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David McCabe接受了一個與他羈絆終身的委任，當時他並不知情。一位名叫Andy Warhol的不知名藝術家兼插畫家正在尋找一個令他可以舒服相處的攝影師來記錄生活，在面試了幾位攝影好手後，這份工作落到了年僅24歲的McCabe頭上。他是一位來自英國萊斯特的前藝術系學生與攝影師，在家鄉僱主的資助下，前往美國來學習先進的獨立攝影工作室運營經驗。
McCabe當時的工作室離如今大名鼎鼎的Silver Factory很近，Warhol可能是在Life又或Mademoiselle上留意到這位業餘畫家的作品，他喜歡McCabe的風格。但McCabe的問題是——誰是Andy Warhol？
Andy Warhol, 「Portrait at the Factory, 47th Street, No. II」, New York, USA, 1965
1964年的答案是，Andy Warhol是「一位櫥窗陳列師、插畫家和想成為藝術家的人。」
在廣告圈闖出名堂後，Andy試圖在藝術圈立足。他給McCabe的任務很簡單：和他一起去參加展覽與派對，並為他拍照，以低調的方式——自我推銷在當年不是一件稱得上酷的事，但Andy很超前。等到1965年，Andy已經在社交圈如魚得水，而McCabe也隨商業項目開始全球飛行，兩人分道揚鑣，直到20年後在電梯門口偶遇。
在此，David McCabe講述了與瀕臨成名的藝術家Andy Warhol如影隨形的一年，分享了Andy的床照、攀比心、與Dalí拍照的經過，以及「不近人情」的假面 —— 「他是一個有愛心的人，也是一個極具創造力的人，我知道他可能也八卦、歹毒，但在內心深處，我認為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D：1964年你被Warhol委任，他給你的具體Brief是？
McCabe：事實上，他找來了好些攝影師來拍攝他，之後從中挑選出讓他感到相處舒適的。他希望攝影師能以記錄片思維來拍攝他的生活，這個項目就這麼說來也巧地持續了一整年。
McCabe：我抵達第49街的著名工廠，被銀箔襯著的建築又黑又奇怪。我記得Andy的外表很非凡、與眾不同，而我當時正在克服水土不服（我英國來的），不太知曉怎麼和美國人打交道，或者簡單點說，與像Andy這樣奇怪的人。
他讓我想起外星人。所以我給他拍了張照，讓他看起來像星外來客。洗照片之前，我也沒報備。我使用了魚眼鏡頭——大家一般不用它來拍攝人像——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組照片不會討喜，但他竟然很愛！稍晚便來詢問我是否願意共事，』我們去各種畫廊開幕式與派對現場，好嗎？『我當時回答說：』當然！我對此興趣盎然。『一切就這麼開始了。對於一個24歲的英國人來說，當年可謂騎虎難下。
Andy Warhol & Robert Rauschenberg, 「At Rauschenberg’s Studio」, New York, USA, 1965
Andy Warhol, 「Andy at Work on a Large Flower Painting」, New York, USA, 1965
McCabe：Andy的幾乎所有活動都發生在下午五點以後，在這之前我可以幹自己在雜誌社的活與一些商業拍攝，然後步行抵達第五大道、第47街。我們會跳進一輛豪華轎車，參加那些瘋狂的派對。Andy對我的唯一要求是，「請別使用閃光燈」——他不想大張旗鼓地宣稱他有個私人攝影師——那在當時一點不酷。藝術家不這麼自我推銷。Andy比Madonna以及更多緊隨其後的人都更早這麼做，他想法超前，這不奇怪。他讓我混成他的團隊成員，我輕鬆駕馭——一個瘦弱的英國人——一點不違和地讓大家相信我們是一夥的。
我是一個神攝手。因為我隨時讓我的相機Stand By，只等最佳瞬間到來，速度按下快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在一些值得捕捉的瞬間發生後，Andy跑來問我：「你拍了點什麼嗎？」他不知道我是怎麼來去無痕地完成這一切的。
McCabe：有那麼一次，Andy嘗試以一本書發表我的攝影作品，但在1965年，他沒那麼出名。那會是他事業的起點，他正在做他的湯罐頭、瑪麗蓮夢露與貓王的絲印製品，被很多人說是垃圾。他沒能收到很好的市場評價，因此，出版商告訴他沒興趣出版一部關於Andy Warhol的攝影集。1965年他真的只被極少數人賞識，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Andy Warhol的出版物等於滯銷品。
一年以後，他開始向電影界進軍，我也開始因來自全球的商業項目而飛來飛去，合作不再繼續。幸運的是，所有的底片都被我歸檔保存——有那麼一個機會，我差點把它們扔掉。
