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能說出的都不是事，說不出的都是痛。見到過一幅古人對聯：「骨有三分傲，情留一點痴」。雖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對仗工整，立意高遠，甚是喜歡。
說到「骨有三分傲」，為什麼只說三分？不說兩分，不言五分？我覺得，一個人只要有三分傲骨就可以了，就可以贏得自尊自強，傲骨是要你拿自己的人格當回事，要你在此生堂堂正正做人，並且一以貫之。這一要求，吾輩踮踮腳能夠得著；而十分傲骨，標準太高，像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雖然受到後世景仰，但決非我等凡夫俗子所為。
至於「情留一點痴」，也很好。情到深處人孤獨。情可以痴一點，但痴到百分之百，就完全陷入了瘋狂的病態，所以，留一點痴，便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夠意思了。於是，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唐伯虎等閒寫得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於是無數落魄士人獨孤求敗，潔身自好，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身上表現得尤為強烈，幾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對比屈原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顯然是一種妥協。然而，這種妥協並不是他們怕死。他們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來表示對權勢的一種蔑視，視權勢如糞土，讓權貴相形見絀，如骨在喉，寢食不安。這一點從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現的最為突出，他被司馬王朝處以極刑，從容赴死，慷慨以歌，視死如歸，這顯然比屈原的投河自盡表現得更為豪邁。
自我放逐，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更是一種高貴的選擇。面對腐敗而殘暴的政權，不願同流合汙而抽身離去，寧願自我放逐而過貧困的生活，換取精神上的自由與人格上的尊嚴。這種自我放逐，成為中國歷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是對權勢的一種蔑視，這是對高貴品德的固守，這是另類的貴族精神。
中國的貴族精神在歷史的長河中不停地衰變，說不清楚哪一個時代的貴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國的貴族精神。屈原、陶淵明、曾國藩這三個典範所具有的三種精神特質，可以概括出中國貴族精神的衰變。
屈原代表一種追求卓爾不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這種精神代表中國古代貴族所具有的精神，我們今天讀到屈原的《離騷》，《漁父》等，仍能強烈地感受到那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是這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勵那個時代的精英勤於求索，勇於求索，為中華民族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古文明，中華民族所有的偉大思想幾乎都是創建於那個時代。
陶淵明代表一種不為五鬥米折腰、追求超脫物慾、甘於自我放逐的精神。對比屈原的精神，陶淵明的精神明顯發生衰變，不那麼強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傾向崇尚自由；他不認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而他堅守不為五鬥米折腰，維護自身獨立的人格尊嚴。要格守不為五鬥米折腰，就要抽離體制的羈綁，那無異於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質極其貧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的折磨，時時刻刻面臨生死存亡的威逼。毫無疑問，自我放逐須具備無比的勇氣與忍耐力。選擇自我了結，只需要一時的意氣；選擇自我放逐，就得忍受無期的折磨。自我放逐其實是對權勢的一種蔑視，表現出一種道不同不相為謀，堅守自己立場的精神。
曾國藩代表一種追求建功立業和個人品格完善的精神。這種精神代表中國歷史後期士大夫的精神，這種精神歸功於孔孟之道的薰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於皇權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個人嚴謹的品格。孔孟之道個人品格修煉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為士大夫追求的三種境界。曾國藩集三種境界於一身，成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為中華民族近代貴族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