，從樂團裡請來小提琴老師教導兒子。從此汪峰的童年，就與玩具、遊戲、小夥伴近乎絕緣了，記憶中只有嚴格的小提琴訓練留給他的巨大痛苦。「我每天都在經歷這個煎熬，至少有七八年都很自閉。」多年以後，在數次採訪裡，汪峰婉轉地批評了父母當初的決定，「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沒有小孩會對樂器有興趣。作為父母也應該想一想，這其實是對一個孩子天性的磨滅。」

沿著父母規劃好的路線，汪峰一路綠燈，中央音樂學院附小、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最後於1991年考入了中央音樂學院，專攻小提琴。

汪峰從小練習小提琴 紀錄片《存在》

但進入大學之後，汪峰的世界變了。給他打開新世界大門的，是歐美流行音樂和正在蓬勃興起的中文搖滾。同為文工糰子弟出身的崔健，對汪峰的影響尤為深刻。

汪峰迴憶：「在那個時代，個體都還得不到真正的釋放，整個社會大背景還是把你給同化。崔健所述說的那一種情緒，心底的一些矛盾糾結的東西，它直接就存在與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心裡。這種感受無與倫比。」

這個在古典音樂中浸淫十幾年的沉默寡言的青年，慢慢有了用搖滾表達自我的欲望。

2017年，汪峰邀請到一流的製作陣容——英國製作團隊、導演Max Sanderson及BBC《地球》系列後期團隊ONSIGHT共同完成了英文版個人紀錄片《存在》。在片中，汪峰難得開口回顧樂隊成立這段往事。

同班同學龍隆說：「（當時）我從深圳回北京，汪峰給我打一電話，說想找我聊聊，有個組樂隊的想法。」

其他成員也是汪峰從本校找來的。「他們（同學）給我說劉剛打爵士（鼓），呦，我說打爵士，那打我這個就更小菜啦。（找）鍵盤，我說誰會彈流行的，他們就跟我說杜詠。我就去宿舍。他在上鋪睡覺，我說誰叫杜詠，底下人指了指上面。他說：『怎麼啦，什麼事兒啊？』我就說：『想組個樂隊』。」

大學時期的汪峰

發小兒楊青偉是汪峰搖滾之路上最早的投資人。當年他用在中關村賣電腦賺的十幾萬錢，給樂隊買了全套樂器——1990年代初，一萬塊錢可以在北京三環內買套平房；唐朝吉他手劉義軍攢了一年，才花500塊錢買了一把國產電吉他。

有錢有人，樂隊正式誕生——鮑家街43號，也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門牌號。

當時作為樂隊的主唱汪峰不會彈吉他，站在臺上演出頗為尷尬。「很多樂隊主唱都很會表演，但汪峰不會，在臺上感覺他總是手足無措，所以他會想一些怪招，比如突然來個轉圈……」主音吉他手龍隆於是建議汪峰背吉他上場，但這又帶來了新的困擾，「他老胡彈，經常彈斷弦，弦斷了（音）就跑了，彈起來就很難聽……」

鮑家街43號的第一次演出，是學校的新年晚會。在汪峰父母眼中，中央音樂學院是一個「嚴肅的高雅藝術殿堂」，別的同學都是西裝革履，表演的是鋼琴、薩克斯、大提琴，可學了十幾年小提琴的兒子，卻燙著「吃頓飯都看不到他的臉」的長髮，突兀地唱起搖滾，他們頓感面上無光，極為難堪。

校方同樣被震驚到了，楊青偉——當時他已經是鮑家街43號樂隊的經紀人——回憶：「剛開始兩分鐘，校長就馬上跑過來說，『這樣的不行啊，趕快讓他們停止。』」

樂隊自己倒是對這次演出評價不錯，龍隆說：「亮相就算是挺驚豔的。實際上我們水平都很差，只不過大家拿無知當個性，當時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就一通燥。結果還傳出去了，覺得這樂隊不錯，還挺有創意的。」

他懷念的，是鮑家街43號樂隊創立之初的樣子：「我們那時候演出的方式，現在的這些搖滾樂隊都達不到。我們可以在舞臺上演出很久，一支曲子演十幾、二十分鐘，甚至幾十分鐘的都有。我們的創造力很強，舞臺上我們可以即興地編，即興地彈，即興地唱，這才是有意思的事情。」

