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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民兵習武的時候，她用步槍射殺了3位曾經傷害她的人，一時震驚全國。是莊嚴而公正的法律懲罰了她並挽救了她，使她獲得了新生。
如今，她有了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她就是蔣愛珍。
蔣愛珍出獄後，我兩次到她家裡做客。
第一次到她家裡，是1992年9月，那時她剛出獄2年多。
她年邁的母親坐在一張矮矮的有靠背的竹椅上摘豆角準備午飯，見我們進來，便熱情地沏茶讓座。她已經77歲，但耳聰目明，她看了看桌上的鐘，忙說：「愛珍一會兒就回來吃飯。你們先坐坐。」果然不多一會兒，蔣愛珍回來了。眼前的蔣愛珍，穿一身白色連衣裙，細心燙卷的短髮，白色的高跟鞋，身段苗條，端莊大方。人們怎麼也看不出，她曾經幹出那驚天動地的殺人案件。飯後，在她的臥室裡坐了一會兒，她便領我們去看她工作的單位。她是一位醫務工作者，這幾天正在街道上給孩子們打防疫針。我們走過幾條充滿江南水鄉氣息的小街小巷，來到她的工作間。只見工作檯上堆放著許多針劑和針管、棉球，辦公桌上放著幾本醫藥書籍，玻璃板下壓著一張貼有她半身相片的《學員證》——她正在上中專函授班。蔣愛珍自信地笑著說：「過去荒廢了很多時間，學習知識對我太重要了。」
1972年，16歲的蔣愛珍初中畢業後告別了養育她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由哥哥蔣根土接到新疆石河子，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8師144團場一營一連落戶，當了一名軍墾戰士。這個在江南水鄉長大的姑娘不但聰慧勤勞，幹起活來還很潑辣。挑土，趕車，修水庫，摘棉花，這些大多是男工幹的活兒她也搶著幹。抗旱，她一挽褲管跳到雪水中，在渠底一勺勺摳那泥水，一擔擔挑到大田中，一根紅柳扁擔磨得油光鋥亮。定甜菜苗，一幹幾小時不直腰，竟累得趴在地頭。到了節假日，她總在夥房幫助洗洗涮涮，給軍墾戰士縫縫補補。勤勞的汗水博得人們的信任，周圍的人們逐漸喜愛上這個身材修長、高鼻梁、深眼窩的健美姑娘。
不久，她以先進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團共青團代表大會。1973年5月，也就是她當上軍墾戰士一年後，加入了共青團，同年出席農8師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74年，農場醫院招收一批護理員，她被推薦到短訓班學習，結業後留在團場醫院當護理員。1976年，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當選為醫院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那時她才20歲。在一次全師的表彰大會上，一位領導同志握著她的手說：「蔣愛珍呀，你是我們軍墾的一枝花啊！」
正當她一步一個腳印端正地走著自己人生之路時，厄運走近了她。
謠言的汙水潑到了蔣愛珍頭上。一個努力上進的少女，潔白無瑕，視名譽如生命。但毀謗擊倒了她，她失魂落魄，形容憔悴。在受到百般折磨而又求告無門、陷於絕望的情況下，她利用民兵實彈比武的機會，拿起了一枝步槍。於是，1978年9月末的一天，不該發生的慘劇發生了，曾用言語、大字報和漫畫傷害過她的3個人先後倒在血泊中。
蔣愛珍成了殺人罪犯，她理所當然地被逮捕了。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以幾乎整版的篇幅登出長篇通訊《蔣愛珍為什麼殺人》。在這篇7000字的文章中，用「緣起」、「發展」、「調查」、「絕望」、「拼命」、
「餘事」等6個小題，全面介紹了蔣愛珍殺人案的前因後果。《人民日報》還發了近300字的編者按語。從此，她的案件為國人所知，為世人所矚目。
蔣愛珍最初被定為殺人罪，死刑；爾後改判為報復殺人罪，無期徒刑。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劇場開庭公審。筆者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參加了事先在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並對蔣愛珍、法官、律師都進行了單獨採訪。
1985年12月，新疆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公審蔣愛珍殺人案。圖為蔣愛珍在被告席上
這次邊城百萬市民人人關注的為時兩天的公審中，終審判決蔣愛珍犯有故意殺人罪，判刑15年。這時，蔣愛珍已經在石河子監獄關押了7年零3個月。
