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葛長銀 東方紅啦
毛澤東在北京香山雙清別墅
毛澤東的語言有一個鮮明的特色，那就是他喜歡用數據說話，基本方式是「道理+數據」，即先講明道理，再用數據來論證這些道理；尤其是關鍵時刻，他總會拿出具體的數據來證實自己的觀點，用數字比大小，結果一目了然，也就總能讓大家心悅誠服。
比如在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初期，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攻克寧岡縣的新城，俘虜白軍官兵400多人。因當時剛開始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很多人對這個戰略舉措還不理解，在毛澤東宣布「放人」的時候，有不少人想不通，還很有情緒。
這種情緒是要不得的，必須疏通。為此，毛澤東專門給大家講了一次話：「大家要出氣、報仇，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錯了對象。白軍士兵絕大多數是工農子弟，你殺了他們，地主豪紳連眉頭都不皺，馬上又去找新的，結果還是窮苦老百姓倒黴。紅軍不是要解放勞苦大眾嗎？有些同志腦子一熱就忘了。做什麼事都得有耐心，白軍士兵越是不了解我們，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讓他們回去替我們宣傳。一回不行就兩回，兩回不行三回，總有一天，他們會醒悟過來的。」
講完道理後，毛澤東就用數字說話了：「要是放回去一個能爭取十個，這個帳不是很好算嗎？」
經毛澤東這麼一講——用「放回去一個能爭取十個」來給大家算帳，用數字比大小，大家開始慢慢理解知道孰輕孰重了。那些不願意釋放俘虜的人聽了這個「投入產出比」，都覺得「這是賺錢的生意」（毛澤東語），對這個優待俘虜的政策開始心平氣和了。
這條鐵的紀律和政策，在解放戰爭時期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起義或「爭取」過來的國民黨官兵，比「十個」多了幾萬倍；解放大西南時，也有「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九十餘萬部隊」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又如在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關頭髮揮重要作用的遵義會議，也是毛澤東的精準發言，扭轉了危局。
他先是定性地批駁了博古、李德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接著又分析了主客觀原因：「為什麼敵人的一、二、三、四次進攻，都被我們打敗了呢？唯獨第五次，我們不能取勝？當然，有一些客觀原因，但主觀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機會，把前後五次戰爭的基本情況向諸君作一個介紹，道理就明白了。」此時，毛澤東拿出了「殺手鐧」，用數據進行「定量分析」：
「第一次反『圍剿』時，敵軍是10萬，而紅軍只有4萬，是2.5比1；第二次反『圍剿』時，敵軍20萬，紅軍4萬，是5比1；第三次反『圍剿』時，敵軍30萬，紅軍3萬，是10比1；第四次反『圍剿』時，敵軍50萬，紅軍5萬，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圍剿』時敵軍50萬，紅軍5萬餘，不包括地方武裝，仍然是10比1。為什麼這次反『圍剿』我們會失敗得這麼慘？連個地盤都保不住，來個大搬家，逃之夭夭。這難道可以說，我們在軍事策略方面，沒有一點兒過錯？」
定量分析的結果往往會取得「2大於1」一樣不容置疑的結論。把數字擺出來，也能清楚地表達出那些用文字表達不到位又爭論不休的觀點：同樣的兵力數據對比，前四場打贏了，但在越來越好的其他條件下——比如「還有10萬工農積極分子武裝上前線」，第五場卻沒打贏，顯然就是軍事指揮出了問題。
這些客觀數據的對比，讓在場的政治局委員和紅軍將領們清醒地認識到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愈加認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指揮才能。這都為遵義會議的成功「轉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再如新中國成立後，「三反」運動查出了原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的貪汙犯罪行為。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據調查和偵訊結果，向華北局提出處理意見：「處以死刑。」華北局上報中央後，有不少人為劉、張求情，甚至求到毛澤東面前，認為他們過去對革命有功，希望不要槍斃，「緩期二年執行」。
為了說通這些求情的人，更是為了挽救更多的領導幹部，毛澤東又用數據說話了：「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是要2個還是要20000個？這是明擺著的事，得要20000個！這段用數據比大小的話又是一錘定音，毛澤東的大局意識和深謀遠慮，不僅讓那些說情的人，也讓廣大領導幹部心折首肯。
隨後的兩聲槍響，在向世人表明中國共產黨反腐敗決心的同時，更是震醒了新中國一大批領導幹部。從後來的效果看，槍斃這兩個人也確實挽救了大批的領導幹部。多年後曾親歷該案審理工作的當事人感慨，當年對劉張二人執行死刑「管了幾十年」。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用數據說話」特色語言的背後，是毛澤東知識體系中根深蒂固的數據思想。所以，在毛澤東的著作裡，這種「數位化」語言更是一種行文特色，尤其是前期的農民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非常注意收集數據，用數據說話。
例如他最早的一篇農村調查報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就是採集了一家佃農的全年收支數據，給佃農算出一筆年度虧損帳，藉以證實佃農窮苦的現實生活。
再如杜修經《四上井岡山》一文提到的一個細節：「這些寫在商人帳本『總簿』、『坐簿』上的農村調查，一本一本地疊了尺多高」；鴻篇巨製《尋烏調查》所採集的數據更是面面俱到，不僅涉及到政治和經濟，還兼顧了歷史和生活的各個層面，可謂事無巨細，一併囊括。這些數據，無疑都是中國革命正確決策的基礎，證實毛澤東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做調查研究就注重採集各種數據信息，注重用數據說話、以數據服眾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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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長銀.毛澤東最早的一篇調查報告，北京前線「東方紅啦」公眾號，2020年5月22日.
[5]餘伯流、陳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5.第129頁.
[6]葛長銀.胸中有「數」的毛澤東，北京前線「東方紅啦」公眾號，2019年9月11日.
作者：葛長銀，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會計系教授。作者的研究生楊彤、楊婷婷對本文寫作有貢獻。
責編：高斌
網編：侯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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