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華語電影」一些問題，我再梳理一下：講一講華語電影研究的方法論，華語電影研究與跨國電影的關係，華語電影與世界電影的關係，中國史學界主體性——這是李道新提出來的概念，值得大家思考。還有美國學界一些所謂的去中國化、去漢化的一些問題，中港臺英文學界、中文學界接受語境問題的困惑等等。
華語電影來源大家比較清楚，當時中港臺之間交流，要找到一個對話的基礎，所以「華語電影」這個詞成為選擇。在方法論上它跟全球化研究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即不從國土和疆界著手，而是從文化、語言、產業等方面著手。
現在世界秩序和基石是民族國家，民族和國家綁在一起，世界每個國家都可以講一個語言，在美國講英語，是美國人，國家等於民族，民族就是國家。
我們中華民族，民族和國家綁在一起，全球化輿論中，華語研究不是全球化一部分，但現在也可能走到一起。華語電影研究也是把民族和國家拆開，nation state有時候翻譯為國族，而華語電影講的民族的事情。
什麼是民族？民族是歷史記憶、深層記憶、語言文化這一類。什麼是國家？國家是疆界政體。疆界你不能動它，政體你也不能動，但是華語電影本身所具有的跨區域性，構成了其方法論的特點。
杜維明先生有「文化中國」這個概念。他是中國昆明出生的，後來又在臺灣念書，在美國長大，他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但他與海外有幾千萬華人一樣，他們都有中國情節，他們都有訴求，所以「文化中國」這個概念就是超越疆界。就像杜先生的「文化中國」，臺灣人最先興起了「華語電影」研究。
這其中很多共同之處，很多都是不謀而合：疆界國家講不通，就不要把民族國家拆開，就從民族語言記憶敘事這個方面講。這樣以來，華語電影對民族和國家的想像、構造、解構和質疑的角度和方法就更多了，比狹義的民族電影以及塑造、反思和解構民族性更多。
任何有內容的電影都要對民族做出一種塑造和解構——你覺得沒有內容，那麼沒有內容就是對民族的反思。典型的電影比如《悲情城市》那個文青聾子啞巴，話也不會說，那就是以「我不說話」對正統電影學、正統官方的一種質疑。
《悲情城市》（1989）
所以我覺得華語電影應該是開拓一些新的東西，那麼華語電影跟國族電影、世界電影什麼關係？將近二十年前，我做助理教授時，編了一本書叫《跨國華語電影》，法國中國電影，我當時認為民族電影不應該放在跨國電影語境裡，本來這句話沒有錯，現在看來也可以，為什麼？如果你要想國族電影就研究國族電影，你就研究中國電影，但把它放在更大的框架裡不是更好。
舉一個例子，我也是最近注意到有人說，法國盧米埃爾兄弟第一次到中國比如說1896年8月11號在徐園，有的學者說沒有，而是西安，但可能就是幻燈片對不對，那篇文章大家都看了，幫我找一下。考究來考究去，他說西安可能不是電影，其實就是幻燈片，那個時候人家用一個幻燈片，從一八七幾年講了二十多年，那個學者說，這個學問可以這麼做。
但是有一年我經常去法國開會，2007年我就到法國裡昂，我順便路過去了一下，我進去瞧著，清清楚楚寫著盧米埃爾兄弟1896年把放映人送到世界各國去，包括紐約、東京、上海，不寫的清清楚楚，除非盧米埃爾博物館說的不對，不就解決疑問嘛。
你在中國查資料，查報紙查了半天，就搞你民族國族電影研究，你跑一跑你把中國電影放在全世界語境也有益處，我不是說你非要這麼做，但是你走出國族的限制，你有機會，你就到人家博物館看一看，不寫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個學者你們知道，我不認識他，可以跟他說一下，《電影初到上海考》上海考證關係。挪威將《盤絲洞》送還給中國，這種跨國電影研究有幫助國族電影研究，解決了一些研究方面的死結。
《盤絲洞》1927
我還說過一句話，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具有跨國性，這句話值得推敲，可能說得有點絕對了。早期默片時代電影是國際主義的，他們可以說是跨國，像《盤絲洞》挪威可以看，盧米埃爾兄弟短片拿到中國，中國人也可以看。
有聲片產生跟民族國家的構建關係比較大。因為語言的問題，所以有利益存在，二次大戰以後東西方有各自的陣營，西方電影界學界就開始出現世界電影的概念，就說法國電影日本電影、義大利電影，各個電影節推出來外語片的概念，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法國新浪潮等等外語片電影，那就是世界電影話語的產生。
東方陣營他也有它的東西，史達林電影獎，中國電影在阿爾巴尼亞放，阿爾巴尼亞電影在中國放，可以把電影放在大的世界電影的話語中。但現在所謂全球電影概念的產品，就是某個電影可以同時在各個國家放映，真正的環球電影時代到來。所以那句話應該修改一下，可能我當時說的太絕對了。
全球電影研究有它的道理，中國電影研究可以把它當做世界電影研究一部分。中國當年最封閉的電影時代，也可以作為社會主義電影研究，可以跟朝鮮電影、越南電影、阿爾巴尼亞電影、東歐電影弄在一塊，我覺得也很有意義。
從這個更廣義上來講，電影可以放在現代性研究的一部分。比如說現在一些研究，可以研究中國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有一個全球的視野，比如說有所謂的世界體系論，現代性體系論把所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放在一起，不也挺好嘛。
