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嚴鋒教授先後為《掌故》第一集、第六集撰寫《我的爺爺嚴春陽》與《花木叢中人常在——章品鎮與辛豐年》兩篇文章，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16日，嚴鋒教授出席《掌故》第六集、七集上海讀者見面會，作了非常精彩的發言，本文即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現經作者同意，發布於此。
《掌故》上海讀者見面會，左起：嚴曉星、嚴鋒、茅子良、朱銘、柳向春
現在我特別看重《掌故》這種讀物，我們一般研究歷史的注重正史，野史、軼事這些花絮好像不是那麼可靠，但其實什麼是可靠，今天可以重新看這個問題。而且什麼材料可靠，什麼證據可靠，我們的回憶可不可靠，這種主觀性可不可靠？如果不可靠，這種主觀性有什麼樣的意義？這些個人史、家史的講述，其實是對正史、大歷史的很好的補充。我們在回憶的時候都是加上我們的色彩，我們的感情，甚至我們的想像，所以這個補充是從一種主觀的角度，從一種感性的角度，有很多所謂的不可靠的成分。我們常常講的歷史的真實，是所謂的客觀真實和事實真實，但是感情的東西重不重要？我覺得同樣重要。因為歷史不光要有筋脈、骨骼，也要有血肉，要有溫度。我覺得嚴曉星、李世文他們做的這些工作，《掌故》就是在打撈這種歷史，打撈這種記憶，尋找這種溫度，這種情感。
我也是在給《掌故》寫文章的時候打開了這樣一扇大門。這個事情跟嚴曉星特別有關係，我們有一些關於我父親的共同的回憶。我們不光都姓嚴，其實我們有比本家更重要的一種情感的聯繫。我父親的筆名叫辛豐年，他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寫了很多音樂方面的文章，做了一些音樂普及的工作。父親因為一直生活在南通，我一直在上海，基本上沒有機會去照顧他，這個照顧不光是生活上的——我弟弟和弟媳婦在南通照顧他的生活，他不光需要生活上的一種支持，更需要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這種精神上的交流是雙向的，他特別喜歡跟年輕人交朋友，南通的這些年輕的朋友給他帶來了很多外面的信息，很多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氣息和年輕人的想法，給了他很多這樣的生命體驗。所以我覺得父親晚年過得很充實，這些都要感謝嚴曉星這些年輕人。
辛豐年先生(右一）和朋友們（後立者為嚴曉星）
我在給《掌故》寫文章的時候，面對的不是冷冰冰的歷史，因為我一直想寫一個家史，我們這個家族蠻有意思的。我給《掌故》第一集的文章是《我的爺爺嚴春陽》，嚴春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做過上海的淞滬警備司令和上海戒嚴司令，基本上就是管上海的治安城防，是一個軍閥。他也做過上海公安廳長兼上海衛生局長。其實不光是軍，還有政，他跟當時上海主政的丁文江（相當於上海的市長）有很好的合作。這些事情我小時候不知道，父親從來不跟我講，因為從前這些被認為是一種恥辱的記憶。
家族的歷史實際上給我父親，還有他的兄弟姐妹帶來了很大的一種災難。他們在這樣的家庭裡出生，但是他們其實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這個非常有意思。我們的老一輩有很多真的是非常有理想，有獻身精神，他們接觸了當時的地下黨，接觸各種進步組織，有好多跑出去參加了革命。我父親是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從南通到上海，然後去了蘇中分區參加了新四軍。現代文學史上，比如巴金，或者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就是那種對大家族的叛逆，對封建的、腐朽的、反動的家庭的背叛，去尋找理想和光明。但是這樣一種割不斷的血緣，其實在後面還是給他們造成了很多的困擾。
這些事情我是後來才知道的，然後我就覺得非常有必要把它們寫出來，因為連我都不知道，那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他們有過的那種追求，有過的對光明的嚮往，那種理想主義，那種獻身的精神，難道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當中嗎？而且這種追求並不是那麼簡單，它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接觸了什麼樣的人，看了什麼樣的書，怎麼樣一步步走向這樣的道路。我們今天去回望這些歷史的時候，能從中汲取一種力量，我們也能夠從一個微觀的角度去認識那樣一個大時代。我是喜歡從一些比較小的角度，寫我的父親辛豐年，希望把他的一些歷史寫出來。