參與誹謗誣陷蔣愛珍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追究和處罰。
蔣愛珍在獄中收到了大量信件和包裹，得到廣泛同情。人們不是同情或支持她殺人犯罪，而是因為大家對「文革」期間遺留下來的那種誹謗誣陷人、肆意侵犯公民名譽權的風氣深惡痛絕。
蔣愛珍在高牆內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年華，雖倖免一死，但代價慘重。
蔣愛珍在獄中和法庭上痛切地追悔自己殺人的罪過，向法庭表示，出獄後願意照顧被害者家中的老人，並要求法庭釋放因參與誣陷她被捕入獄而身患絕症的人。
森嚴的法律使她大夢初醒。
公正而善良的人們的關心和鼓勵，使她恢復了生活的信心。
由於蔣愛珍在獄中認罪表現較好，提前獲得釋放。
噩夢醒來是一個新的早晨。
1990年7月，蔣愛珍回到故鄉紹興市時，我們的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使紹興市這座古老的江南水城顯得生氣勃勃，一片興旺繁榮。蔣愛珍16歲離家到新疆，轉眼之間已經18個春秋，小城變得年輕、漂亮了，但母親衰老了。蔣愛珍自己心中傷痕累累，可說是身心憔悴。70多歲的老母親把蔣愛珍緊緊摟在懷裡，一行行老淚滴落在34歲女兒的臉頰上：「媽媽再不讓你離開了，媽媽討飯也要把你帶在身邊……」
蔣愛珍給紹興市人民政府來信來訪辦公室寫了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她的信引起了重視，被安排面談。
信訪辦的同志聽取了她的陳述和要求後，審查了她的獄中表現的材料、她的提前釋放證、她的作為勞改積極分子所獲得的獎勵，以及關於她的經歷、她的犯罪經過，她的案件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報導，其中包括筆者1988年10月發表在《法律與生活》刊物上那篇《蔣愛珍殺人案始末》。審查了這些材料後，紹興市市長作出了由公安局為她落戶、由衛生局為她安排工作的批示。1990年10月，蔣愛珍的戶口由新疆轉入紹興市。這期間的一個晚上，蔣愛珍到衛生局長家裡商談工作安排的事宜，正巧來了一位中年男同志向局長請示工作。局長介紹他認識在座的蔣愛珍時，他興奮地與蔣愛珍緊緊握手，說：「1979年我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對你的案件的報導，我當時在部隊當兵，我給你寫過信，沒想到今天在這裡見到你……」
這位男同志是某醫院的院長。他對蔣愛珍說：「歡迎你到我們醫院工作。好嗎？」衛生局長也很高興：「有你院長拍板，那蔣愛珍過兩天就辦手續到你們醫院上班。」蔣愛珍去到這所醫院後，默默地工作，平靜地生活。她與年邁的母親住在一起，騎自行車上班來回只需幾分鐘。穿過兩條窄窄的小巷，便是她三哥蔣阿龍的家，三哥三嫂對她都特別關心，做了點好吃的也要通知她。走向了新的生活，蔣愛珍心情很舒暢。她感謝國家改造犯人的政策，感謝許多人對她的關心，她要用自己出色的工作報答大家。她與同事友好相處，碰到髒活苦活搶著幹。很快，她取得了人們的信任，受到了好評。1991年度，她被醫院評為先進工作者。1992年7月，醫院與臺商合資建立了一個清洗劑廠，領導上經過研究，任命蔣愛珍為廠長，並在《廠況介紹》中印上了她的名字。蔣愛珍對院長懇切地說：「我幹點具體工作可以，但要我當負責人，甚至把我的名字印在說明書上，我不同意。我不要任何出頭露面的事情和機會。」後來領導接受了她的意見，將印好的說明書全部廢棄。與此同時，蔣愛珍謝絕一切來訪。
她渴望平靜地生活。
蔣愛珍回到故鄉紹興市時已經34歲，許多人關心她的婚姻。在服刑期間，她曾收到100多封向她表示愛情的信，但蔣愛珍從未加以考慮。回到故鄉後，朝夕有母親哥嫂相伴，她心情舒暢了，開始注意打扮了。這使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走在大街上，常常引起一些男士注目。不久，她身邊就出現了幾位向她表示愛慕的男性。但她還是經人介紹認識了小高。小高比她大兩歲，聰明樸實，曾在北大荒接受再教育，也經歷了不少坎坷。他知道蔣愛珍，同情蔣愛珍，認識蔣愛珍後又深深地愛著她。經過半年多的戀愛，他們確定了關係，於1992年國慶期間舉行了婚禮，建立了小家庭。結婚前夕蔣愛珍帶著幸福的笑容，領著筆者到她的新房做客。這是市內花園小區一套約50平方米的新宅，小高花費了近2萬元把新宅仔細裝飾了一番。小高和蔣愛珍一起為客人遞煙沏茶。天氣很熱，他們拉開時髦的百葉窗，窗外飄進一陣花香，青綠的芭蕉樹和盛開的雞冠花在微風中輕輕擺動。主人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
日子過得很快，待我第二次來到紹興市在蔣愛珍家裡做客時，已是5年以後的事了。
