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面前談性，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負責人劉文利試圖把性教育課帶進幼兒園的課堂時，就遭到了一次堅決的反對。
一位幼兒園孩子的家長，一次不落地參加了劉文利組織的性教育課前培訓，但仍舊認為，幼兒園裡的性教育實驗是把孩子當成「小白鼠」，結果是不可控的，「不知道孩子會被教成什麼樣？」她拒絕讓孩子接受性教育課。
尺度太大、時間太早、內容不當……一直以來，劉文利的性教育研究不停被人們拿著放大鏡審視。很少有人知道，在兒童性教育的課堂上，老師不只會給孩子們講生理健康，還會告訴他們，如何塑造平等和包容的價值觀、更好地處理人際關係，幫助他們樹立性別平等的觀念、提高自我保護的技能。
「孩子對性、對身體探究的興趣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性教育什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早」，劉文利說，「我們可能找不到比性更合適的載體，來對孩子們進行價值觀的教育。」
10月17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公布，將於明年6月開始實施。在關於「學校保護」一章中指出，「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這是「性教育」一詞首次出現在我國的法律中。
小學裡的性教育課
一條嶄新的女士內褲和一包衛生巾被放在講臺上。
教室裡的男孩女孩都坐得直直的，仰著好奇的小腦袋。在幾十雙眼睛的注視下，老師李明撕掉衛生巾的包裝，打開摺疊的衛生巾、把它粘在了內褲上。
這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學五年級的一堂性教育課，李明正在演示「衛生巾的使用」。每張課桌上，都攤著一本《珍愛生命—小學性健康教育讀本》，書被翻到第8頁，標題是「月經和遺精」。
李明在打工子弟小學給孩子們上性教育課。受訪者供圖
42歲的李明本職工作是英語老師，也是學校裡最早開始上性教育課的老師之一。
最開始，李明內心是忐忑的：給孩子們講「性」，要怎麼講？
她從小在河南農村長大，從來沒有和身邊的人公開地、坦蕩地談論過跟性相關的話題，也沒有接受過任何性教育。按她的理解，性教育就是講跟性行為相關的內容，孩子們這麼小就知道這些，真的合適嗎？
為了打消這些顧慮，在正式開始授課之前，劉文利帶領課題組的成員，先給老師們做培訓。
第一步是脫敏。她要求老師們大聲念出生殖器官的名稱，有的老師憋紅了臉，支支吾吾老半天。
劉文利告訴他們，生殖器官也是身體的一部分，和眼睛、耳朵、鼻子沒有任何區別。另外，孩子萬一碰到被性侵的情況，如果他們能準確地表達出被侵犯的身體部位的名稱，就更有可能在取證階段佔據優勢，捍衛自己的權利。
劉文利讓老師們四五人結成一組，練習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對一些沒有結過婚的女老師來說，手軟得連把模型從盒子裡拿出來的勁兒都沒有。劉文利走到她們身邊，說，「我希望你們在擁有親密關係之前，就已經能懂得怎麼去使用安全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自我保護的技能。」
培訓的過程中，劉文利還帶來了課題組編寫的教材。李明發現性教育課不僅要讓孩子們掌握身體發育、性和健康、防止性侵害的知識，還要教他們怎麼和家人朋友相處、掌握生活技能，認知什麼是性別和權利。「它不只是關於性行為的教育，而是把性當作一條主線，給孩子們進行的生活教育。」
劉文利在給老師們做培訓。受訪者供圖
漸漸地，李明的心理障礙一點點被掃除了。在講臺上，她可以面不改色地說出「陰莖」、「陰道」等名詞、教孩子們怎麼使用保險套。
這所打工子弟小學裡的幾百個學生，來自天南海北，帶著不同的口音。他們有的和收廢品的父母住群租房，有的跟著父親住在建築工地的男子宿舍。而等他們小學畢業以後，大多數人又會回到農村老家，失去父母的庇護，成為留守兒童。
在校長沈桂香看來，流動兒童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比其他同齡孩子都更需要性教育課。
「比起其他孩子，他們能接收到的關於性的科學的信息更少，在性健康和性安全方面有更大風險」，沈桂香說，「最起碼，學校裡的性教育課能教會他們怎麼好好愛護自己、保護自己。」
性教育課開設以後，沈桂香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饋：有位低年級的小男孩，以前喜歡當眾暴露生殖器官，上了性教育課後，就明白了陰莖是隱私部位，要好好保護，便改掉了之前的習慣。
還有女生，獨自跟著爸爸生活，很長時間都在記恨和爸爸離婚的媽媽，在課上學了「結婚與離婚」的主題後，第一次主動給媽媽打了電話，對她說「我愛你」。沈桂香決定，要把性教育課一直在學校開下去。
學校剛開始上性教育課的那幾年，劉文利和課題組成員每節都去聽。每周，她都從海澱坐兩個多小時的遠郊汽車到大興，坐在教室最後一排，拿著紙筆，邊聽邊記。課後，她會跟老師交流課上的優點和不足，給師生做問卷、調研授課的效果。
那幾年，這所小學裡的性教育課，是劉文利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羞恥的、隱晦的、刺耳的
在劉文利成長的年代，性教育幾乎是完全缺失的。她記得自己五六歲的時候，就問過父母：「我從哪兒來？」
得到的答案是「垃圾堆」。從那以後，她每次經過垃圾堆時，總會好奇那麼髒的垃圾堆是怎麼長出孩子的？