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還有很多事情，其實我們家非常有意思，父親的兄弟姐妹——我爺爺生了很多的孩子，有一半參加了革命，有一半留下來了，他們的人生道路都不一樣。當然有的還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我還有一篇寫父親和他的哥哥的。我的姑媽，還有我的小叔叔，他們也是像我父親那樣，有的比他出去得還要早，我的四姑媽是17歲參加革命，我的小叔叔是14歲，我父親當年解放南通的時候回到家裡就把他帶走了。我的小叔叔剛參加革命，也沒打什麼仗，突然就讓他們去東北，變成了農墾戰士。他一生就在東北，就是黑龍江的寶清縣853農場，他一輩子獻身在那邊的農墾。這裡面有好多故事。
在給《掌故》寫文章的過程當中，我發現歷史真的是很複雜。比如說我的爺爺，在六七十年代「文革」那個時候，是我們家族的禁忌，他是反動派，一般想像他是惡魔一樣的，很壞。我一開始不知道他，知道的時候覺得很慚愧。這成為我童年的陰影和創傷，我寫《我的爺爺嚴春陽》也是一個自我治療，我要把這個創傷講出來，把這段寫出來。所以文章裡面我就寫父親為什麼不告訴我，我後來還是知道了，然後周圍的同學、老師也知道了，因此我受到了很多的歧視。但是我後來進一步去了解很多事情的時候，發現其實並不那麼簡單。
我寫我爺爺的事情，是從不同的角度展開的。一方面，我去跟家族裡的親人交談，我有意識地跟我姑媽、跟我父親談這些事情，講著講著感情上來了，他們就講起小時候的一些回憶。這個是主觀的具有感情色彩的那一面。還有另一方面，現在很多史料都公開了，我就檢索了很多民國的報刊，其中主要是《申報》。我發現上面有很多我爺爺的記錄，他在上海的那段時間基本上隔兩天就有他的報導，比如他的部隊在哪裡，參加了什麼會議。當時《申報》上面有幾版，都是黨政軍領導人的動向，包括搬家這樣的事情。我因此搜出來我爺爺後來住在哪裡，搬家搬到哪條路，幾號，原來是康有為住過的宅子，現在都能考證出來。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報導、不同人的回憶去看當時的社會生活，而且是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
還有一些報導，說有工人給我爺爺送萬民傘，這個令人難以想像，以前他就是去剝削工人，欺壓人民，鎮壓，他有鎮壓的這一面，但是怎麼會給他送萬民傘呢？原來當時碼頭工人兩邊起了爭執，工人內部也有鬥爭的，我爺爺就去做思想工作，去安撫，這個和諧對他們來講也很重要，和諧在任何社會都很重要。這樣把兩邊擺平，事情平息了下來，人家就去感謝，就是諸如此類的事情。也就是說，其實他不一定做的都是壞事，歷史是複雜的，人也是複雜的。
《掌故》第六集的這篇《花木叢中人常在——章品鎮與辛豐年》也是如此。章品鎮是我父親的革命領路人，他也是大地主家的兒子，但是我寫到一個細節，章品鎮到我奶奶家裡來，這是我的奶奶後來親口跟我說的：他家很有錢，他來還讓我給他補衣服。這個事情我為什麼如此記憶深刻？不是我的誇大，首先章品鎮出身豪門，第二我家也是豪門，我的奶奶給另外一個豪門的少爺補衣服，這個就不容易了。其實我的奶奶是苦出身，當時有很多複雜的關係和社會的情景。
我父親健在的時候，特別是我小時候，是經常去章品鎮先生家裡的。父親有意識地把我放到他家裡，去接受另外一種家庭的環境教育，易子而教。我覺得這種教育理念很好，很值得提倡，因為不是每家的教育都是完美的，不是每個爸爸媽媽都是完美的，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這樣那樣的局限。
1976年，父親把我放在章品鎮先生家裡面三個月，對我的人生成長非常重要。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章伯伯帶我在南京找餛飩吃，因為我爸給他寫了一封信，上面寫我沒有別的愛好，只愛吃餛飩。這就是朋友，他真的為了小孩，一天天帶著我在外面找餛飩吃。現在能有多少大人這樣？當然他是為了朋友，但也是對孩子的一種尊重。南京那個時候的小餛飩被我們找遍了，這也奠定了我一生對餛飩的愛好。我在他家還看了很多書，他們真的是非常好的人，非常有人性的人。我要把老一代的優點，他們的美德，他們的人性，記錄下來，這是我為《掌故》寫文章的初衷。
1980年前後，季因、章品鎮、辛豐年（左起）在南通鐘樓前