1997年5月下旬，筆者出差在杭州逗留期間，再次往紹興市造訪蔣愛珍。在她家剛坐幾分鐘，小高提著一隻活雞和一筐枇杷也回來了。於是宰雞，做飯，屋子裡充滿溫馨。吃飯時，蔣愛珍的三哥蔣根土騎自行車來了，蔣愛珍心愛的小兒子淘淘也由一位帶他的阿姨送回家來了。小兒子一進家門便撲在蔣愛珍的懷裡。淘淘今年快4歲了，天真活潑，有幾分帥氣。蔣愛珍是一個幸福的母親、幸福的妻子。儘管家裡有幾位客人，她的手腳幾乎沒有閒過，非常麻利地幹這幹那。小高慢慢地喝著啤酒、抽著煙，與我們談他的事業、他的收入、他調皮的兒子。
江南小城的夜晚是非常美好的。我望著大街上閃爍著霓虹燈的商店以及喧鬧的小商攤，望著夜幕下數不清的萬家燈火，有一種百感交集的感嘆。人生，社會，政府，法律，周圍的種種環境，對一個人短暫的一生，是多麼重要啊！
但願正直善良的人們都活得好。
1978年，蔣愛珍為什麼連殺三人？為什麼沒有被判死刑？
在石河子地區公安局看守所裡，關著一個重犯，她打死了三個人。可是奇怪，群眾卻大多同情她。不少人說她沒有民憤。有的說：「這個娃娃可惜了！」連看守所的人也反映：這個犯人很老實，不象一貫作惡的。
審判員提審了這個犯人，我們在場。這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女青年。看上去莊重、矜持。問她為什麼要殺人，她情緒激動，說話哽咽，不時掉淚。審問進行了一半，她再也說不下去了，呼嗤呼嗤地喘著粗氣。審判員看她憋得難受，就讓她出去休息一下。過一會兒，我們去找她，只聽她一個人在廁所裡嚎啕大哭。
她為什麼這樣痛苦呢？她為什麼要殺人呢？
她名叫蔣愛珍，是浙江紹興人，一九七二年初中畢業後，隨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先在農場勞動，後被推薦到一四四團醫院當護士。她一貫工作積極，思想進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七六年入黨。同年被選為黨支部委員，兼團支部書記。
蔣愛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張國政，過去是一個部隊的老戰友。蔣到醫院後，她哥哥囑託張國政，要象親兄妹一樣關心蔣愛珍。張國政熱心幫助蔣愛珍進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兩人關係因此比較密切。
一四四團派性嚴重，李佩華、謝世平（都是黨員）和醫院個別領導人，同張國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蔣愛珍被批准回浙江探親。十七日晚，張國政和另一個人曾一道到蔣愛珍臥室（外科值班室），囑咐她路上應注意的事情，然後即告別回家。李佩華，謝世平妄斷這天夜裡張國政要和蔣愛珍發生關係，就在副院長粟某的支持下，行動起來。半夜兩點多鐘，謝世平叫了鍾秋等六七個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門窗、周圍過道以及張國政家（緊挨醫院）的大門，處處把住。然後哄使一個護士，詭稱要紗布搶救病人，叫開了蔣愛珍的門。謝世平闖進蔣的臥室，四處搜查，不見張國政。蔣愛珍陪護士在另一處取了紗布，回來時發現謝世平。打過招呼後，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門外，蔣愛珍發現在黑暗處李佩華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懷疑。因臥室裡放著九百元錢，她害怕這些人偷錢，決定向支部反映。支部書記家離醫院遠，她就去找張國政。張從家裡來到值班室，正查問情況，李、謝突然闖入。張國政問：「你們幹什麼？」李佩華回答：「我們來抓鬼？」張國政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書記和支委都叫來，說明剛才發生的情況。支部問了有關人員，又查看了蔣愛珍的臥室，未發現異常痕跡。問李佩華、謝世平時，他們支支吾吾，只說「我們失敗了！」
十八日清晨，謝世平去團黨委，捏造事實，誣說張國政昨晚在蔣愛珍房裡幹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鍾秋就到各房間遊串，散布昨夜張國政在蔣愛珍房裡鬼混。與此同時，醫院外面的商店、學校等處紛紛傳出：昨夜抓住了，……兩三天後，李佩華、謝世平等幾個人又傳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見張國政從蔣愛珍的臥室出來；有人看見他閃進自家的門，等等。謊話陸續補充，越來越圓全，以後成為領導上逼蔣愛珍承認「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證據」。
