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整個歐洲，一部分受到迫害的人物成功離開了。就這樣，保羅· 裡維流亡到哥倫 比亞並在那裡建立了國家民族學研究所，儘管他對當地的 土著人運動並無同情。克洛德· 列維- 史特勞斯就像《憂鬱的熱帶》 裡講述的長途旅行那樣，離開巴黎前往紐約。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位於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幫助下，一個知識分子緊急營救委員會在1940年末成立。這一組織提供資金並為籤證提供便利。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流亡者不同，在紐約的法國人並沒打算在美國紮根，這一念頭促使 那些說法語的大學教員，主要是法國人和比利時人，於1941年在紐約建立了高等研究自由學院。這一學院包括一個社會學研究所，由法國知識分子和哲學家組成，這些人都是由於法國新的猶太人地位法令而被撤職。
這所學院出版一本雜誌《復興》，它也促進不同代際、國籍和專業之間的卓越的智識交流。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和原始藝術愛好者們在一起工作。毫無疑問，戰後法國學術的活力根植於這一臨時性的共同體。由於這些研究徹底地拒斥危險時期或大或小妥協，包括學者的道德融入問題，當它們回傳法國時，深受歡迎。
無論扮演何種角色，也無論面對何種情形，戰爭中的歐洲人類學家們沒有一個人不受 到損害。在法國，涂爾幹學派的第二代學者消失殆盡：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特 死於 集中營；馬塞爾· 莫斯在1942年之後就被迫無法工作；漢學家葛蘭言死於1940年；而那些在大學裡保留下職權的人，都向維希政權做出了妥協，並且對此諱莫如深。
一位著名的社 會學家，同時也是高師畢業生和涂爾幹的弟子，在1945年6月因為拒不到庭抗辯而被槍決：他就是馬塞爾· 德亞。他曾在佔領者德軍的要求下，在1944年3月擔 任國家團結與工作部部長。克洛德· 列維- 史特勞斯則幫助歐洲人類學擺脫或者忘記這場悲劇。他從美國引入了弗朗茲· 博厄斯的創舉，即將關於種族的研究與關於語言和文化 的研究分開，同時他還提醒大家，其實涂爾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是這樣做了。
1945年，每個人都知道了種族的概念是多麼的危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試圖通過在道 義上譴責種族主義並在科學上批判種族的概念，從而在納粹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這就是為 什麼在1949年，也就是制定第一部關於種族的宣言的1950年之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 了一場科學研討會。
這部關於種族的宣言受到克洛德· 列維- 史特勞斯在內的人類學家們 的廣泛啟發，但隨後又被生物學家們大力批評。在這群人當中，分成了相互反對的兩個陣 營：一部分人希望簡單地消除種族的概念，而另一部分人則希望在批判種族主義的同時保留下種族的概念。那些說服大眾讓種族概念保留下來的人們寫道：「當我們同時看到一個 非洲人、一個歐洲人、一個亞洲人或一個美洲印第安人時，這種區分的感覺是十分明顯 的。」於是，在1951年，第二部關於種族的宣言被生物學家們單方面地再次制定。隨後， 1952年出版了一本與此相關的論文集，其中最有名的文章是列維史特勞斯的《種族與歷史》。
對種族這一科學概念的拒斥，對於生物學家來說並非易事，他們至今還是以生理學的 某些特徵的分布來描述不同的人類群體。基因組遺傳和破譯的進步，被用來進行多樣化的 描述，例如從顱骨的形狀到對這些基因解讀的呈現，但是這些進步並沒有消除這樣一種純 粹科學的意志，那就是將人類簡化為生理學的描述。意識形態偏離的危險，並不在於對這 種建立了整個科學過程的簡化。相反，正是在生理學理論和文化理論之間的結合，造成了 危險：他們忘記了文化並非生理學意義上人的產物，而是社會意義上人的產物。