我們的文章要寫出歷史和人性的複雜性，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極端化。我這些年寫東西不多，但是寫得最好的兩篇就是給曉星兄給《掌故》的。嚴曉星怎麼會走到今天來編《掌故》，可能跟他的出身，跟他的愛好，還有我們南通的一種人文氣息有關。我剛才講我父親身邊有一群年輕人，好多人會吟詩、作畫、彈琴，就是在南通這個小城市，其實任何城市都可能有這樣一個小空間，有一些文史的愛好者，他們不去追逐時代的大潮。
我覺得《掌故》沒必要追逐時尚，能夠守住自己的園地，有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浪花，就很好。這方面嚴曉星跟我父親有蠻相似的地方，我父親一直在南通，寫了好多文章，最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周邊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不追求那些東西。今天網絡上的直播，哪個網紅出名，對他們來講完全沒有意義。這種人肯定是這個時代的少數，但我們真的需要一些少數黨，如果大家都去從眾，都去做網紅、大V，說一樣的話，就沒有意思了。我們在《掌故》當中能夠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而且它的內容是厚重的，有歷史積澱的，是非常有意義的，也是很有味道的。《掌故》註定不能大熱，但我真是覺得它非常重要。
《掌故》（第六集）
《掌故》的讀者和作者，大多是愛書人。本集以茅子良先生《1973-1979：上海書畫社的木版書》一篇開場，相信足以「令人目明」。傳統的雕版印刷在特殊歷史環境下重放異彩，如今豈可再得。茅子良以參與者的身份，翻檢檔案，摩挲實物，尋訪故舊，完整重構這一過程，堪為當代出版史的重要文獻。雪克先生回憶一個甲子前為學校買書的經歷，有故事，有人情，有時代氛圍，韻味十足。艾俊川先生從自己珍藏的畫冊《養壽園圖》說開去，揭出養壽園在袁世凱政治生涯中的意義，挖掘極深。胡文輝談陳寅恪筆下的「新名詞」，許禮平談高伯雨的一篇集外文，也無不是從書中來，眼光見識，各擅勝場。
記述人物，向為「掌故」以及《掌故》的重點。本集七位新作者，專注人物的倒有六位：虞雲國、高林、沈慧瑛、苟世建、譚苦盦、陳鈴。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譚苦盦與另三位老作者劉永翔、劉聰、宋希於，這次的題材皆「事關風月」。飲食男女，人皆有份，聖賢難免，其中自有掌故，但講什麼、怎麼講，仍然關乎情懷，關乎趣味。馬一浮的隱痛，梅貽琦的心事，吳湖帆、周鍊霞的糾結，總是加深了後人對那個時代與人物的理解；陳白塵的那一段情感風波，作者也未嘗津津於事件本身，而是有悲憫，有哀矜。
三十多年前，章品鎮先生以一篇《花木叢中人常在》，回憶《花木叢中》的作者周瘦鵑先生，後來他將追記前輩的文章結集，即以之冠名。如今嚴鋒拿出同題之作，寫的是父親辛豐年與章品鎮長達七十年的君子之交。在疫情尚未平息之際，「花木叢中人常在」這七個字讓人感觸良深。春夏如約來去，世間不復舊時，人與花木同盛，果真是最美好的心願。
《掌故》（第七集）
十一年前，因為對蘇青小說《續結婚十年》中人物的原型意見不一，本刊的兩位作者黃惲、胡文輝曾在《萬象》上打過一場小筆仗。如今來為此案作總結的，是《掌故》資深而年輕的作者宋希於。這一篇看似是對「隱秘角落」的鉤沉，無足輕重，但對史料的掌握、解讀與運用卻頗可注意。「隱秘角落」的另一面，是「發潛德之幽光」。王鈴「研究《九章算經》的博士論文，實際上已入了中國科技史的章節」，「如果公平的話，王鈴應該是『第二作者』」，然而王鈴卻毫不猶豫地告訴汪榮祖，「《中國科學技術史》完全是李約瑟的書」。王鈴晚年葉落歸根，所居近處也是我的常遊之地，不知尋常巷陌可曾相逢。一代科技史家的瀟灑風神，神往之餘，亦增惆悵。
掌故大家瞿蛻園已故去近半世紀，俞汝捷先生為當年從遊者，由片紙再次拾零「蛻老」往事，珍貴可讀。瞿蛻園之孫瞿澤方則敘述其伯父瞿同祖，整體回顧之下，唯有家人才知道的細節遍布文中，溫度觸手可及。謝其章作為老電影迷，倘若能回到1949年前後的演藝界，大約要被黃宗江、孫道臨們引為同調的，由他來復原早逝的戲劇家丁力的「朋友圈」，再合適不過。劉錚通過幾片顧廷龍為毛澤東「大字本」題籤殘紙，抒寫出「一個時代的光景」，著眼於老掌故，下筆用新方法。讀者們也許還記得《掌故》剛剛問世時劉錚寫的第一篇書評，立意既高，觀察亦深，我們的心事也幾乎被他全然說盡了。唐長孺、張振鏞、許姬傳、孟言嘉，在王延武、劉永翔、趙珩、楊志諸位的筆下，或重其學，或重其事，或重其人，「仿佛若有光」。就是陳曉維筆下那身份尷尬的古董商白堅，也堪為近代藝術品流通史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之奔波生計，要與柳向春筆下「讀書種子的吃飯問題」同樣引來一聲嘆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