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Kristin Ohlson（美國自由撰稿人） 譯者 | 紅鼻子cj
我是爸媽的第五個孩子，哥哥姐姐們比我大得多。1951年，媽媽懷上我的時候是35歲，她為自己老大不小卻還冒冒失失而懊惱不已，以至於她試圖向姐姐隱瞞此事。我的大哥也覺得難為情，不樂意告訴他的高中同學家裡又要多一個小寶寶。可我們住的地方是個小鎮，消息很快就傳開了。
作為家中姍姍來遲的新成員，一個高齡母親的孩子，我自己也覺得心有點累，尤其是當我六歲上學見到同學母親的時候。她們還懷著小孩呢！還在把她們的孩子一個個塞進車裡，開到河邊去野餐，或者到鎮外面火山巖遍野、山花爛漫的高地去遠足呢！她們還得在孩子們扯頭髮、搶玩具時居中調解呢。後來等到我上了小學一年級，我的哥哥姐姐們都離開了家，年長的三個去上了大學，老四去了離家四個小時車程的寄宿學校。原來鬧哄哄的一家子現在變得安安靜靜。
我的家人跟我講過以前的故事：大哥是怎樣因為我緊貼在腦袋上的，又密又圓的捲髮給我取了「非洲小土著」的綽號。二哥多麼喜歡拿著玩具鱷魚躲在角落裡嚇我，他從不失手，每次我都嚇得尖叫。大姐總是抱著我跑來跑去，像只袋鼠帶著它的寶寶。可是這些小時候的故事，我自己卻記不得多少。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同哥哥姐姐一起生活，總是感到有壓力。我記得天還沒有黑透就不得不上床睡覺，一邊踢著被單一邊留心聽著他們從樓下門廳或者後院傳來的講話聲，有時我還能聞到爆米花的味道。第二天早上，我會在客廳地毯上搜尋剩下的爆米花，把沒爆開的玉米含在嘴裡上下翻滾。我記得這些，也許是因為它們夜復一夜地發生——老爸太喜歡爆米花了。
幾年前，當我們都住在一間小屋子裡時，我本來以為有機會去找回一些遺失了的往事。哥哥們曾開車到加州東北部塞拉山（Sierras）上的巴克斯湖（Bucks Lake），我3歲以前我們家曾在那裡租了一間小屋，當薩克拉門託河谷夏天的滾滾熱浪來襲時就前去小住。他們發現我們家以前住過的小屋還是老樣子，連當地鋸木廠搭的那張桌子都還在客廳裡放著。他們敲了敲門，特別奇怪，我的二哥居然認識現在的房客，房客請他們進屋，還邀請我們家裡人一起回來看看。
塞拉山（Sierras）上的巴克斯湖（Bucks Lake）
幾個月以後，父親帶著一家人上了路，先上了高速公路，後來開上了松樹林間塵土飛揚的小路，經過了一座座閃閃發光的石頭山峰。等我們到了那間小屋，我的哥哥姐姐們四散跑到周邊他們最喜歡的地方，我卻呆立在車旁一動不動，驚訝地發現此處與我記憶中的樣子如此不同。
我記得，從屋子出發要在沙灘上走好長的路，才能到湖邊。印象中母親站在寬闊的沙灘上，裙擺在風裡飄搖，雙手在嘴邊圍成喇叭。可其實鋪滿卵石細礫的河岸也就幾步路遠。我記得離屋子不遠就能看到突起湖面的水壩，那是湖邊一座危險而突兀的懸崖，我的哥哥姐姐們曾經冒險靠得太近了。儘管人工湖不可能大到什麼程度，從屋子這邊你還是看不見水壩。我跟著父親進了屋，廚房特別小，他覺得這點很好玩，把櫥櫃門一個接一個地打開，笑著看它們在狹窄的過道裡碰來碰去。「你媽媽恨死這廚房了」爸爸說，「她總是做一大堆早飯——雞蛋、香腸還有煎餅，等她剛收拾好桌子，你們這幫孩子就又衝回屋子裡嚷嚷著要吃午飯了。」
他說的這些我不記得，那張桌子也不記得，關於這個地方的一切我都不記得。哥哥姐姐們拖著我在屋子裡轉來轉去，指給我看以前誰睡在哪裡。他們說我睡在走廊邊的凹室裡，可我卻記得我睡在父母的房裡，在晨光裡注視著睡夢中的他們。哥哥姐姐告訴我山居生活中其他的有趣橋段，希望我能回憶起來，可都是徒勞無功。他們告訴我，在我蹣跚學步的時候，我還曾經在客廳裡爬著轉圈，出神地盯著落滿灰塵的窗臺，把鼻子湊過去嗅那些松木板上的黑乎乎的節孔，還用兩根手指在地板上「飛奔」。我什麼也記不得。
