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編：高 琴
執行主編：高 揚
開本：16 開
版次：2020 年3 月第1 版
單冊定價：128.00 元
該系列叢書共三卷，結合影像資料，通過60位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一輩攝影師本人的口述整理和採訪，將口述、訪談與文獻資料互為對照，深入挖掘了歷史的真相，展現了中國攝影師的群體形象。攝影師的口述復活了他們生活其中的那個年代，使歷史更鮮活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為新中國攝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今天從第二卷中摘編老攝影家蔣少武的口述，感受老一輩攝影家的攝影情懷與擔當：
口述人：蔣少武
採訪人：楊集才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正式端起照相機的呢？
蔣少武：確切地說，應該是1954年。1954年，東北大區撤銷，《東北日報》改為《遼寧日報》。那一年，我22歲，被組織上分配到《遼寧日報》攝影科工作。當時我用的是臺捷克產的相機。由於相機陳舊，技術指標低，拍出的照片印在報紙上清晰度明顯不夠。一直到三年困難時期，我趁著陪同遼寧省省長黃歐東的機會提出這個困難，省政府有關部門用特別緊缺的外匯為《遼寧日報》購進3臺當時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德國徠卡照相機。
《遼寧日報》也因在全國省級報社率先裝備徠卡照相機而轟動全國新聞界。我和我們攝影部的同事們確實是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來之不易的徠卡，不僅使用時十分仔細，還認真地鑽研徠卡的性能。我的一臺徠卡，使用了30多年，先後拍下2萬多張底片後，同行們一致評價相機還有「九成新」。1972年，周總理陪同斯裡蘭卡總理西麗瑪沃• 班達拉奈克夫人在大連訪問期間，與隨行人員合影。
記者：給我們講講您最難忘的一次採訪吧。
蔣少武：最讓我難忘的採訪是周恩來總理讓我看畫。我被安排到《遼寧日報》攝影科不久，就成了報社的業務骨幹。從1957年起，每逢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來遼寧視察，報社都派我負責攝影報導任務。1972年，周總理陪同斯裡蘭卡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在大連訪問，休息的時候，懸掛在大連棒棰島賓館牆壁上的一幅裝飾畫引起了周總理的關注。總理問身旁的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劉德才：「這幅畫這麼美，這是一幅畫還是照片啊？」劉德才立刻回答：「總理，這是一幅照片，照的是我們大連的真山真水啊。」總理屈身近前又看了一番，轉身對挎著相機的我招手說：「你是攝影記者，我來問問你，你看這是畫還是照片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緊張得不行，連忙上前看畫，對總理說：「這是一幅特別逼真的工筆畫。」總理笑了，對劉德才說：「好你個劉德才，看來，對你得普及些書畫和照片區別的常識嘍。」「總理『採訪』你蔣少武！你蔣少武太幸運了！」直到聽到同行的朋友們羨慕的感嘆時，我才發現，汗水已把我的襯衫溼透。
周總理生前，曾十多次視察遼寧，我每次都跟隨總理採訪拍攝。給總理拍照是所有攝影記者的幸運，更不用說接受總理的問話了。那之後好久，我都沉浸其中，直到今天，每想起那個美好的瞬間，心裡都充滿了幸福感；每次重看當年給總理拍下的照片，仿佛又聽到總理親切的話語。我把那次與總理的雖然短暫卻刻骨銘心的相見當作我一生最大的精神財富。1972年，吳印鹹(右)與蔣少武合影。