多年後，一位作家聯繫到我，他想要發表一本關於達利（Dalí）的書。他去了位於匹茲堡的沃霍爾博物館，找到了一些Warhol和Dalí的合照。第二天，我接到了博物館館長John Smith的電話，他對我說：』有人告訴我你有兩千張Andy Warhol的照片，我們對此竟然一無所知。』然後我說，』沒錯。』他回問，』這些照片都是哪一年的？』我說，』1965。』他說，「我的天，我能看看它們嗎？」第二天John便來了。
他花費了一整天時間來觀看我的照片，他對我說：』感謝你拍攝了他製作絲印和花卉的幕後照片，我們竟然不知道它們的存在！』John為博物館買下了其中的50張，之後Phaidon與博物館取得了聯繫，打電話給我 —— 』我們原本想出一本關於Warhol的書，但現在我們想出一本關於你與Warhol的書，這將成就一次特別的企劃。』
Warhol還有一些在工廠附近晃悠的攝影師，他們會拍些東西，但只是snapshots的水準。嚴格說來，我是第一個把它當成項目的攝影師，我很專業，這我知道。私人角度，我對Andy印象沒多深刻。我沒有被他嚇到，因此我從他那裡得到了那些被他嚇壞的人得不到的東西。附加分是他對我的信任感十足。
Andy Warhol & Gerard Malanga, 「Large Flower Painting」. New York, USA, 1965
Andy Warhol, 「Working at the Factory, 47th Street」, New York, USA, 1965
D：一整年的朝夕相陪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成為一種煎熬。
McCabe：我有一個有趣的軼事，來自書中寫作文案的David Dalton。當我們一起共事時，他告訴我Andy曾經用放大鏡仔細端詳過我拍攝的所有照片，檢查每一個細節，關於他的造型以及他怎樣看起來最好看。他意識到自己笑起來並不好看，所以，David說：「在那年尾聲，某種程度上，你創造了Warhol。」他最後變成了一個以手指摸唇的沉默傢伙，戴墨鏡。他想要更靠近我第一次拍攝下的那個星外來客Andy。他想要變成sphinx（希臘人把sphinx想像成一個會扼人致死的怪物）的樣子。David繼續說道：』他肯定想要用你的照片去靠近他想被人看到的經典形象。』David認為Andy對他當年的開放態度感到了些許尷尬，在1965年，他希望變得更神秘些，而不再做一個普通人。
當Phaidon來展示攝影集的封面照，一張露齒微笑的Andy，我並不認為這是特別棒的一張照片，也不知道他們何以如此選擇。封底的照片上，他則笑意全無。圖片編輯向我指出，這是她觀察到的Andy從項目拍攝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的外觀變化，這點我在我意料之外。我當時只以為他對這個項目失去了興趣，但他其實已經從中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而這就是我們對Andy的印象，他的驚悚假髮與神秘的表情（笑）。
McCabe：他沒有指揮或者試圖控制我，而是給我信任。像我們在當代藝術博物館這樣的地方，他會與Richard Avedon交談，我則會四處張望，擠進人群裡頭。Andy抬起頭來，看我一眼， 我會在走進他的過程中按下快門，人們根本不清楚他們已經被我影下。這就是我們溝通的方式，它是一種非語言的理解力。
我記得與Dalí的那次拍攝。我們走進酒店套房，Dalí很快掌控局面，把Andy摁倒在椅子上。Andy還沒想明白他即將要面對的是什麼，Dalí一把抓過了印第安人頭飾（曾出現在他繪製的作品中）把它戴在了Andy的頭上。然後，用他的手杖對我說：'拍照。'
這一些都是非語言的，因為歌劇的播放聲音很大以致於你什麼也聽不到。這就像是一出默劇，Dalí完全掌控局面。這可把Andy嚇壞了，因為正常情況下，他才是頭。我第一次看到Andy買醉——他接連不停地喝了幾杯葡萄酒，被像Dalí這樣的名人控制，他很緊張。最後，Andy受夠了，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說：』走起David，我們得離開這裡。』那是一個非常難以忘懷的瞬間，主要原因是我也敬畏Dalí。對我來說，Dalí，當我還在萊斯特念藝術院校的時候，像Dalí、Picasso這些傢伙，他們是真的藝術家。我最開始一點也不理解Andy早期的觀點和作品，使用電影明星和湯罐頭——這曾經對我來說不是藝術，Dalí才是。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Dalí是故意給Andy加冕的——象徵性地加冕他為新一代藝術之王。
Andy Warhol & Salvador Dalí, 「Wearing an Inca Crown」. New York, USA, 1965
Andy Warhol, 「Leaving a Drugstore on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USA, 1965