我現在明白，能記得那時發生的事情反倒是不尋常的，極少有成年人能做到這點。甚至有一個專門描述這個現象的術語——幼兒期失憶（childhood amnesia），這個詞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於1910年提出，專指成年人對三四歲之前的記憶的缺失以及七歲以前記憶的不確定。一種論點是：早年的記憶被藏在了大腦的某處，只需一個線索來將其找回。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學界為判斷其這一觀點是否正確而進行了反覆的研究。當我們重訪那間小舊屋的時候，我希望前面的觀點是對的。我本想借那裡的場景、聲音、氣味和觸感來把倔脾氣的回憶給揪出來。不過一項研究表明，我們早年形成的記憶就是單純地消失了。
弗洛伊德認為性心理創傷（sexual trauma）使得我們壓抑了早年的記憶。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研究者都同意如下的假定：我們之所以沒能保留童年早期的記憶，是因為我們還不能創造記憶。事件發生了又過去，並不會在嬰兒的大腦中產生持久的印跡。後來在1987年，埃默裡大學的心理學家羅賓·菲伍什（Robyn Fivush）和她的同事消解了這一觀點，他們的研究證明了兩歲半的孩童能對最早六個月以前發生的事情進行描述。
但這些記憶去哪兒了呢？大多數人覺得成年人之所以回想不起來，是因為它們太遙遠了，才難以使其重現，不過事情卻並非如此。在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那些記憶就離我們而去了。
紐芬蘭紀念大學的心理學家卡羅爾·彼得森（Carole Peterson）做了一系列研究試圖找出這些記憶的消失具體發生在什麼年齡階段。首先，她和同事找來了一批年齡在4歲至13歲不等的兒童，讓他們描述他們記得的最早的三件事。孩子的家長站在一旁以證明這些記憶的真偽，結果發現就連其中最小的孩子也能回憶起大約兩歲時發生的事情。
如果對事件的記憶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孩子在兩年後仍然記得的可能性將提高三倍兩年後研究者對這批孩子進行了回訪，看看事情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結果，10歲以上的組別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孩子還能記得他們上次所講述的內容。不過小一些的孩子，尤其是在上次試驗時剛滿四歲的孩子，他們對此一片空白。「哪怕我們對他們上次陳述的那些早期記憶進行提示，他們都會說，「沒有啊，我從沒碰到過這事。」彼得森說他們觀察到的是「幼兒期失憶」的發生過程。
小孩和大人一樣，都會莫名其妙地留住一些回憶，卻弄丟另一些。彼得森在一篇論文中記錄了發生在她自己兒子身上的一件事，也是有關孩提記憶的遺失。她在兒子20個月大的時候帶他去了希臘，那裡的驢子他看了很激動，在接下來至少一年的時間裡，這些驢子一直是家庭閒談的話題。不過等到兒子上了學，他完全不記得有這回事了。十幾歲的時候，問他童年最早的記憶是什麼，他沒有答那些非同凡響的希臘驢子，反倒是記起了希臘旅行後不久的一樁事情：她們家那時打算買下一對夫婦的房子，男主人帶大人參觀的時候，女主人給了他許多餅乾。
彼得森不知道為什麼兒子會記得這個無甚特別，在家人聊天時也從未提起過的情節。為了弄明白為什麼有些記憶要比其他記憶更牢固，她和同事再一次對兒童的記憶進行研究。他們得出結論：如果對事件的記憶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孩子在兩年後仍然記得的可能性將提高三倍。相比缺乏關聯的事件碎片，那些飽滿的記憶——知曉誰在何時何地因為何種原因做了什麼事——其得以留存的可能性要高出五倍。不過，還是會有像餅乾饋贈這樣稀奇古怪又無關緊要的記憶能夠被長期保存，這讓想要撥開迷霧看清童年的人們感到沮喪。
