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叫麥兜的小豬和它被賦予的香港精神

2021-02-08 市界


每個人的過去都是麥兜,很單純,完全可以不活成現在的樣子。

文 /  張弘  編輯 / 方奕晗

麥兜瘦了。 

工作人員送來幾個新電影的形象公仔,麥家碧首先接下的是怪獸。在記者的提醒下,她才拿起麥兜。「太瘦了。」這個創作麥兜卡通形象的女人用雙手擠壓出一張胖扁的臉,「麥兜應該是這樣的。」

9月7日,麥家碧從香港來到北京,為電影《麥兜·飯寶奇兵》做宣傳。「我是被逼的,總有一個人性格比較軟弱,所以就是我了,而且我沒他那麼多工作。」

「他」是創作麥兜故事的謝立文,也是麥家碧的丈夫。這一次,謝立文想嘗試點新東西,做一個類型片,就像好萊塢近幾年風頭正盛的超級英雄電影。於是在新電影裡,麥兜的使命是打怪獸,拯救地球。


▵麥家碧與麥兜

「本來就沒有規定他(麥兜)必須是怎樣的,只是我看到不同的、想到不同的東西之後,嘗試一些新的展示而已。也不算變化,是主題不同,就像人每天會穿不同的衣服,人本身是沒變的,對不對?」近幾年很少接受媒體採訪的謝立文在郵件中回復《博客天下》。

 

麥家碧覺得,這次的麥兜沒有以往親切。麥家碧早年接受採訪時曾說,麥兜誕生時,設定的形象是「蠢、憨居居、心慌慌」,是一個不聰明、不醒目、四處受欺負的角色。同時,他又有著「不是低能,只是善良」的性格。

麥兜21歲了。這21年裡,謝立文和麥家碧不間斷地出版漫畫,平均每三年就推出一部電影,現在已經是第七部了(內地上映的第四部)。2000年以來,金馬獎只頒發過4次最佳動畫長片獎,其中3次頒給了麥兜。

麥兜被賦予作品之外的含義,這隻小粉豬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被視為城市文化符號和新世紀香港精神的載體。

謝立文和麥家碧並不關心這些。他們願意把時間和精力花在更實際的事上—如何繼續講述這個成人童話,如何找到投資者,如何發現新的讀者和觀眾。「我們想得很單純,作為創作者,就是想讓更多人知道麥兜。」麥家碧說。

作家馮唐看過麥兜漫畫後,寫了篇《小豬大道》。文章寫道:麥兜不僅是一隻豬,而且是一隻生活在低處的豬,一隻飽含簡單而低級趣味的豬,一隻得大道的豬。自稱為「麥兜粉」的編劇史航這樣評價電影《麥兜·飯寶奇兵》:麥兜依然是麥兜,這可以保持舊有觀眾;面對大市場的挑戰,為了贏得新觀眾,麥兜打起了怪獸。但不是那種聲光發電的打鬥,就是一些毛絨玩具之間的搏鬥而已。

麥家碧覺得,麥兜和其他「超級英雄」是不同的,因為他沒有打敗怪獸。麥兜製造了機器人大飯寶,對付怪獸的方式是餵飯、撓癢。「這種在意對方餓不餓、癢不癢的幼稚的關心,是麥兜系列電影最深刻的主題。」史航告訴《博客天下》。 

 

麥家碧曾在幼兒園教小孩畫畫。喜歡互相傳紙條,有一次,她偷偷看了一眼,發現紙上畫著小花,寫著「春」「田」等字眼兒——原來幼兒園的小孩關心的是這些東西。1988年,麥家碧和謝立文首次合作漫畫,故事的場景就是一家叫「春田花花」的幼兒園。


▵春田花花幼兒園的故事,簡單但溫暖

麥兜不是最早進入春田花花幼兒園的學生,最早的主角是麥嘜。麥兜是以麥嘜親戚的身份出場的。

麥嘜是一隻生活無憂的幸福小豬,成長於富裕家庭,中英文基礎好,能畫一手好畫,是個典型的香港「醒目仔」(Smart Boy,精明的意思)。在某一集故事中,麥嘜得意地邀請朋友去酒樓、車仔面檔和高級西餐廳吃飯,並在付帳時掏出金卡大喊「埋單」。