後來，劉文利唯一能回憶起來、勉強稱得上是「性教育」的課，是她上小學五年級時，全年級的女生被單獨叫到了室內體育場聽講座，一位社區的女醫生告訴她們，女生每個月會有幾天「例假」，必須要喝熱水、不能太劇烈運動。那個時候，大家都把來月經叫「倒黴」。
劉文利記得第一次來月經時是半夜，突然醒來，開燈一看，全是血。她知道自己可能是「倒黴」了，但還是驚恐得不敢睡覺，直到天亮才敢告訴媽媽。
媽媽給她拿來了一個用布縫好的「例假帶」，上面裝著幾層衛生紙。還特意叮囑她，用完「例假帶」要記得洗乾淨，掛在暖氣片後面烘乾，「不能讓別人看見」。
這些疑惑伴隨劉文利走過了十幾年。直到上了大學、學了生物學專業，她才第一次接近「生命的真相」。在課上，她知道了什麼是胚胎、新生命如何孕育和人體的生理結構，也知道了原來「倒黴」的科學名詞是「月經」。
學到避孕相關的知識時，劉文利想起了自己的姥姥：老人年輕時生過14個孩子，最終活到成年的只有4個。回到家裡，她忍不住問姥姥，當年為什麼要生那麼多孩子，沒想過避孕嗎？
姥姥說，她也不想一直生，但是從來都不知道避孕的辦法。她躲避懷孕的唯一途徑是回娘家待一段時間。
大學畢業後，劉文利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學教生物課。她發現，大多數生物老師在講到生殖系統那一節時，都會跳過，讓學生自學。她想不明白，既然這些內容是科學知識，都出現在教材裡了，我們為什麼不講？是不好意思講，還是不能講？
從那以後，劉文利一直在思考，我們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到底接受的是怎樣的性教育？
在北師大，劉文利開設一門公選課叫《人類性學》，她曾經在課前課後，讓那些95後、00後的學生做問卷。儘管現在的學生不再對性一無所知，但這些知識的來源，大多都是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等媒介，以及朋友之間的討論。
在北師大，劉文利開設了《人類性學》的課。受訪者供圖
兒童性教育課題組裡，最年輕的成員是今年從北大附中畢業的郭星言，她享受著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但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從來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性教育。還有同學告訴她，因為月經初潮的時間比較早，被家人罵過「不要臉」，一直對月經感到羞恥。
劉文利發現，幾十年來，幾乎所有小孩都有過和她類似的經歷。在很多大人的眼裡，性始終是羞恥的、隱晦的、刺耳的，他們固執地相信，所有關於性的知識，孩子長大以後，自然就會懂。
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對性避而不談，在各種官方或非官方的語境中，當不得不提及「性教育」時，它也可能會被其他詞彙取代，比如青春期教育、生理教育、健康教育。「30多年過去了，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在課堂裡講性這件事，我自己認為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
「性教育有什麼好研究的？」
以性教育為志業的念頭，劉文利很早就埋下了。1987年，她考上了北師大生物系的研究生，隨後開始研究性教育。
那時，身邊有人問劉文利，你是研究什麼的？
劉文利回答，研究性教育。對方接著問，什麼xing？劉文利掏出手掌，用手指寫下一個豎心旁、一個生。對方仍舊是迷茫的神情，「性教育？性教育有什麼好研究的？」
那時，許多人對性教育還不夠了解，但劉文利覺得，中國迎來了「性教育的春天」，儘管這些研究都集中在青春期的性教育。
1988年，原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發布《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第一次明文提出要在中學給學生開展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教育。隨後，上海的學者姚佩寬帶領自己的團隊在上海的30多所學校開展了青春期教育的實驗。
劉文利研究生畢業後，工作了幾年，還是想繼續做性教育相關的研究，就到了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深造。其間，她修了一門叫「人類性學」的課，每次上課都背著磚頭一樣厚的教材，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
在美國的那段時間，劉文利看到了性教育的不同流派，有的提倡貞潔教育，組織學生集體宣誓，承諾不發生婚前性行為。更多的是採納全面性教育的理念——當老師講到安全性行為的時候，會直接把陰莖模型和安全套等避孕工具帶到課堂上，給學生們展示不同避孕工具的使用方法，再讓學生討論。
這是劉文利第一次接觸到「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她發現原來性不只是局限在生理健康上，它還涉及一個人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理解社會性別、塑造價值觀和權利觀、應對可能會發生的暴力。