記者：聽說您熱心於攝影事業，鑽研攝影業務的行為得到了攝影大師吳印鹹的賞識？
蔣少武：1960年，在第三次全國文代會上，吳老當選為中國攝影學會（今中國攝影家協會前身）副主席，我也有幸當選為理事。由於開會和一些業務上的聯繫，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我和吳老就開始了許多關於攝影理論和攝影業務的探討來往。記得70年代初，我們對彩色照片的衝洗放大還是一無所知，但是，我覺得這項新生事物為新聞攝影開了先河，我們應該跟上這個潮流。為了了解彩色照片的感光性能、製作衝洗等，我建議我們《遼寧日報》率先嘗試進口彩色放大紙和藥劑，還請來了瀋陽化工研究院的專家一起進行攻關。這件事讓吳老知道後，吳老還把他拍的彩色底片寄給我做試驗，讓我幫他洗彩色照片，我們當時也是最早洗出彩色照片，並在重大節日出版彩色報紙的省級報社。
我至今還保存著吳老與我探討新聞攝影業務時寫給我的十幾封信件。有一次吳老給我寫信，並把他即將出版的《攝影與用光》書稿寄給我，讓我幫他在文字上做些修改。吳老給我寫信，我已經受寵若驚了，還讓我修改書稿，著實讓我感到不安，就回信說明自己作為後學不能在大師的文稿上動刀。不想，吳老又一連寫來兩封信，一定要我寫出修改意見。我被他的禮賢下士的真誠感動了，於是召集攝影組的同事和通訊員代表進行了座談討論，之後給吳老寫了長篇的回信。稿子裡的個別地方，我還順手改了一些。有的同志叫我一字不動，我和他們說，吳老是一個很誠懇的人，既然他徵求我們的意見是真心實意的，我們就應當坦誠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件事一晃過去了幾十年，我重新閱讀和吳老之間的來往信件，感覺我當時怎麼那麼大膽，敢在攝影大師的文稿上動刀？吳老的幫助、吳老的教誨影響了我幾十年。由於我們的聯繫逐漸增多，吳老也加深了對我的了解。有一年，國家有關部門任命吳老為中央五七藝術大學副校長。吳老在籌備這所大學的時候，十分真誠地邀請我去大學出任教職。後來，由於某種原因，我最終沒有去北京工作。但是，吳老對我的信任和培養，一直是我做好攝影工作的動力，一直鼓舞著我熱愛攝影，獻身攝影事業。記者：您如何理解新聞攝影？
蔣少武：我從多年的新聞攝影實踐中體會到，新聞攝影不應該一味地往藝術攝影上靠，新聞攝影的要求是，在新聞報導中，通過形象向人們傳達一種信息，通過定格的鏡頭畫面把讀者帶到事件發生的現場。像美國「9·11事件」，像海灣戰爭，如果沒有現場照片，讀者的感知是不一樣的。但是你仔細觀察，這些重大新聞照片沒有多少藝術的形象。它的目的在於告訴讀者某時某地發生了一件什麼樣的事件。攝影記者的本意是讓照片傳達一個新聞事件，而不是讓讀者將這張照片掛在自己家的牆上當作藝術品來欣賞。我們有些記者把功夫用反了。他們拍攝新聞照片的時候，首先注意的是形象、構圖、光線。雖然他的照片都很光鮮，但是新聞性卻不強。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這與多少年來編輯部領導的編輯思想、編輯的價值取向是有著密切聯繫的，他們把新聞照片當作報紙版面的點綴和配菜了。我一直反對這種現象，這也是多少年來，我大聲疾呼的一個重要觀點。
我認為，新聞攝影記者在新聞實踐中只能是發現一張新聞照片，而不應該是創作一張新聞照片。新聞攝影要看重新聞對象的新聞價值。1976 年， 蔣少武（中）在大連造船廠抓拍新聞照片的瞬間。
記者：報紙上常見的一些新聞照片人物過於呆板，構圖也特別僵化。依您的經驗，這是什麼原因？
蔣少武：我認為，具有生命力的新聞照片無一不是新聞攝影記者和新聞攝影通訊員按照新聞規律在現場抓取的。這就是胡穎同志概括的我的新聞攝影理論的又一個觀點：新聞攝影要力求抓拍，不要擺拍。