1993年的一個夜晚，汪峰守在北京音樂臺《午夜藍調》節目直播間外——當時為數不多的搖滾音樂播放媒體之一——等張有待下播。

多年以後，張有待名字前面跟著一連串「第一」的頭銜：大陸第一個在電臺播放搖滾樂的，第一個做爵士樂的，第一個放布魯斯的，第一個放電子樂的DJ。他開的「九霄」俱樂部，在一代人眼中，代表了最好的音樂、最前沿的音樂。

「那時候汪峰就是一個書呆子氣的年輕人，眼鏡片特別厚，眼鏡腿還拿橡皮膏貼著，頭髮特別長，但是都是黏的，髒乎乎的。」張有待回憶兩人第一次見面，「他說『我們特別想請你來看一下我們排練』。我說『好吧』。」

在樂隊的專屬訓練室——中央音樂學院主教學樓地下室，張有待聽到了樂隊專門為他彈奏的一首原創歌曲《Just Like Blues》

搖滾詩人鮑勃·迪倫在1965年寫了一首名曲《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汪峰這首向偉大前輩致敬的搖滾作品，帶給張有待極大震撼。

不久，張有待在節目中介紹了這支樂隊和他們的作品。鮑家街43號開始出名了。

「以前都沒人知道，我們也沒讓人知道。」楊青偉說，「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很多人知道我們樂隊的名字了。我們才開始走向公眾。」

他很忙/他很累/卻沒有結果

他很怕/他很擔心兩手空空

他說他總感覺他無所適從

他說他總找不到去幸福的路

他已經習慣了說謊話

他已經無所謂真或假

他走在那大街上那麼瀟灑

他站在鏡子前覺得是自己那麼傻

——《李建國》

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後，汪峰進入中央芭蕾舞團任副首席小提琴師，這是音樂人夢寐以求的工作，但他很快就覺得無法適應周圍的氣氛：「同齡人在這兒基本都過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裡，什麼都沒有，除了排練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將……」

最終，他做出了一個令父親十幾年都無法理解、耿耿於懷的決定：辭職，做一個搖滾歌手。

1997年鮑家街43號樂隊籤約京文唱片公司，與崔健、羅琦、唐朝樂隊成為同門。同年，樂隊出了第一張同名專輯《鮑家街43號》。

這張專輯時至今日仍被很多樂評人稱為「神專」，《小鳥》、《李建國》、《追夢》、《晚安，北京》這些歌曲，令它擔得起這份名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建國》。它代表著從一開始，鮑家街43號此時就將創作視角對準了自身之外。歌手李健曾說：「汪峰是在現在的樂壇中少有的不唱『你愛我、我愛你』的歌手，他還在堅持著自己的風格，他的歌詞總是能夠震撼人心。」

《李建國》的主角是一個叫李建國的人。「如果你問他是誰，他就是我們每個人」。如同張楚的《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李建國》唱的是整整一代人。

「他已經習慣了說謊話，他已經無所謂真或假。」鮑家街43號在嬉皮表象下，用針刺一樣，闡述了他們對於生活的態度。

整張專輯傳唱度最高、最出名的，是《晚安，北京》。汪峰是熱愛北京的，但這首歌蘊含在歌詞之下卻是一種不可言喻的隱晦憤怒，是青年人失去夢想和追求之後，那種不知道該如何前行的絕望和孤獨。

如果說何勇的《鐘鼓樓》是對曾經美好的北京的懷念，那麼《晚安，北京》就是對高速發展的北京的無奈，是一個時代的鎮魂歌。

然而，《鮑家街43號》生不逢時。和那幾年其他的搖滾樂隊一樣，鮑家街43號專輯大賣後依然生計窘迫。賣出一盤專輯磁帶可以拿到兩毛錢，但到底賣了多少，公司說了算——最後樂隊每人分到1000塊左右。

內地搖滾樂壇遍地黃金的日子才過去沒多久，輪到汪峰這撥人時，世界就變了。最可怕的不是沒有錢，而是在舞臺上受到樂迷瘋狂膜拜的同時，卻沒有錢。這種巨大的反差扭曲著樂隊成員的心態……年復一年為生計奔波，令每個人身心俱疲。