香港文化研究者嚴飛接受《博客天下》採訪時說,麥嘜投射出當時香港人的精神狀態和身份自覺——中英文俱通,懂多門技術,靈活多變,對香港身份充滿樂觀和自豪。

轉變從1995年開始,麥兜首次以麥嘜表兄的身份出場。他出身單親家庭,不英俊(右眼有一塊圓形胎記)、不富裕(住屋村)也不聰明。金融風暴席捲亞洲時,香港成為重災區。許多港人像麥兜電影裡說的那樣,「一夜變成負資產」,成為像麥兜和麥太那樣的草根。

謝立文將創作重心轉移到草根階層。除了麥兜之外,他還與漫畫師梁智添合作,推出漫畫《屎撈人》,主角是一坨屎的卡通形象,象徵普遍的、地位低下的人。謝立文還為一首歌填了詞,音樂人劉以達在這首名叫《屎我系一督屎》的歌中唱道:「屎我系一督屎,命比蟻便宜,你坐Benz我挖鼻屎,自知死也再難移。」後來,這首歌作為插曲出現在周星馳的電影《喜劇之王》中,廣為傳唱。


▵麥兜在屎撈人的世界探險

「這就是生活嘛,最簡單的生活故事,發生在大多數人身上。也許沒有那麼純粹,但都是很直接的反映。」謝立文說。

香港作家廖偉棠覺得,回歸後的香港人有兩種心態:一是移民心態;二是留在本土,讓這裡變得更好。「麥兜屬於後者,他對留下來的人有一種鼓勵作用,很符合香港精神:同舟共濟。」廖偉棠告訴《博客天下》。

麥兜的出現獲得諸多香港讀者的喜愛,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麥嘜。廖偉棠當時在書店工作,他回憶說,1997年到1999年,麥兜漫畫都是香港童書銷量冠軍,「幾乎每天我們都要補貨,一有新書,一下子就賣光了。那時候還在《黃巴士》雜誌連載,那個雜誌也是最暢銷的兒童雜誌。」為了適應讀者,謝立文和麥家碧將麥兜升級為主角,麥嘜漸漸成配角,直到現在。

「是單純從創作的角度考慮的。」麥家碧說,那個時候需要添加新人物,要在性格上有所差異,就設置了麥兜的角色。

麥兜的草根範兒正是人們喜歡他的原因。他生活在香港貧民區,愛吃貪睡,抖腿挖鼻屎。廖偉棠說:「麥兜是不完美的,創作心理學上,不完美的角色更容易討人喜歡。還有讀者的認同感,不完美的角色才會跟自己更接近。」

史航曾在中央戲劇學院教編劇課,看過《麥兜故事》後,他講了一節課,名為《我們的麥兜相》,鼓勵學生說出自己最笨的一面。最後,班級票選出一個最像麥兜的人。「這個女生愛玩搖滾,是個鼓手,晚上翻牆出去玩音樂,回來就在課堂上睡覺。她很開心,寫東西很有靈氣,骨子裡的善良和單純跟麥兜很像。」

作為創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驚訝於麥兜的生命力。謝立文說:「寫麥嘜和寫麥兜用的是不同方法。」寫麥嘜是先有故事,再找演員(演員就是麥嘜),而麥兜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那些故事。「一旦麥兜進入我的世界,我就會用他的方式去面對生活的問題,或者我想像出來的問題。麥兜就是一個生命。比如我見到一瓶水,就想如果是麥兜會有什麼反應;如果是瓶氣泡水,『砰』的一聲打開時,他會怎麼想呢?」

 

 

麥兜一下子成了明星。

2001年,麥兜系列第一部動畫電影《麥兜故事》上映,在香港的票房超過同期上映的《千與千尋》,並且在海內外獲獎。3年後,《麥兜·菠蘿油王子》上映,這部被譽為香港本土意識最濃的電影,講述了麥炳(麥兜的父親)尋找失去的光輝王國的故事。

2006年,賀歲片《春田花花同學會》上映。這是一部真人與動畫結合的全明星電影,謝霆鋒只在電影裡上了個廁所,就沒再出現過。「事情過去就可以告訴你們了,其實是當時我們拿捏不了。謝立文第一次當導演,跟真人合作,他在現場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麥家碧坦言。