要形成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ies），一些生理和心理機制必須協同工作，而大多數孩子還未能擁有這種協調機制。來源於生活經驗的場景、聲音、氣味、味道、觸感這些構成記憶的原材料，會到達大腦皮層並被記錄，完成認知的過程。刺激必須要經過海馬體（因為形狀像海馬而得名）的組合加工，才能形成之後的記憶。海馬體不單單將多個感官刺激打包製作成單個的新記憶，它還將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的刺激與大腦中既有的相似內容進行關聯。然而海馬體的某些部分直到青春期才發育完全，這使得孩子的大腦很難完整地執行記憶儲存的全部流程。
「儲存記憶牽涉到許多生理過程，」埃默裡大學的帕特裡夏·鮑爾（Patricia Bauer）告訴我，「如果一件事情的記憶未能搶在消退之前得到穩定和鞏固，那麼你就會把它給忘記。這就好比做一盒果凍，你把原料攪拌混合倒在模具裡放進冰箱，可是模具上有個很小的孔。你就會希望果凍——你的記憶——在漏完之前能穩定成型。」
海馬體
除此之外，小孩子對於事件順序的把握並不準確。他們還要過好幾年才能認識鐘點，看懂日曆，所以將某件事同具體的時間地點對上號對他們來說很不容易。他們也缺少用以描述一樁事情的詞彙，也就因此無法進行因果敘事（causal narrative），而彼得森發現這恰恰是牢固記憶的基礎。另外，他們的自我意識也遠沒有成年人那樣清晰細膩，因此他們不會將那些大段的經歷看做是不斷積累的人生故事而去刻意記錄並回頭審視。
孩子們的記憶不僅脆弱，還容易受到「粉碎過程」（shredding）的影響。在小的時候，人的海馬體上會生長出許許多多新的神經元，它們叫做海馬齒狀回，童年結束以後新的神經元還會繼續形成，但在速度上大不如前。多倫多兒童醫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in Toronto）的神經科學家保羅·弗蘭克蘭徳（Paul Frankland）和希娜·喬瑟琳（Sheena Josselyn）最近發表的研究顯示，上述被稱為「神經發生」（neurogenesis）的過程，實際上會打亂原有的記憶迴路，從而造成記憶的丟失。
我們的記憶可能由於其他人對同件事情的不同回憶，或者由於獲得了新的信息而產生扭曲，尤其當新的信息與既有的信息十分相似的時候。舉個例子，你認識了某個人並且記下了他的名字，後來又遇到第二個人，他的名字和之前的那位特別相似，結果你開始搞不起清楚之前那位究竟叫什麼名字了。當連接神經元的突觸由於得不到使用會退化，我們也會丟失掉記憶。「如果你從來都沒有用上那些記憶，那些失業了的突觸就可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鮑爾告訴我。
當孩子漸漸長大，他們的記憶就不再那麼容易受到「粉碎過程」和「相似幹擾」的影響。我們終身不忘的堅實回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15到30歲之間形成，我們稱之為「回憶高峰」（the reminiscence bump），那時我們會花費許多精力去審視每件事情，希望從中看清自己。據鮑爾所說，那個年齡段所經歷的事情、那時所處的文化環境和身邊的人，會一直歷歷在目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中，甚至在以後的日子裡，會讓當下生活顯得黯然失色。電影是那時候的最好，音樂也是那時候的最好，時尚潮流、政治領袖、同窗好友、浪漫情愁，統統都是。
