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日本賣得脫銷的商品，除了口罩就是被玩家瘋搶的Switch遊戲機。
這款遊戲機由日本任天堂公司開發，推出後就銷售火爆，疫情期間更是很多人居家隔離必備，一機難求。而作為世界三大電子遊戲公司之一的任天堂，其生產鏈也是全球化的，Switch遊戲機很多硬體是在中國生產。今年2月6日，Switch遊戲機官網發布公告：受新冠疫情影響，在中國的生產和運輸得不到保障，Switch遊戲機不能及時供貨，為此深表歉意。
◆2月6日，Switch遊戲機官網發布公告
在庫存消耗完畢後，Switch遊戲機在日本都一度斷貨，直到4月10日才恢復上架，旋即又被搶購一空。由於當日在線購買人數過多，還一度造成了任天堂的官網癱瘓。就在4月10日同一天，日本政府推出「輔助日本企業調整產業布局，分散供應鏈」的資金援助計劃，支持該國企業遷回日本本土或遷往東南亞。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拉裡·庫德洛(Larry Kudlow)也提議，只要美國企業願意遷離中國，所有費用由政府給予100%報銷。「撤離中國」一時間成為輿論熱詞。在疫情加劇的逆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無疑將面臨巨大挑戰。而對於日本乃至各國企業來說，「撤離中國」同樣也要冒巨大的風險，是否以及能否放棄龐大的中國消費市場？又該如何兼顧本土的現實問題？
顯然，「撤離中國」絕非簡單的事，「日企回流」也將面臨眾多因素的角力與平衡。
「撤離中國」早於新冠疫情
為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產業省於4月10日推出了總額高達10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億元）的經濟援助計劃。
其中「改革供應鏈」一項，單列出資金243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58億元）。這筆專項資金被視為意在資助日本製造商將生產線撤出中國，以實現生產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應鏈過於依賴中國。
「日本政府援助企業『撤資』的決定來自3月對中國新冠疫情狀況的誤判，這種誤判緣於日本對中國理解的誤區。」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向《鳳凰周刊》解釋，「且不說2000多億日元是否足夠，畢竟日本企業用三十多年時間已在中國構築了價值數百萬億日元的生產體制；也不去比較本次疫情帶給世界各國經濟的影響。只看日企在華生產銷售體制，就能發現，用2000多億日元撬動日企在華產業鏈的說法幾乎不值一提。」
4月15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廣州代表處向媒體公布的「關於新冠疫情對在華日企影響」調查報告顯示：84.8%的日本在華企業暫時並無「撤離中國」計劃；因新冠疫情而考慮將中國業務撤回日本或遷往第三地的企業佔5.6%；而另外近10%的有撤離意向的被調查企業，其實早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就已經確定了「回流」計劃。
陳言認為，日本在本次新冠衝擊之後，調整汽車零部件等行業對中國供應商的過度依賴是日本政府一系列動作的大致方向，但讓全部產業鏈從中國撤離，這不可能，也無必要。「日本企業會考慮在距離市場最近的地方投入生產，這個想法沒有變化。」
日企回歸日本本土的消息早在新冠疫情以前就有動向。除了馬自達汽車早已將部分生產線回撤到日本本土以外，2019年2月，日本著名化妝品品牌資生堂也宣布2021年將在福岡縣久留米市再建新工廠。目前，資生堂在栃木縣大田原市的那須工廠、大阪府茨木市的大阪新工廠都在建設中，總投資超過1700億日元。此外，2019年，日本殿堂級紙尿褲品牌尤妮佳時隔26年在福岡縣新建工廠；2021年，日本著名日化品牌獅王LION將時隔52年在香川縣建新廠；日清食品也時隔22年在滋賀縣建起了新工廠。
◆日本化妝品巨頭資生堂在日本櫪木縣小鎮小原的一片曾被用作防震演習的荒地上，建起了36年來首家國內工廠，希望利用「日本製造」化妝品的繁榮。
「企業選擇回流與否，多出自戰略考量。」丸紅中國有限公司經濟調查部總監鈴木貴元稱，對於大多數日企而言，在新冠疫情暴發的當下，藉由政府的政策支持，選擇離開中國的依然還是少數。左右日資企業選擇從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撤資，「回流日本」，必須全面平衡市場、成本和投資環境等多重因素。 是否「撤離中國」成在華日企繞不開的課題。有一些日企已經悄然從中國撤離，日企投資中國的首選之地大連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今年是淺田在大連的第15個年頭，他向《鳳凰周刊》自嘲道，自己是日企產業鏈轉移中被遺忘的日本人。