會計傅冬勤對李、謝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華談。李直言不諱地說：「現在只好硬著頭皮幹下去，幹成啥樣就啥樣。弄不倒也要弄個臭！」
三月十八日，蔣愛珍沒有起床，氣得直哭，也不回家探親了，還要求組織上給她澄清事實。絕食三天，最後她哥哥來勸了才復食。她從床上起來以後，勉強工作，跟誰也不說話。
一天下午，謝世平、鍾秋兩人在走廊裡大罵張國政，誣衊他亂搞男女關係。蔣愛珍穿著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門口呆呆地望著，一語不發。
晚上，蔣愛珍獨自在值班室裡。突然，哇的一聲，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總算把她弄回醫院。兩三個人按著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為什麼不讓我去接媽啊！——冤枉啊！」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在場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淚。經過醫生診斷，確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
一天夜裡，病房裡突然不見她了。
初春的戈壁灘上，寒風凜冽，蔣愛珍穿著一身單衣單褲，在曠野裡轉遊了一夜。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醫院的幾個人開著一輛卡車尋到一個高坡邊，發現蔣愛珍直直地站在那裡，兩眼直瞪瞪，頭髮上幾片枯草葉，臉上幾道劃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沒有反應，過了一會兒，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媽媽……」
這麼一段經歷，後來被李佩華等誣衊為「裝瘋賣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會上「說清楚」。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團黨委派工作組到醫院，專門調查「三·一七」事件。組長楊銘三是一四四團的副參謀長，主管醫療衛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張國政曾幾次同他大吵大鬧過。這次他帶領工作組到醫院，一開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華、謝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複雜。
四月六日，團長親自到醫院動員，號召開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發張國政的問題。調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組改為領導運動的工作組。「三·一七」事件放在運動中一起搞。
運動中，李佩華、謝世平等又提出了許多所謂張國政、蔣愛珍「男女關係」的疑點，揚銘三要蔣愛珍一個一個說清楚。幾個月內，關於「三·一七」事件和所謂張國政、蔣愛珍「男女關係」問題的大字報，從醫院各處到團部招待所等地方到處張貼。許多漫畫汙穢不堪。
對「三·一七」事件，醫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懷疑態度。工作組一來，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這個問題受到打擊或歧視的共有三四十人。
黨支部根據最初掌握的材料，對「三·一七」事件傾向於否定。工作組把支委們看作「保張派」。運動中全體支委都靠邊站。
文教幹事蘇天豔貼了一張《呼籲醫院廣大群眾為受害知識青年蔣愛珍伸冤》的大標語，運動沒有搞完，就被調離醫院。醫生牛素玲，僅僅聽蔣愛珍訴說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幾句，被楊銘三一次一次追逼，不僅要她寫書面檢查，還叫她在全院大會上作檢查。醫院有個青年醫生，同蔣愛珍談過戀愛，一天，楊銘三走到他家，當著他爸爸的面警告說：「我以領導的名義、長輩的身份告訴你：現在蔣愛珍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談了。」
蔣愛珍的行動受到監視，人們都不敢接近她。後來，她發覺自己的信也被李佩華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組的壓力下，醫院裡再沒有人敢出來為她說真話了。
