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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伯特·馬修斯
「研究發現政治立場與基因有關」，這種故事媒體最愛了。它們通常宣稱基因是決定一個人是否有冒險、無神論，甚至精神異常等許多行為的關鍵。這些報導背後隱含的信息令人無力：正如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眼睛顏色一樣，DNA也決定了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
但是「自由派基因」這個故事背後的真相有點不太一樣。近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打破了原本先天／後天的二分法，這項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它提出一個更微妙的新觀點，認為人類特性多半是先天與後天綜合的產物。
領導這項研究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醫學院教授詹姆士·福勒解釋道，他們發現只有在社交生活活躍的人身上，才能看得到基因DRD4和自由派立場之間的關聯。福勒希望能把這點說清楚：「一個人必須遺傳到這個基因，並且在青春期時擁有眾多朋友，先天和後天這兩項因素交互作用，才會顯現自由派的傾向。」
但是這樣做還是不管用。許多媒體直接把這項研究貼上「先天派」的標籤，然後就置之不理，等著下一個「天生就如此」的故事。這項爭論引起的反應不但驚人，還令人不安。因為這種「把基因擺在第一位」的信念，曾導致20世紀30年代美國強行禁止「低能者」生育，以及20世紀90年代巴爾幹半島的種族淨化暴行。
另一方面，反對基因決定論的論述也走向極端。這一派人士相信，人們生來是「一塊白板」，生命未來的發展只靠成長環境來決定，這衍生出許多奇怪的兒童教養理論，還讓父母對於自己子女的不成材感到內疚不已。
「生而平等」對上「優生篩選」，諷刺的是，爭論先天與後天的先驅們都認為他們的觀點是在為這個社會追求最佳福祉。
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名著《人類悟性論》一書中，闡述了「天生是白板」的人類行為觀點，他自認給了「原罪與君權神授」這類觀念一記重擊。他主張，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麼每個人都能夠（並且應該）享有相同的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託馬斯·傑弗遜，就深受這個觀念的影響。同樣，當維多利亞時期的知識分子赫伯特·斯賓塞和弗朗西斯·高爾頓將達爾文的演化論和人類社會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時，他們自認這麼做能夠增進大眾的福祉。
不過，即使基因在達爾文時代尚未被證實，他的遺傳觀點就已經比許多他的追隨者所倡導的還要複雜。事實上，他認為某些本能是用來「學會某項技藝」，比如人類的說話能力可能就是一例。
斯賓塞針對演化論下了著名的結語「適者生存」，高爾頓則提倡通過選擇性繁殖（即「人擇」）將人種系統化「改良」的優生概念，一些同時期的人都看出這些論述潛藏的危險。即便如此，許多知識分子仍將這些疑慮扔到一旁，認為事實不辯自明。
早在1865年，高爾頓就發表了一篇有關名人家庭傑出兒童的研究，推論出這些兒童的成功概率是一般家庭子女的240倍。10年後，高爾頓延續先前的研究，率先比較同卵雙胞胎的發展，此後這種方式就成為先天與後天之爭的主要研究方法。由於在同卵雙胞胎的人生中發現許多相似之處，高爾頓便認定先天的力量顯然凌駕於後天之上，因此選擇性繁殖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良方。
許多參加了1912年倫敦「第一屆國際優生學研討會」的人也都認同這一看法，其中包括達爾文的兒子，裡歐納德·達爾文。時任優生學學會主席的裡歐納德警告說，如果讓人類中的「不適者」繼續繁衍，將會對我們的後代子孫造成威脅。不過，這場會議中也不乏反對聲浪，前任英國首相阿瑟·貝爾福就在該會議的演說中表示擔憂，認為整個遺傳性的議題遠比科學家所想的還要複雜，並警告狂熱分子會挾著優生學的名義偷偷散布自己的意識形態。