美國經濟學家託馬斯·弗裡德曼曾言：「日企在本國僱用一個軟體工程師的工資，可以在大連僱三個軟體工程師以外，再僱用一屋子的呼叫中心接線員。」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以IT行業為代表的很多日本企業，為降低經營成本，把技術含量較低、重複性勞動較高的行業轉向海外。日語人才充沛且與日本有著深厚淵源的大連成了首選之地。
淺田正是趕著這股風潮在2005年來到大連的。但2018年因就職的日企關閉大連辦公室，淺田失業了。與那些隨企業撤離大連的同事不同，已經在大連娶妻生子的他選擇留下來自立門戶。
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人工費上漲等影響，一些日本企業開始轉向，撤資或縮小業務規模。根據日本外務省2019年《海外在留日本人數調查統計》顯示：截至2017年，大連的日資企業銳減至1550家，較2016年度縮減7%，是日企海外據點減量最多的城市。泰國曼谷也就此超越大連，成為擁有日本企業第二多的海外城市。不過，上海仍然是日本本土之外，擁有日企最多的國際城市。 2013年12月，東芝大連電視工廠停產裁員900人；2015年8月，伊藤忠商事旗下子公司大連新綠再生資源加工公司被中國大型混合金屬再生商「齊合天地」收購；2016年6月，JBCC控股引領的JB集團解散了在大連的法人捷報信息技術公司；2017年2月，日本通信公司BRAIN PAD決定解散在大連的公司博湃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升級，依賴低人力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難收回成本，賺到豐厚利潤。選擇和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一道進行產業升級，還是選擇撤離中國，成了很多日本在華企業繞不開的課題。在這樣的企業戰略調整之下，大連的日資企業正逐漸變少。
淺田的朋友齊藤在大連的日企仍然從事製造業相關工作。他在今年2月初，出入境還未嚴格管控的時候回到中國。但說起大連對日資企業有哪些吸引力的時候，齊藤感慨道：「大連的優勢已經不再了。隨著日資企業的減少，就連一些學日語的中國年輕人也找不到工作，只能選擇離開大連。」
撤回日本本土打造「Made in JAPAN」
疫情期間，隨著一款名為「動物森友會」的遊戲大火，作為該遊戲硬體的Switch遊戲機價格，在中國內地已經炒到了近5000元人民幣一臺，是任天堂網站標示價的兩倍。當今市面上買得到的這款遊戲機都是「中國製造」「中國組裝」，但這些中國內地的「國產行貨」卻不受青睞，很多中國玩家想盡辦法去搶購海外版。
做日本代購多年的趙娜向《鳳凰周刊》記者解釋：「最大的區別就在於遊戲體驗，海外版可以通過SNS的形式和好友共同遊戲。」雖然是同一款商品的中國版和海外版，但享受到的產品附加值是不同的。這就使得一部分消費者會把眼光投向海外。「海外代購」這個職業作為產業鏈的最末端也應運而生。
◆疫情期間，這款名為「動物森友會」的遊戲大火，作為該遊戲硬體的Switch遊戲機價格也翻倍。
趙娜從不認為「中國製造」是差的：「很多在日本買得到的好物都是『Made in China』，但是更多國人還是願意相信日本沒有假貨，信賴日本的質量監管是到位的。」
這種對日本產品莫名的信賴感，對「日企回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丸紅中國的經濟調查部總監鈴木稱，日本製造業的「回流」多局限於有「Made in Japan」標籤的商品。諸如食品、衛生用品、化妝品以及奢侈品。因為這些產品在日本生產，附加價值高、賣得好。這樣的觀點和趙娜的實際代購經驗不謀而合。
隨著中國電商平臺的正規化，代購的生意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火了。趙娜回憶說：「2014年那會兒，國內尿不溼和奶粉需求量特別大，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國內現在打假力度比較大，再加上好的日本品牌都在電商平臺上開旗艦店，代購漸漸做不動了。」
為抓住中國這樣的優質新興市場，一部分日本企業主動選擇回歸日本本土，搞起了「Made in Japan」和各種各樣的「日本限定」（即只有在日本才能買到）。所以，「日企回流」也並非反國際化的表現，反而是順應全球化潮流，嚴守商業化運作模式的體現。
陳言認為，新冠疫情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商業模式，過去因為中國人工成本尤其是物流便宜，全世界最好的產品都可以通過物流運到中國倉庫，再通過大數據分析迅速把產品發放到消費者手中。