工作組初進醫院時，蔣愛珍滿懷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楊銘三，想訴說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楊銘三冷冷地叫她回去，並說：「三月十七日的事，沒有，要給你搞清楚；有的話，就改，改了就好。」
蔣愛珍雖然對楊銘三的話有氣，但她堅信：只有依靠組織才能解決好問題。於是，她寫了一份詳細材料交給工作組，等著楊銘三來找她談話。一個月、兩個月……四個月過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楊銘三才找蔣愛珍。不過不是談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眾代表會上「老實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八月五日，在全院群眾大會上，工作組宣讀了對張國政的審查材料，其中對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紹。蔣愛珍有氣，找機會頂了楊銘三一句。楊銘三說：「你也要檢查！就是到最後什麼也沒有，光憑你同張國政的接觸，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蔣愛珍對楊銘三和工作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團長訴說冤情。團長哼哼哈哈，一個問題也不回答，只是說：「你要相信組織。」蔣愛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區派往一四四團的工作團團長。工作團團長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來。蔣愛珍曾想到烏魯木齊去告狀，但是又想：自治區領導那麼忙，不可能直接下來處理問題，最後還是要落到楊銘三他們的手裡。她對「相信組織」這一條，終於絕望了。
支部整風進行了一個月，在要不要再開蔣愛珍的會的問題上，工作組內產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張不要開了，楊銘三和另一個工作組成員堅持要開。楊銘三還親自通知本來不參會的鐘秋等三四個「有關」的人出席會議。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書記徐進義同志勸告楊銘三：「蔣愛珍的會不要開了，更不能讓鍾秋等人參加。這樣搞下去越搞越亂，工作組會上當的。」楊銘三不聽勸告，照樣布置開會。
二十六日下午開會。蔣愛珍根據楊銘三出的題目，對「三·一七」事件、「裝瘋賣傻」、同張國政等上山打獵等問題說了一遍。李佩華第一個站起來發言，說：「你裝瘋賣傻！你為什麼不去死？為什麼不跳水庫？」最後，拿出一份他和謝世平署名的報告宣讀，要求對蔣愛珍作婦科檢查。讀完，將報告交給了楊銘三。粟副院長在發言中說：「你害怕檢查？真金不怕火燒嘛！」會上，好幾個人對蔣愛珍說了一些下流的、侮辱性的話。鍾秋還指手畫腳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說清楚」會上，李佩華等也曾這樣侮辱過蔣愛珍。那個下午，蔣愛珍頭也沒有抬，眼淚滴滴往下掉。這一次，她一反常態，一下午直直地坐著記筆記。聽到荒誕、下流之處，還微微地現出蔑視的一笑。好多人為她這種反常的表情吃驚。楊銘三在會上表揚李佩華等發言積極，批評了不發言的人。最後說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還沒有完。
二十六日晚上，蔣愛珍在宿舍裡寫了一夜申訴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給工作組，父母兄嫂和好友寫了好幾封遺書。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個人在宿舍裡，煤油燈通宵不滅。二十八日，民兵排長通知她參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終於作出決定：「同他們拚了！拚一個算一個，拚兩個賺一個……」她從箱底裡翻出過去打獵、打靶留下的八顆子彈，又仔細擬定了要拚殺的對象。二十九日晨，她領到一支步槍，悄悄壓上子彈。走到內科門口，對準李佩華說：「李醫生！你不是要我死嗎？叫你造謠！」一扣扳機，李佩華倒下。欲打另一個醫生時，門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見鍾秋正跟人講話，舉槍便說：「叫你造謠！」話落槍響，將鍾秋擊倒。李佩華的愛人戴淑芝聞聲出來問：「咋啦？」蔣愛珍說：「咋啦，叫你造謠！」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門，撞見一個參與「抓鬼」的醫生走來，舉槍就打。這個醫生慌忙奔逃，一彈未中。蔣直奔宿舍，欲找別的打擊對象，被群眾包圍在球場上，相持了一個多小時，終於被逮捕了。
