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關於「主權的移交」在中文表達中很簡單，但是按照英文的習慣，在主權前要加一個冠詞「the」。英方認為加「the」不能接受，雙方還沒開始談判，如果用這種表達，就等於說英方已經承認了主權必須移交。因此，他建議把冠詞「the」改成「a」，意思是「一個主權的移交」。周南一聽不對勁，這個「a」沒法翻譯成中文，「一個主權的移交」或是「某個主權的移交」，都不像話，而且中文根本沒有這個冠詞。當時也來不及開會研究了，周南說：「根據我對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們對『the』有接受困難，我們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兩個都不要，我認為也符合英國文化，你覺得怎麼樣？」
柯利達跟他身邊的一等秘書交頭接耳商量了一下，說可以考慮，周南說那就這麼定了，不要在這個問題上繼續爭論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詞。就在這頓看似平靜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維化解了困擾雙方一年的議程問題。
據周南回憶，「中英談判最初的說法是「主權的移交」。在一次談判過後，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見，說法律上用這種字眼不大好。因為主權本來是屬於中國的，英國侵佔了香港，不能說主權就歸它了，建議改成「恢復行使」。所以從那以後我們的說法就改了。」
中英談判中國代表團合影
之後，周南和柯利達就第二階段談判的議程達成了一致意見，決定先談1997年後的安排，再談1997年前的安排，最後談關於恢復行使主權事宜。議程問題解決之後，雙方商定於7月12日開始正式舉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第一輪談判。談判在北京臺基廠頭條3號舉行。會談的時間和地點本來是保密的，但是來北京採訪中英會談的大批香港記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駐華使館門口，一看到使館的車隊開出大門，就搭乘計程車窮追不捨。他們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價要司機闖紅燈。會談地點就這樣被記者發現了。中方由姚廣任團長，英方由柯利達大使任團長。當時，大致每月舉行一輪會談，每輪會談時間為兩天。姚廣在前臺，周南在幕後，周南參與了談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達進行私下的接觸和磋商，但是沒有參加正式代表團。英國人從一開始就玩弄「三腳凳」。本來是中英談判，英國侵佔了中國領土，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但是英國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拉進來，使談判形成2∶1的形勢。「三腳凳」就是想「以華制華」。他們想拿香港來否定我們，但我們立場堅定，英方沒有辦法了，只得同意。英方還製造所謂的「民意」，配合會場上的鬥爭。有些報紙整天發表文章，說：我們香港人歡迎英國繼續統治，中共來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毀滅，諸如此類，要英國人不能讓步。港督尤德這派人物尤為積極，幾次策動由兩局議員單獨組織的代表團到倫敦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英國政府「不要對中國作太多讓步」等等。英方打「民意牌」，中方也針鋒相對的回應。那一時期，《人民日報》發表了很多文章來進行反擊。碰巧當時中國拍了電影《火燒圓明園》，外交部組織各國使節去看，英國大使館官員很敏感，怕自己下不來臺，就沒有出席。1984年，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中英雙方代表團團長同時換人，周南從幕後走上前臺，接替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英方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達出任團長。而魯平仍然以西歐司顧問的公開身份參與談判。在隨後的談判中，英方不斷地在各種問題上挑戰中國主權。在中方代表團的「十二條」基本方案中，有一條提出「凡是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可以在香港設立領事館，或者總領事館」。英方卻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說英國跟香港的關係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設總領館，而設立高級專員公署；外交代表不叫總領事，叫高級專員。周南立刻反對：「我在英國前殖民地也就是大英國協成員國待過，這個情況我很清楚，英國只有派往大英國協成員國的外交使節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級專員。我想請問你們提這個意見是什麼意思？」周南接著說：「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個獨立國家，即使是大英國協國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設立高級專員；第二，只有大英國協國家你們才設專員，你們是不是想把香港作為大英國協成員國來對待？」伊文斯當時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陣說：「有啊，比如有些國家都派有商務專員。」周南說：「你這就胡扯了，我們也清楚這個商務專員同文化專員一樣，都是大使館下屬的外交官，由商務部派的，有的叫商務參贊，有的叫商務專員，是一回事，跟你說的高級專員是兩碼事，你不能來糊弄我們。」最後伊文斯只得放棄這個意見。隨著談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團在香港隸屬問題、高度自治問題等方面都製造了一些矛盾，使談判不能順利進行。