真正有生命力的、有視覺衝擊力的新聞照片，一定是攝影記者在新聞事件的現場所拍。你本人、你的相機一定要與新聞事件處在同一時空中。如果事後補拍或者擺拍，看報的讀者也不會與你事後補拍的照片產生共鳴。有一年，我去大連採訪。拍攝完畢往回走的時候，一個有些年紀的電焊工專心致志地焊接鋼板的畫面打動了我。他的肢體語言頗有代表性，他一絲不苟工作的神態一下子抓住了我。可是，他當時操作焊槍的姿勢幾乎是匍匐在地上，如果像以往一樣按正常角度拍攝，就會構成俯視的視角，那一定拍不出理想的效果。我捨不得丟掉這個難得的新聞畫面，就情不自禁地俯下身，想搶下這個稍縱即逝的鏡頭。可是，收進鏡頭的畫面還不理想，我就毫不猶豫趴在地上對焦距。也許這樣的拍攝動作有些特別，同在現場的一名記者同行趕緊把我幾乎把臉貼在地上拍攝照片的畫面收入他的鏡頭。沒想到，我的一次抓拍，也成了另一部照相機的拍攝對象。1958年，營口縣一個人民公社的土高爐。
1959年，朝陽縣國慶公社大煉鋼鐵。
1967年，村民老大娘和小孩在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
記者：您幾十年來一直在從事新聞攝影工作，可我們卻經常看見您在報紙上發表很精彩的新聞通訊。您這麼深厚的文字功底是怎樣獲得的？
蔣少武：我認為，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有一定的科學常識，是一名合格的新聞攝影記者的標準配置。
為什麼這麼說？我覺得，我雖然是名攝影記者，但是，攝影記者首先得是記者。新聞攝影是以攝影為手段的大眾傳播。攝影記者要出色地完成新聞採訪任務，就必須具備新聞的職業敏感，要有鑑別是非的思辨能力。除了這些，我特別強調的是，攝影記者一定要具備文字表達能力。大家知道，攝影記者的照片發表時是需要有文字說明的。而照片的文字說明需要言簡意賅，不能拖泥帶水。如果一名攝影記者照片拍得很好，但是照片的文字說明不精彩，或者說文字表達不利索，做不到恰到好處，那麼讓人看了會很彆扭。我的一些攝影報導是怎麼來的？就是由寫照片說明開始的。有的新聞照片一兩句話說不透，就要添加一些內容，這樣添來添去，就添成了一篇文章。要拍攝有水平的攝影照片，要寫出有分量的攝影報導，攝影記者就必須做足採訪的功課，就必須對自己進行十分認真的新聞寫作訓練。攝影記者文字表達能力越強，新聞照片的拍攝角度也就越多，照片也就越生動。如果我們拍下了一張生動的新聞照片，再配上攝影記者自己寫的消息、通訊，那就做到了圖文並茂，照片就更有魅力，就可以把更多的讀者帶到新聞發生的現場。1958年，遼南地區連化學都不懂的老大娘們在用大鍋製造化肥。
1958年，遼寧省義縣社員挑燈夜戰夏鋤忙。
1965年，遼東地區一家人耕種自留地。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說，對新聞事件的認識富有洞察力、穿透力的攝影記者才能把新聞做出深度？
蔣少武：對。我很欣賞郭梅尼（我國首批高級記者之一）同志的觀點，就是：「記者的感情、記者的哭聲、記者的淚水，讀者是會感到、聽到、看到的。」不論文字記者還是攝影記者，都有個對新聞事件理解的深淺的問題。這需要記者長時間的知識積累和對事物的分析能力的積累，也檢驗了記者對社會問題的認知能力。
蔣少武，1932年8月15日出生，山東省文登縣人，高級記者。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全國新聞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遼寧省新聞攝影學會會長。
1947年在《遼東日報》大連辦事處當「紅小鬼」。後隨《瀋陽時報》併入《東北日報》和新華社東北總分社。1954年擔任《遼寧日報》攝影記者。作品《鋼錠》《露天礦的早晨》參加了莫斯科和香港國際影展。參加第三次、第四次全國文代會。1990年通訊《廟，還是那座廟》獲得首屆中國新聞獎。2006年被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突出貢獻攝影工作者」稱號。2009年10月被遼寧省文聯授予「遼寧文藝終身成就獎」。
內容節選自
口述影像歷史——與共和國同行1949—1978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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