在這部賀歲喜劇裡,隨處可見無釐頭的情節設置:鄭中基在音樂會現場吃麵條,劫匪和人質一同沉醉在羅仔記的飯菜裡。「可以說致敬,因為我們很喜歡周星馳,很多無釐頭。這是香港特色,我們是看這個長大的。」麥家碧回憶。

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電視劇《獅子山下》風靡香港。這部播出跨度長達21年的單元劇,講述了經濟急速增長及政治氣氛改變的社會背景下,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強的勵志故事。有人說,麥兜是新世紀的《獅子山下》,新世紀的香港精神。


▵麥兜逐漸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

廖偉棠認為:「麥兜肯定受了《獅子山下》的影響,但也在反思『獅子山精神』。『獅子山精神』說的是努力奮鬥就有好結果,但後來經歷了金融風暴,大家開始反思要客觀面對這個世界。於是就有了麥兜精神,就是接受不如意的地方,要忠於自己,做自己,這也是目前香港人的心態。」

廖偉棠把早期的麥兜電影視為最具香港精神的電影。「無論中年、老年,大家都生機勃勃,這是香港氣質中很重要的一點。」廖偉棠覺得,麥兜很好地詮釋了「少年心氣」,這是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香港人在小處是實用主義,在大處是理想主義。」

麥兜逐漸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他被香港旅遊局選中,成為旅遊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龍、梅豔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銅像,立在維多利亞港旁邊的星光大道上;他出現在圖書館、電梯、廣場等公共場所的提示牌上,也出現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傳片裡。

「我從來不關心這個,我也答不上來什麼香港精神。香港是國際化都市,價值觀也很國際化。我們不是藝術家,只是創作者。」在媒體面前,麥家碧和謝立文幾乎沒有解釋過麥兜跟香港精神之間的神秘勾連。

 

 

麥家碧和謝立文的第一次接觸,平凡而偶然。謝立文在雪梨大學獲得教育和電腦雙學位後,回到香港,就職於出版社;那時,麥家碧還是香港理工大學平面設計專業的學生。她到謝立文所在的出版社應聘實習,帶著一幅沒有完成的學生作業—畫面中,一個小孩和一隻公仔坐在草地上。謝立文錄用了她。

麥家碧畢業後,在香港藝術中心做平面設計師,需要經紀人,也需要給漫畫寫故事。她找到謝立文,兩人的合作就這樣開始了。

史航形容這對夫婦為「兩個內向的文藝創作者」:「他們每次推出的電影,都帶我們回到更簡單、更純真、更有眼光的世界,像陽光下曬的白襯衫,乾淨,有溫度。」

接觸過麥家碧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內向。她戴著黑框眼鏡,說話聲音細小,身體瘦弱,體重只有86斤。她從小生活在銅鑼灣,去過的地方只有維多利亞公園和大王百貨;長大後,活動範圍依舊是圍著住處轉。她不會開車,不會打字,連麥兜生活的大角咀都沒去過,甚至沒有親眼見過豬。她覺得自己像個活在香港的老外。

麥家碧不記得自己是哪一年開始畫麥兜的,她不關心電影票房和漫畫書銷量,也不知道謝立文創作故事的意圖—她的生活簡單到只有工作、看醫生、做瑜伽。她喜歡看醫生,而且不看西醫(麥兜電影裡經常出現不稱職的西醫),醫生說她沒病,就是笨,心理影響身體,所以長不大。

談到丈夫,她說:「我說他單純,也許他覺得自己複雜。你首先要了解我這個人,我覺得天下所有男人都好蠢。我有點大女人主義,經常跟女友說:『你老公這樣對你,因為他蠢嘛。』謝立文也是一個蠢男人。」

謝立文曾經在採訪中這樣描摹自己:不出街(看離島的流浪貓狗除外)、不社交(不跟人吃飯應酬)、不唱K(一次都沒有)、不看小說(每年一兩本,村上春樹只看過《挪威的森林》)、不去電影院(連自己的電影也不看)、不旅行(九龍都少去),至今維持不超過5個人的朋友圈,其中還包括妻子麥家碧。