為了探尋環境在人類行為上扮演何種角色，早期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些很不尋常的實驗。1931年，美國心理學家溫思羅普·凱洛格和他的太太決定研究父母教養方法如何影響幼兒發展，於是他們讓自己10個月大的兒子唐諾和一隻黑猩猩寶寶一起接受教養。他們發現在很多測驗中，黑猩猩寶寶的能力和他們的兒子不相上下（意味著這些能力受到環境的影響），但是黑猩猩沒學會講話。當他們的兒子開始發出黑猩猩般的叫聲時，凱洛格才放棄這項實驗。
最具爭議性的實驗或許是美國心理學家華生對一個被稱為「小艾伯特」的8個月大嬰兒所進行的實驗了。華生將小艾伯特原本不害怕的東西與巨大的惱人聲響聯結，證明這樣能夠誘發不合常理的恐懼。經過數個月的實驗，小艾伯特對兔子和狗產生強烈恐懼。
在美國，優生學觀念的傳播速度有如野火燎原。在裡歐納德發表演說後1年，美國許多州就立法允許強制禁止「低能者」生育。1933年納粹上臺之後，在短短數個月內便推行優生政策。他們起初是強行禁止數千名有精神分裂情況的人生育，最後演變成像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那樣的百萬人大屠殺。
隨著納粹於1945年戰敗，以及後來人們對其政策的強烈憎惡，使得先天與後天之爭很快倒向「天生是白板」的人類行為觀點。這派擁護者再次以看似可靠的科學研究來為他們的觀點護航，他們的結論也再次漠視了實際狀況的複雜性。
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約翰·華生表示，所有探究人類特質與本能之間關聯的說法都無法量化，所以毫無意義可言。他主張應該著眼於人們如何響應周遭的世界，並且認為這樣就能證明所有人類都有能力完成任何事。
華生和他的助手搜集了許多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其中有些顯然偏離常軌。更奇怪的是，儘管這些行為主義者的研究顯示出後天教養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試著排除例如遺傳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而且竟然無視於這些研究缺陷就全盤接受。
20世紀50年代晚期，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進行了頗具爭議的實驗，通過圖像清楚呈現出這些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心理學家哈利·哈洛把小猴子和它們的母親分開，並將它們放入有兩個人造假媽媽的籠子裡。其中一個假媽媽只是個裝上奶瓶與牛奶的鐵絲框架模型；另一個則比較像猴媽媽，可以讓小猴子抱抱，但是無法提供乳汁。根據行為主義者的理論，這些小猴子應該很快就學會忽略鐵絲媽媽的冷酷並把吸奶視為第一要務。然而實驗發現，這些小猴子大半時間都在溫暖但沒有奶喝的媽媽身邊，只有肚子餓的時候才暫時跑去鐵絲媽媽那裡。
哈洛證明了大部分人（除了行為主義者之外）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行為不只是由環境所塑造。這些猴子出自本能，渴望獲得母親身上的溫暖撫慰，還會主動找出這樣的特徵。
哈洛發現的證據支持某些行為特質是天生而來的時候，先天與後天之爭的雙方論證都正深刻影響著父母和子女。行為主義者所寫的育兒手冊堅稱，若是太常親吻或擁抱小孩，小孩就會變得軟弱。同時，支持遺傳作用的證據也正左右著教育方式。先天派認為同卵雙胞胎的研究證實了智力主要是遺傳而來，因此有人主張教育資源應集中在早期顯現聰明傾向的兒童身上。
先天與後天之爭曾經引發許多激烈的爭議，其中最甚者莫過於當時著名的英國教育心理學家西裡爾·伯特爵士所引發的風暴。
20世紀40年代，伯特提出證據認為智能幾乎全由基因決定，環境（尤其是教育）只扮演了次要角色。這項證據來自伯特進行的同卵雙胞胎研究。他讓一些同卵雙胞胎分別處於不同的成長環境，結果顯示即使教養方式截然不同，雙胞胎的智商仍不相上下。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伯特獲得更多數據支持他的主張，這樣的看法也促成了英國的教育制度，特別是英國實行的「11＋考試」，目的是找出哪些兒童可能擁有高智商基因，好讓教育資源能夠集中在這些兒童身上。