多年後，汪峰把這段為了理想苦苦支持的歲月寫進了曾感動無數人，卻又惹出巨大非議的那首《春天裡》：還記得許多年前的春天/那時的我還沒剪去長發/沒有信用卡也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可當初的我是那麼快樂/雖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唱著那無人問津的歌謠。

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

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

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

越來越有些疲倦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

——《晚安，北京》

1999年，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內地搖滾樂壇卻沒有等來一絲曙光，反而進入漫長的霜凍期。鮑家街43號幾乎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有演出機會，狀況比沒出專輯之前還要糟。

和京文唱片公司的關係也走到了盡頭：公司以5000美元的價格，把樂隊專輯買一送一地賣給了一個香港公司，發行除中國內地外的整個華語地區。「那兩張唱片等於是我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至少10年對生活所有的夢想和理解。」2012年，《全球商業經典》一篇報導中，汪峰對記者說，「你就賣了5000美金，我覺得特別悲哀。」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汪峰和鮑家街43號的命運。

華納唱片中國區總裁許曉峰找到汪峰要籤約。「但是條件只籤我一個人，我的經紀人，我的一直奮鬥的這些夥伴不可以。」2017年，汪峰在《演說家》現場講述這段往事時說，「我突然面臨了一個幾乎是人生最大的一個抉擇。」

當時唱片公司對樂隊的管理體制，都是樂隊整體和主唱或者核心分開籤。從倫敦到紐約再到北京，無數搖滾樂隊都曾面臨類似的選擇。有些人會選擇與樂隊一起堅守，有些人義無反顧地決定單飛。

考慮了兩個月的時間，最終汪峰決定與華納籤約：「我必須需要有一個能讓我的作品呈現更好的一個平臺」。

多年以後回看，對汪峰個人而言，這個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年重義輕利的搖滾圈，選擇單飛幾乎等同於「背叛」，成為汪峰最早的「黑點」之一。

就連汪峰自己都對這件事情也有點陰影。在公開場合，他都說這是「無奈的市場選擇」，可也曾私下對朋友坦言，自己當年這件事情做的「特孫子」。

鮑家街43號樂隊吉他手龍隆

汪峰與樂隊的溝通也有問題。「他總是想當一個leader（領導者），但又不懂得如何跟樂隊成員溝通，讓人家理解他的想法，於是就只能用一些強迫的方式。我又不是你的僱傭樂手。」鼓手單曉帆對《南方周末》解釋自己退隊緣由。

多年後，龍隆補充了另一部分：鮑家街43號樂隊當時本就已經處於解散邊緣。他與汪峰的音樂理念分歧越來越大，自己迷上了更加自由的爵士，對有著固定範式的歌曲和演出都不再有興趣。此外，他對汪峰的創作也「不敢苟同」：「我們到底是學院派，認為音樂是給有一定素養的人聽的。我跟汪峰說過『你有些歌，我聽第一句，就知道最後一句該怎麼唱。『」

汪峰的得意之作《晚安，北京》曾被樂隊成員們集體鄙視。張有待回憶說：「樂隊其他成員都瞧不上這首歌，都拒絕錄。然後汪峰讓我聽，我覺得這首歌寫得特別好，就說服了他們樂隊的其他人。」

「為什麼不能是汪峰那樣？現在想起來其實是我們的問題。」多年後，龍隆在紀錄片《存在》中對當時樂隊的狀態反思了一下，然後半開玩笑說，「（解散時）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上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了。我們要知道自己有那麼大商業價值的話，說不定可能還不分開呢。（笑）」

2000年，汪峰發行籤約華納後的首張專輯《花火》，封面上印著「汪峰與鮑家街」，卻再無「43號」。

如今已經為數不多的鮑家街43號演出視頻中，汪峰在唱完《晚安，北京》那句「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的時候，會對著臺下的人說：「你們孤獨嗎？在這裡不會的，永遠不會的。」

只是自2000年以後，他們以及他們所創造的救贖孤獨的「這裡」，沒有了。

回憶雖好，但畢竟是短暫的。

他們給我一對翅膀/他們給我一個方向

他們說那就是幸福

於是我滿懷希望/我朝那裡甜蜜地飛翔

然後看到了真相

那裡沒有幸福/只有一堵大牆

——《小鳥》

不少曾經喜歡和懷念鮑家街43號的人，一直將樂隊的死亡，歸因於汪峰的背叛。他們的潛臺詞無外乎在說：藝術家只適合貧窮受苦。

但是，如果一個人不能生存，那麼創作出的作品，對他個人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不是應該最好的藝術創作者得到最高的回報嗎？