蔣愛珍打死人以後，一四四團立即拘留張國政，說他是蔣愛珍殺人的指使者。關押九十二天後，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團領導認為，蔣愛珍殺人發生在運動中，應定為「故意殺人」。對被殺的三個人，團黨委決定追認為「烈士」。一個月以後。團裡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團領導親自主持，命令各單位都派代表參加，並送花圈。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眾不滿。至今，原一四四團團長仍然堅持：「三·一七」事件雖然可以否定，但蔣愛珍是「故意殺人」，被殺者是「烈士」。
蔣愛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下去複查，提出判蔣愛珍無期徒刑，同時建議黨委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自治區根據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指示石河子地區慎重處理，同時做好下面的工作，統一認識。最近，石河子地區複議了這個案子，建議重定蔣愛珍為「死緩」，同意追究工作組長楊銘三的責任。但是，在辦案人員一再提出要求處分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卻把楊銘三調到河南去了。與此同時，謝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級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區公安局、中級人民法院經辦此案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都認為：
蔣愛珍殺人是在被誣陷、被迫害的情況下幹出來的。對蔣愛珍必須依法制裁，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僅此不能平民憤，必須對釀成這一慘案的有關人員（特別是楊銘三）和其他嚴重違法亂紀者，追究法律責任。這件事牽涉面廣，應由公檢法和紀律檢查委員會協同處理，防止片面作決定。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區震動很大，議論很多，可以開庭審判，可以讓群眾公議，藉以教育幹部和群眾。
蔣愛珍的事件，發生在1978年。蔣愛珍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紹興知青，因被人造謠「作風問題」（「作風問題」在彼時可是極為重大的「帽子」，足可壓死心理脆弱者），而受到嚴重傷害。她多次向組織請求處罰侵害者，以保護自己的名譽，但都未果。在無法捍衛自己名譽、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蔣愛珍開槍擊斃3人。
1979年10月《人民日報》以《蔣愛珍為什麼殺人》一文長篇報導此案後，蔣案引起了全國轟動。人民日報五個月內收到各階層人民來信一萬五千多件，這些來信從不同角度提出：蔣愛珍殺人犯罪，應依法懲處；但希望從輕判處；對誣陷蔣愛珍的人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石河子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也收到大批同樣性質的人民來信。人民群眾的建議受到尊重（當然主要還是由於案件的性質和情節），蔣愛珍一案被重新審處了。
198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蔣愛珍殺人案開庭公審，作出終審判決：判處蔣愛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在此之前，誣陷、侮辱、迫害蔣愛珍的人員已分別受到行政、司法處理。
蔣案引起了全國轟動。不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蔣愛珍，支持終審判決，而且在北大法律學系的多年刑法學課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論證過此案終審結果在刑法規範、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