今天在座都了解馬克思主義，熟讀《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不研究德國資本主義，他不在德國生活，最終在英國死掉，他研究整個歐洲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本來就是全球的。一句名言說「工人階級無祖國」，所以到電影資料館查資料，查《申報》等等是一個工作，不查報紙也可以做研究。
然後講一講主體性問題，我覺得李老師對主體性提的非常好，這個問題最早我記得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非常重要，像李澤厚先生先生他們講的主體性，因為那時候文革使得人沒有尊嚴了，文學藝術要為政治服務，缺乏尊嚴，後來肯定人的重要，所以文理學就講主體性。從那個歷史背景和意義上講，我覺得非常值得講主體性。
因為中國當時受文化大革命統治，中國人失了尊嚴，把尊嚴升到哲學高度講主體性我覺得恰得其所。如果要講現在拜金主義、消費主義橫行，可以回到馬克思講的異化說「人的異化」，或者用盧卡奇的「人被物化」。但是就因為幾個海外學者發聲，「指導」電影研究，就如臨大敵，倡導國內學者抱團建立主體性，這個沒有必要——海外學者說幾句話，就要抵抗美國強勢話語，這就是主體性，我覺得中國人民也不會贊同這樣的主體性。
我提出一個主體性，叫主體間性好不好？或者叫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尤其在華語電影裡，香港人有他的地位，荷蘭人有荷蘭人的想法，臺灣人有臺灣人的想法,北京大學的學者有北京大學學者的想法，我在美國鄉下工作，也有鄉下的想法。大家建立什麼樣的主體性，一個主體性還是一萬個主體性，大家怎麼溝通？
所以說能不能建一個所謂主體間性。我跟葉月瑜聊天，她說國內有些人對華語電影這麼大的抱怨，為什麼不直接找她算帳，我說人家不找你算帳，因為你是特殊的身份，臺灣出生，香港工作，人家怎麼跟你算帳？我是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的，所以人家找我算帳有道理。
華語電影是去中國化還是構築一個中心？都可以，看你怎麼做。華語電影要不要從民族，從國家和疆界開始，可以做成一個向心的東西也可以成為一個離心的東西；你可以解構，可以建構，可以反思、可以批評，可以質疑、可以重建。
比如說有一個日籍學者批評我，說我是大中華種族中心主義。因為美國主流文科話語講究差異性，解構主義風氣流行，任何東西給你解構一番，整個人文學界的話語是解構中心主義。會有人覺得「華語話語」，構建一個大東西，不光包括中國大陸，還包括港臺還有世界上的華語、華人，所以他說這個是一個壓制的東西。
也有人批評杜維明的「文化中國」，說他搞一個大儒家文化，是壓制差異、壓制女性、壓制同性戀等等，所以人家對他有意見，這是美國特定語境。你也可以利用這個解構，你說你老大，你壓制別人，我不認同你，我有我的想法，所以也可以從邊緣解構中心。華語電影的概念裡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每個人的思維方式，他的出發點都不一樣，所以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在美國一般來說是解構歐洲中心主義，隨著中國崛起，大家現在更關注中國新的中心主義。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所謂新清史研究，包括原來我在（54：29）哈佛研究學院費正清中心主任（英文）關於早期清史研究。
還有一個去中國化的思維方式，我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所謂的華語語系的概念，原加州大學史書美教授，是華語語系電影主要的闡釋人提出人之一，Sinophone這個字是她發明的，以前字典裡沒這個字。
她說漢語不包括中國大陸的普通話，只包括中國大陸以外的東西，可能可以包括一些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語言，但肯定普通話不能包括。他認為華語語系是種對抗性的、反對霸權主義的語言，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去民族化對抗性話語。
所以華語電影我覺得理解也是不一樣的，你要想往這個方向走可以這麼走，但是不往這個方向走，就不那麼走。在海外他們習慣批評中國大陸，批評中國大陸所謂的霸權主義，因為整個人文學科的背景就是這樣。但是並不是說華語電影概念是固定的，可以重構也可以解構，你可以疆界化，也可以去疆界化，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
作者：魯曉鵬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博導
文章來源：北京大學批評家周末文藝沙龍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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