但疫情來襲，這種全球化長鏈條運作已存在風險，在物流中斷的情況下，更需要能保證及時供應的地域性短鏈條。所以日企選擇回歸日本本土，再用「Made in Japan」的產品來徵服中國市場。不過，這個問題，「長期來看還會發生改變。」陳言說。
外國勞動力大量湧入日本為「日企回流」提供保障
日本時間清晨6點多，30歲的阮文武終於上完夜班，從一層的工廠回到三層的宿舍休息。他的房間裡擺著他和妻子的合照。他還要等上兩個小時才能與剛生完孩子的妻子通視頻電話——日本與越南有兩個小時時差，此時他妻子還在睡覺。
「因新冠疫情，我的家人沒法入境日本。很想見他們。」阮文武等到早上八點半，終於與遠在越南的家人通了電話。他對著視頻電話叫著剛出生的兒子的名字。每天15分鐘的家庭通話，讓阮文武感覺好像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說：「新冠疫情一結束，立刻讓家人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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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0日，居住在日本的越南人在日本東京附近的天主教堂慶祝越南新年。
阮文武所工作的工廠是一家位於大阪市平野區的塑料加工廠，為大型家電品牌製造塑料零部件。雖然受疫情影響有一些訂單取消了，但由於在家自主隔離的人增多，對家用電器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因此，阮文武所在的工廠一直沒有停工。目前仍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16名作業員中有3人來自越南。雖然工廠今年4月末又新招聘了4名越南籍員工，但受到防疫管控影響，他們暫時還不能來日本上班。
阮文武的經歷反映出的，正是日本企業回流本土的背後，日本正加大力度，吸引更多外國勞動力來到日本。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外國人僱傭狀況》顯示，截至2019年10月末，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比2018年增長了13.6%，達到約165.9萬人，連續7年新增創紀錄。來自於中國和越南的外國勞動力人數總和就達到了80萬人之多。其中有48.3萬人就職於製造業，佔赴日外國僱員的29.1%，排名各行業之首。零售業和酒店、餐飲服務類行業分列二、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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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工作的外國勞動者人數
（數據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
在日本，「移民」此前一直是禁忌話題。隨著2019年4月1日《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的生效，根據新出臺的籤證制度，外籍勞動者如果具備一定的日語能力和職業技能，即可向日本移民管理部門申請所謂的「特定技能」籤證，即「勞務」籤證。這樣的赴日「勞務」籤證具體還分為兩個類別：「特定技能1號」的申請者可以申請建築、農業、醫護等14個行業工作，籤證有效期最長5年；「特定技能2號」的申請者，須在建築或造船行業具備熟練技能，籤證續籤次數不受限。
日本政府順應企業回流，拓寬人才引進的這一波操作也是為了解決日本社會面臨的難題。由於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高度老齡化社會的出現，激化了很多不可逾越的社會問題。「人口向首都地區集中、地方人口不斷流失」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多數道、府、縣在與東京都經濟圈吸引勞動力的大戰中處於下風。所謂東京圈，即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和千葉縣，薪酬水平高於地方。日本新籤證制度包含多項措施，鼓勵外籍勞動力分散到日本地方工作，而非扎堆於大都市。日本厚生勞動省稱：「在這樣一個外國人才數量不斷增加的大環境中，我們將繼續創造出能讓他們安心工作的環境。」
在全球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後，像阮文武這樣，漂洋過海赴日勞務的外國人還將增多。
（文中淺田、齊藤、趙娜、阮文武為化名）
記者/關珺冉 特約撰稿/王瞻 編輯/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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