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流域信仰的基礎奠基於蘇美爾，但在長久歷史過程中，經歷了不同族群的理解和形象再創造。根據現有的出土資料，蘇美爾時期諸神造型未見帶翅膀的形象。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紀後半葉，建立阿卡德帝國的東閃族以及建立拉爾薩和巴比倫的西閃族亞摩利人，都開始用翅膀直接表達諸神生活在天上的意思。與此同時，也有幾個翼獸造型固定下來，主要是翼獅和翼牛。
中國翼獸造型在漢代之前很少見，兩漢時期大量出現，魏晉南北朝至唐均常見。目前，關於翼獸形像傳入中國的時間，學界基本有共識：春秋晚期、戰國至漢代。公元前6世紀左右在波斯、中亞以及草原地區的斯基泰人中，「格裡芬」形象頗流行，從此而傳入中國。
但是筆者認為，戰國、秦漢並不是接觸翼獸的最早時代，中國文明消化、內在化翼獸形象的過程源遠流長，包含幾個不同的階段。斯基泰人只是到公元前第一千紀時才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且成為草原地帶東西文化的聯絡者。因為斯基泰人已有半定居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且數次建立過國家，所以保留有較豐富的考古資料。但是，華西地區更早知道外地有翼獸這種形象，且最早的傳入跡象可溯源至殷商時期。此問題實有世界文化史的意義，是歷史走向世界化的指標之一。
歷史走向世界化的時代也並非從斯基泰時代才開始，而應溯源至公元前第二千紀，即駕馬戰車技術涵蓋整個古文明世界之際。這也是中國接觸翼獸最早的階段。因此，筆者擬從這個角度，重新觀察中國最早的翼獸，並思考與其相關的歷史大背景。當然，第二千紀草原地帶考古資料不足，所能看到的只是零星出土的器物，其之間似蜘蛛網般的東西交流只是虛線的交錯。因此下文將匯整資料的碎片，闡明幾種趨勢和可能性。
（一）馬政、馬商與遠地文化交流
巴比倫帝國和亞述帝國，從蘇美爾、阿卡德文化全面傳承各種翼獅、翼牛的形象，並大量建築這類大型石刻。循著中巴比倫、中亞述、新亞述帝國的勢力擴展，廣泛影響其他國家都城、宮殿的建築風格。因此，公元前第二千紀晚期，翼獅、翼牛的形象除了兩河流域外，另多見於埃蘭及後來波斯的造型中，又通過亞述馬匹和鐵料貿易的路線傳至高加索山脈和裏海地帶。郭沫若在殷商青銅器上發現一些與巴比倫藝術類似的構圖。筆者觀察認為，這種「類似」其實既像又不像，並不是各文化之間相互熟諳或互相模仿的結果，更像是互相「聽說」，道聽途說式的傳播。這是斯基泰時代「絲綢之路」上的交往尚未形成之前，東方和西方已有著共同的中介和跨文化的背景，並經過非直接的交流，用本身文化的素材來創作似乎帶有異域風味的奇特造型。
商時期跨文化共同背景的關鍵指標，乃是駕馬技術。因為高加索亞美尼亞魯查申（Lchashe）村出土的雙輪馬車，結構與殷商馬車相同，年代早200多年，從而形成學界對早期東、西交流的認識。東方殷周和西方高加索及兩河流域的馬車如此相似，反映了東方和西方馬車起源的共同背景和傳入狀況。這一背景即從公元前第二千紀起，得益於馬匹馴化和馬政的興起，「遊戰族群」（nomads）開始登上「從裏海到日本海」的廣大亞洲草原的歷史舞臺，在各東西文明之間扮演著極關鍵的聯絡者作用。從人類掌握駕馬技術起，原本各地相對獨立的歷史才逐漸轉變為互相溝通的世界史。因這種歷史世界化的背景，西亞、中亞、東亞藝術造型也開始出現共同之處，代表當時各地文化有一些共同的主題，同時少量可見遠地器物的流動，以及製造文化因素混雜的形象。
約從公元前13世紀起，在亞述以北存在Nairi（那夷立）族群軍事聯盟，專門從事練馬、馬政及馬商，活動範圍包括高加索南麓亞美尼亞高原，東到裏海之邊。魯查申遺址所在之地正好是那夷立族群活動範圍，魯查申遺址的年代比亞述文獻有關那夷立族群的記載早200多年而已。因此不能排除魯查申遺址的人群與那夷立族群有祖宗關係，至少二者的區域範圍相同。公元前第一、第二千紀之際，那夷立人除了馬政、馬商外還增加煉鐵和鐵料、鐵器貿易經濟，並在高加索高原建立烏拉爾圖（Urartu）王國。該地區的練馬技術顯然與其靠近裏海草原有關，與草原地帶有頻繁的人群流動和技術交流，得益於那夷立族群有足夠條件成為亞述與中亞草原地帶之間認識的橋梁。筆者贊成學界假設，在兩河流域翼獸母題傳到黑海、裏海及亞洲草原的過程中，高加索地帶及那夷立族群具關鍵作用。魯金科（S.J.Rudenko）等學者運用年代學和圖像學的方法證明，亞洲草原及阿爾泰山區的獅鷲造型，很多是經過高加索的烏拉爾圖傳入，並源自亞述文化。考慮到馬政、馬商歷史世界化的背景，還可以獲得更多考古證據來支持此說。