總有些人能比其他人記得更多的孩提往事。研究表明你能記得多少，部分取決於不同文化中的家庭的介入程度。彼得森在2009年與康奈爾大學的王琪、北京大學的侯玉波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發現：相比加拿大的孩子，中國孩子擁有的孩提記憶數量更少。他們認為這或許可以用文化因素進行解釋。中國人不像北美人，對個性和自我沒有那樣看重，所以可能不會花很多的時間來注意個人的生活片段。相比之下，加拿大人會去主動強化往日的記憶，使那些承載了早年個人記憶的突觸得以保持活躍。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的費德麗卡·阿捷奧莉（Federica Artioli）在2012年完成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在義大利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中，那些來自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的會比在核心家庭（譯註：夫妻及未婚子女構成的家庭）中長大的擁有更早更多的記憶，這或許是感情更強烈的家庭回憶所導致的。
但為了讓孩子記住更多，並不是非得要一群親戚各就其位。鮑爾的研究同時提出了「母親談話影響」（maternal deflections of conversation）的概念，意思是母親（或是另一個大人）帶著孩子對發生的事情進行生動的討論，常常把回憶的接力棒交給孩子並引導他對故事進行補充。「這種互動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提高記憶的詳實程度。」鮑爾這麼告訴我，「雖然這一做法並不能預測特定的某一樁事情是否會被記住，但它提高了記憶能力。孩子學會了如何保存記憶，理解了哪些部分適合講給別人聽。通過這個談話的過程，孩子學會了怎樣去講故事。」
借用一下鮑爾的冰果凍比喻，我總是懷疑我媽媽的模具上的孔要比我的小得多，在信息加工成記憶之前她能把它們都留住。無論是我小時候的事情，哥哥姐姐小時候的事情，還是她自己六歲之前的經歷，她好像全部都記得。她父母打架的那一回她還歷歷在目：她母親被打昏了過去，她父親硬要她去告訴上門的鄰居她母親睡著了。她還記得我的外婆收拾了行李把她和她姐姐從內布拉斯加帶到了內華達；家裡不想要的東西在自家草坪上堆了一地，留給鎮上的人翻翻揀揀，為爭個東西而斤斤計較。記得醫生在餐桌上取出了她的闌尾，記得她在學校裡尿了褲子，修女還讓她在大冷天裡走回家，結果內褲都結了冰……我琢磨她記得那麼真切或許是因為這些經歷實在太過糟糕，尤其與我那可以說是平淡無奇的童年相比時。
現在我還懷疑，我媽媽對兒時的記憶如此清晰，與當時她身邊的人也有關係。我外婆年輕的時候從她的婚姻生活中逃離，迫不得已安身在她兄弟擁擠的房子裡，她的一對女兒緊緊地抱在一起。媽媽的姐姐大她三歲。她們一直是你唱我隨，你問我答。我的媽媽和她的姐姐無話不談，以至於如果她們沒有向對方傾訴，就好像沒發生過一樣。於是，我們家要是出了什麼問題，家裡人就會竊竊私語說「別告訴海倫姨媽」，要是表兄家裡出了什麼岔子，一樣會有「別告訴凱薩琳姨媽」遙相呼應。
我那記憶的模具上大概有個很大的洞，但我懷疑到我出生那會兒，家庭談話環節已經不復存在了，也就沒有東西可以幫助我鞏固記憶了。哥哥姐姐們對我相當溺愛——他們是這麼說的，我也信了——但他們該做的是在外面的世界裡騎馬，踢球，參加拼字大賽（spelling bees），惹上各種各樣的麻煩，而不是和小寶寶講話。在我出生以後，哥哥姐姐離開之前的某一天，媽媽病倒了，抑鬱加上曠野恐怖症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一直糾纏著她不放。她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一定要有爸爸陪在身邊幫她推購物車，拿著購物清單。甚至她去美髮店裡剪頭髮，染頭髮，燙頭髮，在子彈頭似的幹發機下面等待髮型完成的時候，我的爸爸也會坐在旁邊看他的《華爾街日報》。沒人確切知道媽媽是從哪一天開始陷入悲傷，與這個世界漸行漸遠的。她如今也不在了，這個問題也就不可能再有答案。大概在我很小的時候她就已經這樣了，我記得的只是家中的沉默。