直到整個談判結束之後，周南邀請伊文斯吃飯時，伊文斯才一語道出當時英方步步刁難的用心所在。周南回憶說：「我請他吃涮羊肉，當時就半開玩笑地跟他說，大使閣下，你應該很清楚，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不會讓步，可你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不斷地提出挑戰我們主權的意見。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為營的，所以哪一個問題上你稍微鬆動了，他就往前進攻了，你給他封住了，他就沒辦法了。在接下來的談判中，英方雖然步步緊逼，但中方在香港回歸的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讓。於是，英國人方向一轉，又提出了新的問題。1984年4月，訪華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鄧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國不要派解放軍駐守香港。鄧小平立刻反駁：香港回歸後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轄、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雙方開始就「駐軍問題」進行談判。英方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表示反對；而周南則牢記鄧小平的指示，在駐軍問題上寸步不讓。
魯平則補充說：「我們主要是負責國防，香港內部的治安事務我們一律不管，只管國防。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堅持。我們人數不在多，但駐軍是一定要駐的，這是個原則問題。」
周南反駁說沒有必要，換個名字好像中國有兩支不同的國家軍隊似的，而且實質的問題不在於名字。他引用了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裡的兩句詩，大意是「名字算什麼，一枝玫瑰換成另外一個名字，聞起來照樣香甜」。
為什麼小平同志對駐軍問題如此「較真」，寸步不讓？可以說，這就是政治家在國家大戰略上十分敏銳的地方，從長遠的角度考慮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問題。他理性而實事求是地指出，駐軍不僅僅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也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指出：「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1997年6月30日23時40分至7月1日零時20分，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著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這段大約40分鐘的交接儀式，隆重、得體、熱烈、有條不紊、秩序井然，讓人記憶猶新。
1996年年底，交接儀式籌備小組進入香港開始前期工作。然而．這樣的主權交接儀式世界上尚無先例。所以，一切只能由自己設計策劃。在具體安排中，最關鍵的是要完成中央交給籌備小組的一個重之又重的任務：確保中國國旗必須在7月1目的零時零分零秒準時升起，讓香港的主權準時回歸祖國。
這個任務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困難重重。由於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香港還歸英國管轄，因此所有工作都必須得到英方的協作，才能確保一切順利進行，讓五星紅旗準時升起。相關人員回憶說，當時為了確保英國方面在這一點上的合作，籌備組的成員與英方代表進行了大約10次正式談判。
有時候，正式談判陷入僵局，雙方就只能舉行非正式的外圍談判。英國要把香港歸還給中國，本來就極不情願，如果再讓中國在全世界的注目下風光地接手香港，英國方面就更失落了。因此，在交接儀式的具體安排上，英方設置了眾多障礙，與他們的談判進行得非常艱難。
一開始英方說，英中關於香港回歸的協議上，只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並沒有規定幾分幾秒的具體時間。而中方則據理力爭，說7月1日就是從零時零分零秒開始的。
英方在交涉之後，曾表示英國的國旗將在零時零分零秒降下，至於中方國旗何時升起，英方不做評論。為此，我方又與英方進行多輪談判，最後英方只同意在30日23時59分59秒將英國國旗降下。這樣的話，給我們準備升旗的時間只有一秒鐘!國旗升起同國歌奏響應同步，而我軍樂團指揮的指揮棒抬起就需要兩秒，也就是說英國國旗必須在6月30日23時59分58秒降下，才能確保我國國旗在零時零分零秒準時升起。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負責具體操辦儀式事務的外交部禮賓司原副司長安文彬直言不諱地對英方代表說：「香港已經被你們佔領了150多年!而現在我要的只是2秒鐘，你卻是這樣無理相拒。我認為英方這種態度不僅中國人不能容忍，世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眼見這次談判又要陷入僵局，英方代表戴維斯急忙把中方代表安文彬帶去另一個房間緩和氣氛。雙方代表又交鋒了幾個回合，戴維斯終於亮出底牌，他表示，英國的國旗可以在6月30日23時59分58秒降下，甚至還可以提前，但中方必須保證，中國國旗只能在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升起，決不能提前。聽到此言，安文彬當即表示同意。於是雙方又回到談判桌前，由英方代表正式陳述方案，中方正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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