然而，後來伯特的證據開始出現問題。他聲稱追蹤了53對適合研究的雙胞胎，而研究結果的一致性卻高得出奇。到了1976年，也就是伯特死後5年，《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項調查顯示伯特的研究涉嫌造假，不久伯特的傳記作者也出面證實這一說法。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只是伯特的疏忽而非造假，也有人堅信伯特認為智商可以遺傳的基本主張是正確的。然而對大部分科學家來說，伯特的醜聞儼然在警示我們，這場先天與後天的爭論可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
幾年之後，雙胞胎研究開始受人質疑，不過此時「基因就是天命」的主張已經失去了大半影響力（至少在學術圈以外如此）。父母們早就發現不管他們多麼努力，子女們的個性通常還是有極大的差異，這表示個性並非全然由先天或後天所決定。
然而在學術界，這項爭議仍然沸沸揚揚。1975年，哈佛大學的蟻類專家愛德華·威爾森出版了《社會生物學》，並在書中提到單靠基因就能產生非常複雜的行為。他也試圖把他的論點延伸到人類行為上，而這掀起了激烈的爭辯。主要原因在於，這樣的觀點似乎想讓基因決定論死灰復燃，帶有優生學的弦外之音。而這個時候，科學家也不斷提出證據，顯示從性傾向到職業選擇，基因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學術界似乎終於取得和大眾一樣的結論，那就是人類行為是先天、後天與機運綜合而成的結果。
1998年，美國心理學家茱蒂·哈裡斯出版《教養的迷思》，這本暢銷書為父母們長久以來的懷疑提供了科學支持：父母的教養技巧對子女發展的影響其實相對不大。此時，遺傳研究也找到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基因和環境如何相互影響，這也使先天／後天之間的標準二分法顯得相當可笑。
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重點不只是有沒有某個相關的基因，還包括這個基因如何表現，而這可是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比如說，科學家發現草原田鼠的一夫一妻制和某種基因「開關」有關，啟動這個開關會使它們的大腦對於血管加壓素變得敏感。似乎就是因為這個基因的表現，使它們迷上釋放的血管加壓素，所以才和性伴侶長相廝守。
基因的表現方式也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研究人員在老鼠實驗中發現，比起被母親忽視的幼鼠，從母親身上獲得許多關注的幼鼠的荷爾蒙濃度，比較不會受到壓力的影響。換言之，相同的荷爾蒙相關基因，它的表現會因養育方式的不同而改變。
該研究團隊接著通過生化方式改變那個基因的表現，成功地讓原本安適的老鼠變得緊張，也讓原本神經質的老鼠變得泰然自若。這不禁讓人期待不良教養對子女造成的影響在子女長大後也有辦法消除。
1993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狄恩·漢默發表了一項震驚全球的證據，顯示在同性戀兄弟的研究中，發現某些基因和同性戀有關。大約3/4的同性戀兄弟在性染色體上有某組相同的DNA序列，代表他們基因體中的這些區段內至少有一個同性戀基因。其他研究人員則發現，同卵雙胞胎都是男同性戀的機會比異卵雙胞胎高出許多，這個結果也符合同性戀基因的概念。
然而在1999年，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研究者進行的史上最大規模的雙胞胎基因研究，卻無法重現漢默當初發表的結果，這使得人們開始懷疑漢默的主張。無論如何，漢默強調即使這樣的基因確實存在，它也不會決定性向，因為正如雙胞胎研究所揭露的，非遺傳的因素也很重要。
科學家發現，人類的許多特質也有這種所謂的「外遺傳聯結」，包含憂鬱、精神分裂和政治傾向，甚至性傾向。如今，科學家已經找到證據支持達爾文對口說能力所提出的看法。研究人員發現，一個名為FOXP2的基因和語言學習能力有關。但只有這個基因是不夠的，它必須是正確的變異體，還得以正確的方式表現。
先天與後天之爭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但是到最後我們可能只會得到這樣的真相：這不過是個錯誤的二分法罷了。我們從這個辯論中得到的最大收穫或許是：我們明確意識到了，若科學爭議中的任一方壟斷信息後，將會釀成多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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