謝立文經常提起的導演有費裡尼、王家衛、劉鎮偉,「《八部半》是我看了很多次的電影,有空就看。這部影片基本上也是傻的,但那時候年輕,看很多遍也行。」

梁智添說謝立文是怪人,比較寡言,「天一亮就起床,習慣在早晨想事情,其他時間他都在遊泳、彈吉他、喝紅酒。」廖偉棠覺得,謝立文本質上是個詩人,因為他寫了很多詩句穿插在電影故事裡,「他的風格是余光中一派的。他很入世,對人情世故有深刻體察,不是風花雪月。他們挺冷靜的,在成名後沒有張揚,很實在地做麥兜。」

麥家碧在一次採訪中說:「一直以來我們都覺得創作是件很卑微的事。」謝立文5次向《博客天下》提到「沒什麼特別的」,並反覆強調:「麥兜就是麥兜,是生活在香港小漁村裡的小朋友,他很單純,很蠢,很呆,很天真。生活總是有些不同,但他一直保持這個樣子來面對世界。」

 

關於香港的故事都繞不開北上,麥兜也是如此。

2009年,沉寂3年後,謝立文和麥家碧帶著《麥兜響噹噹》進入內地。彼時中國動畫電影市場方興未艾,《喜羊羊與灰太狼》推出第一部動畫電影,票房破億,大獲成功。片方看好麥兜在內地的市場前景,邀請宋丹丹、黃渤、邵夷貝為國語版配音。

在這個故事裡,麥太帶著麥兜到武當山學武功,故事背景轉移到內地。在廖偉棠看來,這是謝立文作為香港人的自嘲。

嚴飛也持同樣的看法。根據香港規劃署2006年的調查,到內地定居的香港人平均每兩年就增長50%。2001年在內地居住的港人有4.1萬,2003年超過6萬,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增加到9.1萬。港人北上成為潮流。

電影開頭出現的「麥子,名兜,字仲肥」,被很多研究者視為藉助孔子縮短陸港差距,追尋文化上的融合。


▵《麥兜響噹噹》中穿著道服的麥兜

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曹景行分析麥兜能夠在內地獲得共鳴的原因:在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中,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李嘉誠。同樣要生活,同樣要生存,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找空間,尋找生活軌跡,這就是麥兜給我們的參照。以這一集的麥兜來看,它最後失敗了,高高興興地回去,這就是一種態度。

進入內地後,麥兜電影在香港的上映時間往往晚於內地,有時甚至滯後一個月。這引發了香港人的少許不滿。有影評人批評謝立文,拿香港情懷到內地賺市場。談及這個話題,麥家碧平靜地回應:「麥兜也去了法國、日本,影評人沒說這個啊。」

不可否認的是,《麥兜響噹噹》最終在內地收穫7500萬票房,在香港只有337萬。謝立文覺得,麥兜的香港元素「沒有加強也沒有淡化」,「市場的反應是正常的,這跟整個環境相吻合。麥兜這個小朋友還是呆呆的、蠢蠢的,沒有變。如果要說變化,有變化的一定不是麥兜。」

廖偉棠不認為北上只為賺市場,麥兜還在推廣城市文化和精神。「我認識的內地朋友,只要是看過麥兜的,對香港都有好感。麥兜體現了一種精神,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底層的人、平民百姓都在努力生活。」

新電影《麥兜·飯寶奇兵》裡有一些外太空的畫面,麥家碧覺得自己畫得不夠好。她向漫畫師黃炳求助,對方欣然應允。在麥家碧看來,這得益於麥兜的人緣,「跟麥兜有相同理念的人比較多。」

有人把麥兜當成雞湯。這次電影推廣中,宣傳曲的名字就叫《心靈豬湯——童真》。這是宣傳方製作的,麥家碧只聽過一次。「如果你有傷,就會覺得麥兜療傷,如果沒有,就不會有這種感覺。我不想給麥兜加標籤,也不喜歡看雞湯的書。人有多不快樂,才會找一本這樣的書來看呢?不是應該自己堅強才能感受到快樂嗎?」

謝立文說:「我的麥兜有個任務,就是不斷提醒大家,每個人的過去都是麥兜,都很單純,你完全可以不活成現在的樣子。一直以來,我都沒有說穿這個創作意圖,是因為不想讓自己太清楚。我不想評價別人,只是希望有些人在變得越來越麻木的時候,回頭看看過去的自己。」

有一次,記者問謝立文,用什麼辦法可以保持童真?他回答:「多獨處,少交朋友,多看月亮,少吃麻辣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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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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