這正是克洛德· 列維- 史特勞斯在1952年的《種族與歷史》中極力提醒的，他寫 道：「人類學的原罪在於將以下兩物混淆：種族的純粹生物學概念與人類文化的 社會學與心理學產物。對於戈比諾來說，承認他自己處在這種陰森的循環圈中就足夠了， 這種循環圈並不排斥將好的信仰的智識錯誤，轉變成所有歧視與剝削的行徑的非自願的合 法性。」科學的錯誤不在於描述人類群體基因遺傳學上的親緣和差異，而在於把基因團體和文化團體重疊在一起。這種錯誤是意識形態導致的結果。通過區分種族的當地觀念和種族的科學概念，列維- 史特勞斯轉移了問題。
他解釋道，所有的人類群體與同他們接近的其他人類群體一起建立邊界，在他們眼 中，「他們」與「我們」的區別在道德上並非中立的，而這就是他所使用的遺傳學術 語「民族中心主義」。這種當地的種族主義無法被科學的論述打敗，它必須被當作社會事實來分析，也只有這種分析，才可以對它帶來的負面結果進行法律審判，否則，就始終是一種虔誠的願望和一封死亡信。列維史特勞斯的分析要大大歸功於他提出的觀點的前提條件：首要的民族自我主義就是種族主義。
如今我們可以說，對語言的民族中心主義、對文化的民族中心主義、對宗教的民族中心主義，像嚴格意義上的種族主義一樣，在所有危險的意識形態中，都佔據一席之地，而這些危險的意識形態包含了對性別、年齡和殘疾人的歧視。通過再次極力確認種族與文化之間的區別，列維- 史特勞斯以堅決的方式，在一個科學受到損害的歐洲，致力於翻去「科學」的種族主義一頁，目的就是拯救相關科學的合法性，其中包括生物學、語言學和社會人類學。六十年後，這一做法始終是恰當的：今天似乎有一些學者，特別是史前史學者和語言學家，忘記了博厄斯和列維史特勞斯的教益， 而是重新去聯結語言群體理論、族群理論和基因變異理論之間的危險關係。
與跨學科的錯 誤合作相關的意識形態與越軌的歷史仍然具有現時性：科學的文化在每一門學科中被鍛 造，而在關於人類的諸種科學的跨學科性記憶也仍然在建立中。對於世界的人類學來說，風暴並沒有伴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停止。戰後的二十年以歐洲 的去殖民化戰爭為標誌，這些戰爭以暴力的方式質疑了人類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聯。隨 後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輪到美國人類學產生危機，它被控訴與政府的戰爭維持了緊密的聯繫。越南戰爭讓美國人認識到了殖民主義，就像弗朗西斯· 福特· 科波拉在1979年拍攝的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所展示的那樣。
這部電影改編自約瑟夫· 康拉德關於19世紀剛果的小說《黑暗的心》。世界的人類學被分裂成了彼此互不交流的兩大流派，每個流派都在一批學者圈內廣泛傳播。這兩大流派構成了克服去殖民化創傷的不同解決辦法。第一種流派可以建立在20世 紀初英國和美國的專著之上，因為它們認為人類學的使命是重新恢復那些被殖民化破壞了 的文化，這也成了人類學純潔的目標。人類學之所以研究這些文化，是因為這些文化正瀕 臨滅亡，人類學將這些文化固定在一個非時間性的當下，或者將它們歷史性的特殊機制理論化，按照克洛德· 列維-史特勞斯的術語，尤其是針對不同於「熱社會」的那些「冷社會」，而這兩種社會都參與到了變動的歷史之中。
在1970年之後，列維- 史特勞斯在美國和法國的對手們，稱這 一流派為「大分裂」，這一理論介於西方與世界的「剩餘」部分之間， 介於原始的、初級的、傳統的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第二種流派正相反，強調被研究的社會的歷史性，並通過延續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理論傳統，從而專門研究殖民關係，或 是分析文化變遷與涵化的不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