在每個人的生活之書當中，記錄我們生命中頭三四年的頁面是神秘而又令人抓狂的留白。正如弗洛伊德所說，幼兒期失憶「將幼年時光蒙上了一層幕布，讓我們對這段時光一無所知。」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就像我的姐夫說的那樣「從一塊長了神經的小肉團，變成了有感知能力的人」。既然那段時間裡的事情，無論是受到虐待還是溫柔撫育，我們都記不起了，那麼究竟發生過什麼，還重要麼？如果在我們的還很小時，樹林裡有棵樹倒下了，但我們的大腦沒有足夠的認知工具來把這件事存放在記憶裡，那它對我們的成長會施加任何影響嗎？
我記不得了，但我選擇去想像我坐在哥哥姐姐的膝蓋上聽他們給我講故事，為我唱歌
鮑爾認為會有影響。即使我們不記得這些早年的事情，它們會在我們理解並感知自身、他人、廣大世界的方式方法上留下或好或壞的影響。比如，我們對鳥兒、狗兒、湖水和山脈擁有詳盡的概念，哪怕我們記不得是什麼樣的經歷創造了這些概念。「你記不得和亨利叔叔一起去溜過冰，但在你眼中溜冰和拜訪親戚會是快樂的事。」鮑爾解釋道，「你覺得人們很友好很可靠。你可能沒法回憶起具體的例子，但你就是明白這一點。
我們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我們自身記憶的堆積，構成了我們的還包括我們自己編寫的關於自己的故事，我們的個人敘事（personal narrative），它對我們自己的記憶的和別人告知的相關回憶進行解釋，並賦予其意義。《救贖的自我》（The Redemptive Self）一書的作者，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丹·麥克亞當斯（Dan McAdams）認為這種個人敘事會指導著我們的行為，勾畫我們未來的方向。尤其幸運的是那些擁有自我救贖式故事的主人公，他們甚至能在過去的不幸中找到珍貴的財富。
《救贖的自我》（The Redemptive Self）
所以，我們的故事並不是刻在白紙黑字的單調事實上，他們是可以轉換地點，改變內容的敘事，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心理諮詢中談話療法的最重要的基礎。年紀增長也有令人振奮的一點：關於我們自己的故事會越編越好。「無論是因為何種原因，隨著年齡的增加，我們會傾向於強調那些值得肯定的事」麥克亞當斯說，「我們有了更強烈的願望或動機往好了看。我們以一種積極的偏見去回溯記憶。」
我沒辦法讓自己想起小時候哥哥姐姐環繞，母親尚未病倒的日子，哪怕我重溫了山上的田園牧歌，哪怕一個個夏天曾在此展開。但是我能戴上成年人的那副更具善意的「有色眼鏡」，讓心理學家們對記憶的研究成果為我所用，在那幾張還沒有被失落的淚水糟蹋了的空白頁上寫下我內心的故事。
我生性樂觀，信任他人，有時我會擔心這樣的特點像是智商不足的標誌，但我也可以選擇把它當做通向昨日世界的途徑，早年在溫馨家庭中的萬千經歷，即使未能記起。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我可以選擇去想像我坐在哥哥姐姐的膝蓋上聽他們給我講故事，為我唱歌，或是指給我看山上湖邊有隻蝲蛄正揮舞著它的螯。我可以想像自己坐在他們肩膀上，把手指埋在他們造型早已過時的捲髮裡。
我可以想像他們一句句地念《美麗的平安夜》（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給我聽的情景，一遍又一遍，花了一個又一個鐘頭，一天又一天。肯定有人為我這麼做過，因為媽媽告訴我，我兩歲就能背誦整首詩。他們自己可能並不一定記得，因為在那時他們差不多都只有十幾歲，還沒有遇到會在未來的歲月裡塑造他們自我意識的人和文化環境。但我願意去想像去重構，不單單為了自己，也為了他們，因為我們家庭以前必定經歷過許多諸如此類的甜蜜，才能夠在今天幸運地擁有這條親情的紐帶。我們只不過是忘了細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