相比之下，汪峰對這些評論的回應，更簡單直接：「那個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什麼都沒有，所以會在作品中去嘲笑批判有錢人。有智慧的人和真正有思想的人，即使處在貧窮階段，也不會特別淺薄地去批判一個表象的東西。

不能因為你沒有車，你就批判所有開車的人都是狗屎。總有一天，當你生活好轉了，你也會開車，之前的話也就是說說而已。」

單飛之後，汪峰沒有暴富，專輯《花火》贏得業內口碑卻銷量平平。為了符合公司設計的形象，他剪去了長發，穿上了皮褲，在腰間拴上一條粗大的鐵鏈——汪峰一開始十分不自在，常常忍不住要用手去遮擋這條鏈子。

2004年，汪峰籤約華納第4年，出道第10年。他找到單曉帆參與自己的新專輯《笑著哭》的錄製，初錄地點就在單曉帆租來的民宅裡。一開始，汪峰在客廳裡唱，單曉帆嫌他擾民，讓他去廁所裡唱。汪峰就在廁所裡錄完了《飛得更高》。

「第一次聽到《飛得更高》的時候，我們就聽到了錢的聲音。」汪峰的前經紀人姜南洋對《《全球商業經典》》回憶說，當時整個國家沉浸於在大國崛起的亢奮之中，他們隱約地感覺到一個搖滾歌手製造出了一種「社會需要，但目前市場上還沒有出現的東西」。

在所有國人的注視下，《飛得更高》在2005年被選為「神舟六號」一飛沖天時的背景音樂。不久，又被「中國移動」作為廣告曲在《新聞聯播》結束後播放。

汪峰火了。貼上勵志標籤的他，徹底與過去說再見，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更有消費能力的市場。

「在這個行業裡，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把自己當做商品去自我要求，但汪峰的轉變非常順利。」在《全球商業經典》的報導中，前華納音樂中國區市場總監李志明留下了這句複雜難明的評價，「但我已經從一個聽音樂的人轉變為一個賣音樂的人，因此反而很能理解他的這種變通。」

對汪峰個人來說，《飛得更高》、《怒放的生命》、《我愛你中國》……讓他站成了中國搖滾的半壁江山——在許巍、鄭鈞、黑豹、唐朝紛紛隱退，萬青、痛仰還在地下苦苦掙扎的那些年裡，這個被群嘲的說法其實非常接近事實。

而鮑家街43號解散後，其他成員也並未「窮困潦倒」，倒是各自有各自發展出廣闊一片天。

汪峰找單曉帆做專輯時，他已經是譯樂隊中的一員，成員包括前面孔樂隊主音吉他手鄧謳歌、國內著名貝斯手陳勁，以及竇唯。如今，單曉帆是知名DJ，滾圈大前輩。

單曉帆／鄧謳歌

鍵盤手杜詠徹底離開了這個圈子，成為母校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一名老師，現在是著名作曲家、副教授，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理事。

龍隆是相對最活躍的一個。鮑家街43號解散後，他成為獨立音樂製作人，給李少紅、黃軍等導演製作電影配樂，參與製作周迅、王菲、葉蓓、老狼、竇唯等的專輯與單曲，還擔任過超級女聲、超級男聲等選秀節目的評委、顧問。

2016年，在《我是歌手4》的舞臺上，龍隆與汪峰一起作為老狼的幫唱嘉賓合唱《禮物》。謝幕時，兩個男人緊緊相擁。

前塵往事，外人看來是你死我活，對當事者而言，也許不過是一頓大酒。

多年之後，這一夜在「樂夏」舞臺上光芒四射、深情款款的樂隊，是否會重複那些分分合合的故事？無法預料，也並不重要。唯有音樂，會越過所有的悲歡，留在人們記憶深處。

晚安，北京。

資料參考

紀錄片《存在》

《鮑家街43號解散的另一半真相》

《汪峰：精心怒放》作者：季藝

《汪峰從鮑家街43號到鳥巢》作者：馮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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