K：謝謝！我以前也曾把我的照片印在服裝上，但我對這次合作感到非常興奮，因為ACNE STUDIOS是我最喜歡的品牌之一。幾年前我就一直希望能和他們合作，現在真的實現了，感覺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D：你曾經提及『有一些無法拍攝的瞬間，沒可能發表的照片』 —— 你指的是哪類照片？
McCabe：有一次Andy對我說：』我想與Judy Garland合影』。他說她邀請了我們去她的公寓。我們驅車前往，但Judy的身體很糟糕，幾乎無法站立。她喝了太多的酒，簡直爛醉如泥。最後她的助理把她攙扶起來，Andy過去摟住了她的腰，他點頭對我示意，我搖晃腦袋說：』我做不到。』
我發現Andy與David Whitney（美國藝術策展人）躺在Philip Johnson家的床上。事實上，我是被邀請來拍攝Andy與Philip的，這是比清晨更早的黎明，我正在尋找通往玻璃房的入口，因為沒有一個明顯的前門。我沒有找到房子裡的任何人，於是走過了一個以為是車庫的小建築，但誰知道它是客房。有一個巨大的落地窗讓臥室的光景一覽無遺，我瞧見了床上的Andy，他顯然也被我的出現嚇了一跳，迅速抓起了墨鏡戴上。我拍下了這個瞬間，然後有手指頭從窗戶邊伸過來，顯然，房間裡還有其他人，是David Whitney。我當時想，』上帝啊，我究竟要不要拍下這經典一刻？這絕對侵犯隱私。』但我還是做了 —— 我按下了快門，然後掉頭走人。
有一個決定性瞬間，有關於你在思考拍或不拍。某種程度上，我希望當時的我沒有拒絕拍攝Judy Garland與Andy的合影，因為你錯過的機會不會再有。我可以為它保密，絕不給任何人看，但至少我拿下了這個鏡頭。
Andy Warhol, 「With Richard Lippold’s Installation at Philip Johnson’s guest house」, New York, USA, 1965
Andy Warhol, 「New York City Diner」, New York, USA, 1965
D：在你與Andy相處的一年間，有從Andy身上學到的任何經驗或建議嗎？
McCabe：當然。我學到了吸食海洛因、快速丸或致幻劑不是一個好主意。
McCabe：20年後，在我的工作室所在大樓中，有一位Andy交好的著名藝術家，所以，Andy會去拜訪他。一天，我搭乘電梯下樓，電梯門開的那一刻，Andy與我打了個照面，他正要上樓。我想這是在他被槍殺襲擊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很遭，看起來非常憔悴，我幾乎沒有立刻認出他來。
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我只是被震驚到。他說』嗨，David。」（笑）這可是20年之後，我的樣子幾乎完全改變了，不再是那個頭髮濃密的瘦弱英國人，我變成了一個沒有頭髮的美國胖子，但他還是認出了我。我的真驚訝，印象深刻。在Andy認識的所有眾多名人之中，我沒有意識到我對他來說有任何意義。當我拍攝他的時候，我把它當做一項任務來完成。這並不是什麼類似友情的事情，只是我被要求去做的一項工作，我會盡全力去做到最好。我拍攝他的時候從來沒有任何私人情感，所以他能記住我的名字，我很感動。
Andy Warhol & Philip Johnson, 「The Glass House in Winter」, New Canaan, USA, 1965
Andy Warhol’s Party, 「Silver Afterparty at the Factory, 47th Street」, New York, USA, 1965
D：你談論Warhol的方式非常有趣。親近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有愛心的人，而不是一個冷酷的人（他經常被描述成這樣），他很有教養……
McCabe：他發展出的不近人情的一面是一種防禦機制。他是一個有愛心的人，也是一個極具創造力的人，我知道他可能也是八卦的和惡毒的，但在內心深處，我認為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他被很多人誤解。人們想怎麼理解他就這麼理解他。他是他發明的最偉大創作——Andy Warhol本人。他是一件作品。
我去了位於霍特尼的大型展覽，有史以來，我第一次開始理解他的意圖，和很多人一樣，我誤解了他的能力。當我觀看他琳琅滿目的作品時，我驚呆了，從湯罐頭到最後的晚餐。
Andy Warhol & Edie Sedgwick, 「On the Norelco Monitor」. New York, USA, 1965
Dazed Digital
專題編輯：JIII
圖片：Viró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