「出國之前，我覺得可能真的性就是一個生理層面的，因為當時我們就是從生理衛生課這個角度來研究性教育的。但當我了解了『全面性教育』以後，我發現性是如此深厚、廣博，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跟孩子成長有關的話題都包含在裡面。」
更讓劉文利受到啟發的是，性教育也不只是「青春期教育」，它是從孩子出生以後，就應該持續進行的教育。因為孩子對性的好奇是與生俱來的，生來就會有探究自己身體的欲望，在不同的年齡階段，他們會撫摸自己的身體，觸碰自己的生殖器官。
在國內，因為性教育的缺失，有的孩子會被月經、遺精嚇得驚慌失措，有的孩子會在受到性侵害時無法抗拒、守口如瓶。「性教育能讓孩子明白，生殖器官是需要好好愛護的，月經和遺精都是正常的生理現象，只要感受到不舒服，就應該及時表達拒絕」，劉文利說。
劉文利正在看學生作業。受訪者供圖
經過五年的學習，劉文利拿到了兒童發展領域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還拿到了加州一所學校的終身教職。那所學校建在半山腰上，望得到海和沙灘，隔壁是茂盛的紅樹林，能呼吸到最新鮮的空氣，對從小有過敏性哮喘的劉文利來說，是再合適不過的環境。
但劉文利想，必須把全面性教育推廣到國內，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接受到平等的性教育。
風口浪尖
回國後，劉文利一直都是沉默地、專注地做事。她拒絕了一些找上門來的記者，因為國人習慣了「談性色變」，她怕一旦出了名，自己會幹不下去。
但她還是被推上了風口浪尖。2017年3月，杭州一所小學的家長拍了兩張《珍愛生命》的插圖發在了網上，一張圖上，有父母相擁裸躺在床上的繪圖，並曬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關介紹」的示意圖，寫著「爸爸的精子進入媽媽的子宮」。
這位家長覺得，作為學校給孩子準備的課外讀物，教材的尺度太大了。
當天，《珍愛生命》引發了很多關注。劉文利知道這件事的第一反應是，還沒出版的六年級下冊教材會不會受到影響？小學整套教材就剩下這一本了，已經經過了實驗和至少六七輪的修改，如果不能出版，會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
《珍愛生命—小學性教育讀本》系列教材。受訪者供圖
很快，劉文利接到主管部門的電話，要求她說明教材的情況。那天晚上，她寫完匯報的材料，又連夜寫了對網絡討論的「回應」，整夜都沒有合眼。
劉文利做性教育的這些年，也不止一次面對家長們的質疑，有的擔心小學的孩子接受性教育太早，有的擔心性教育的尺度太大，有的擔心孩子們學了以後，會出現模仿的行為。
劉文利不得不每次提前對家長進行培訓，給他們看教材、普及「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告訴他們，課上教授的所有的內容都是科學知識，有科學依據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顯示，根據科學研究，接受全面性教育的孩子，能推遲初次性行為發生的時間、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減少性伴侶的數量、做出更負責任的性決策。
十幾年裡，劉文利說服了許多家長，也有人一直堅決反對。但性教育課從沒像2017年那樣廣受關注。她寫了一份面向公眾的回應，詳細說明了插圖出現的地方，分別出自「生命的孕育」、「保護好身體的隱私部位」的內容。
在回應裡，劉文利寫道，「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裡說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能夠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護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麼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回應發出以後，收到了很多支持，家長們紛紛開始在各個渠道買這套書，一些小學老師發來簡訊，說堅決和她站在一邊。
小學性教育課的課後訪談。受訪者供圖
但從那時起，劉文利感受到的壓力幾乎是如影隨形。她的郵箱裡會常常收到謾罵和人身攻擊的郵件，指責她在小學教材裡介紹同性戀、提倡婚姻自由是「別有用心」。
2019年1月，一篇指責《珍愛生命》的文章在網絡流傳，指責這套教材中，關於婚姻自由、丁克家庭和性傾向的內容，是在宣揚不婚不育和同性戀。很快，教材被下架。
一切都讓劉文利感到心力交瘁，她整宿整宿地睡不著，反覆想：自己到底有哪裡做得不對？
在劉文利之前，國內幾乎沒有人開發過小學全套的性教育課程。她對著聯合國發布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教育部發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編寫，不同齡段的孩子應該學什麼、學到什麼程度，一點一點地摳。
考慮到低年級孩子的接受水平，教材裡的文字要少一些，繪圖要多一些，畫手畫得不準確，劉文利就帶著課題組的成員在鏡子前擺出那些動作，再拍照發給畫手。為了培養孩子們接納多元文化、尊重弱勢群體的意識，她在教材裡設置了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人物，還有盲人、聾啞人和坐在輪椅裡的殘障人士。
在學生們眼中，劉文利全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幾乎是一個沒有個人生活的人。
她有一本A4開的日程本，除了除夕那一天，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滿。家裡的所有家務都被丈夫承包了，回國這些年，她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家務。她為數不多的愛好是打拳擊，她買了一個半人高的沙袋，吊在家裡的門框上，每天傍晚戴著拳套，打一個小時。
很長一段時間，劉文利為性教育努力和付出始終都不為人所知。但在教材風波之後，劉文利覺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她不希望性教育被誤解。她開始接受媒體的採訪，讓課題組的成員認真運營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在各個不同的平臺上，不厭其煩地解答記者和公眾拋來的問題。
劉文利說，「雖然這套教材有很多爭議，對我來說，這仍舊是具有標誌性的一件事，至少它引起了人們對兒童性教育的關注和討論，知道了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小學性教育的教材。」
「性教育，是被寫在法律裡的」
被推上風口浪尖之後，劉文利也開始根據中國的國情，做更本土化的修訂。
他們刪去了國際版綱要裡不適合中國文化的部分，比如「割禮」。在提及「代孕」時，也會註明這一行為在中國不合法。
除此之外，他們重點做的，是從政策層面，來推動性教育的開展。
2018年，劉文利撰寫了一份「把性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在官網上的回應。讓她興奮的是，在回應裡，教育部直接使用了「性教育」一詞，沒有使用別的詞來替代。
第二年，劉文利又寫了一份提案，提出要把性教育納入基礎教育課程體系，也就是把性教育提前到幼兒園階段，讓孩子從3歲開始接受性教育。
在此之前的2013年，劉文利便把性教育帶進了北京的兩所幼兒園。課題組成員郭凌風說，幼兒園階段，一方面，要從小給幼兒傳達正確的性別觀，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一方面要教會幼兒珍愛自己的身體，培養對身體積極的情感，鼓勵幼兒表達自己的感受，預防性侵害。
剛開始上性教育課時，郭凌風發現，在對性的認知上，小班、中班和大班孩子之間已經產生了差別。
一堆玩具被放箱子裡，中班和大班的孩子會表現出明顯的性別傾向，男孩專挑小汽車，女孩專挑洋娃娃，但小班的孩子都只挑自己喜歡的。「這說明年齡稍大一些的孩子，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性別刻板印象。」
於是，在上小班的性教育課時，老師就開始不斷教育幼兒：無論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玩具，長大以後也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他們會給幼兒看女足球運動員和女飛行員的照片，也會在角色扮演遊戲時，找男孩來扮演護士、女孩來扮演醫生。
為了培養孩子們對身體的情感，在課上，老師會給每個小朋友分一支羽毛，讓他們感受羽毛輕撫皮膚的感覺，通過這個動作，讓孩子體會什麼是舒服的感覺、什麼是不舒服的感覺，如果不舒服，要告訴同伴或家長，懂得表達和拒絕。
幼兒園老師在教孩子認識身體各個部位。受訪者供圖
「性是孩子們太想知道的東西了，所以性教育什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早。沒有任何一個學科領域能像性這樣吸引孩子，讓他們願意去探究。因為所有的內容都跟他有關，是他特別關心的、又很難從其他渠道去獲得的」，劉文利說。
10月17日晚，當得知性教育被納入《未成年人保護法》時，60歲的劉文利正在遠程參加一個聯合國人口基金主辦的會議，主題是「中國性教育的反思與前瞻」。她興奮地往工作群裡發了好多條消息。
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在關於「學校保護」一章中指出，「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這是「性教育」一詞首次出現在我國的法律中，得到法律層面的認可。
與此同時，劉文利也隱隱有些擔憂，在實際操作中，性教育會不會走偏成「防性侵的教育」？
她把性教育比作一個完整的蘋果，有果皮、果肉和果核，還有頂上的蘋果把兒，如果只把 「頂上的蘋果把兒」展示給孩子看，是片面的。「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如果只告訴他們關於性中很小的、負面的部分，他們就很難形成對性的完整認知。將來一提到性，他們只會緊張、害怕、恐懼，影響親密關係的建立。」
但在劉文利看來，只要性教育能進入法律，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就賦予了學者、媒體和各界人士公開闡釋它、討論它、研究它的權利和空間。
以前，劉文利在一些學校推廣性教育課時，總會有校領導提意見，「你們這個課能不能不要叫性教育？可以叫健康教育或者生命教育？」劉文利想，等明年6月，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以後，她就可以底氣十足地告訴對方，「性教育，是被寫在法律裡的。」
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