中國對於西亞文化的認識應該也是通過高加索及裏海地帶傳達中亞、東亞草原，最後一路傳到中國地區。比如說，公元前16世紀佔領巴比倫的加喜特人（Kassite）是練馬族群，他們的發祥地可能是裏海以東的草原地帶，南下到兩河流域時帶來了馬車技術，在自己全面接受巴比倫語言和文化的同時，為了輸入馬匹而仍然同自己的發祥地保持密切關係，由此巴比倫文化自然影響了中亞草原地帶。同理，殷商王族是另一種練馬族群，亞洲草原也是其族團成員的發祥地之一，他們作為安陽殷墟的統治者，殷軍權的需求也離不開馬匹自然生活的區域——草原。所以殷商王室，通過甲骨文所提到的「馬羌」等人群從草原地帶輸入馬匹。經由這種生意網絡，草原上的信息也傳入殷商腹地。
（二）殷周之際世界史轉折的時代大背景
相當於殷商到西周初年的時代，西亞地區進入所謂「青銅時代陷落階段」（Late Bronze Age collapse），中巴比侖帝國加喜特王朝沒落，中亞述、埃蘭短暫興衰，同時有很多遊戰族群活動於兩河流域之北，其中大部分後來被同化，沒有建立國家，只有少數建立了國家（包括那夷立族群在內）。在族群流動背景下，兩河流域的文化形象可在較廣泛的區域內零星見到，包括向東遠傳到伊朗山脈及裏海以東的大區域。比如說，烏拉爾圖藝術中留下有加喜特巴比倫文化的形象，同時那夷立族群文化對阿爾泰地區新興斯基泰人的文化可能有影響等。當時，亞洲南草原從黑海到日本海，都可以看到相近的軍城、兵器和裝飾造型，包括相當於殷周時期的中國東北出現一些造型，其構圖也與高加索那夷立族群的藝術類似。這種「類似」也是既像又不像，皆為在共同大背景下形成的造型。
公元前13—前11世紀，在西亞青銅時代陷落的同時，東亞地區也經歷了區域勢力的變化興衰，以及政權重建之事。殷王武丁軍隊引起大中原地區的震蕩以及諸國歷史地圖的重建，接著歷史進入殷商王國的興衰過程。在康丁時期（約公元前12世紀上半葉）短暫中興之後，殷商進入勢力衰落、國家崩潰時期。與此同時，其西部邊緣黃河中遊地區的經濟卻愈來愈堅強。傳世文獻保留有相關記載，描述「西伯」（文王）時期周經濟興盛，百姓生活富有。在殷商末期，周國因掌握通商要道而富強，並由此逐步擴展己方政權的勢力。在這種商業要道中，掌握馬匹貿易是周人致富的關鍵。周之後，秦人也因此地理位置而獲得優勢。夏含夷發現，周人的馬車不是繼承殷墟的馬車，而屬於另一種技術傳統。這是因為，殷商王族在安陽建都之後，不能在地發展駕馬技術或依靠東北地區，反而慢慢改成由甘肅陝西方向引入馬匹。居於陝西的周人有更優越的地理位置，便於從「西戎」「馬羌」等族群的手裡交換馬匹，便從他們學會與殷商不同更加進步的技術，以建設戰車部隊、訓練兵員，最後領軍反抗殷商。西北的馬商路線遂成為主流，並影響到後來的歷史發展。
就在西亞「青銅時代陷落」和東亞西北馬政勢力走強的大歷史背景下，中國境內第一次看到四肢哺乳動物有翅膀的造型。
目前，中國境內所見最早疑似加翼的動物造型，見於殷商晚期、周初青銅禮器上。其中兩件出自三星堆二號祭祀坑中，是一對用作銅壇座似獨角翼尾馬的怪獸（見圖1）；三件見於關中地區殷末周初的墓葬裡，是寶雞石鼓山墓和西安張家坡墓出土帶小翼的犧尊（羚尊，見圖5、圖6）。
關於三星堆文化絕對年代問題，雖然發掘中測了幾樣碳十四，但是因為地下水環境中富含碳酸鈣等古老的碳，數據都表現偏老和異常顛倒，不能直接用來定年；也沒有其他確鑿無疑的標準，因此學界有很多辯論。此外，無論是三星堆祭祀坑還是關中地區出殷末周初墓的青銅器，其塑造的年代和埋藏的年代都會有落差。討論這幾件青銅器的形象和其歷史背景之前，我們需要嘗試釐清其塑造的年代。
（一）三星堆第二廟像設的年代問題
三星堆遺址從1980年起至今數次發掘，都發現過大型建築，其中也有結構上類似大型廟者，可是廟裡並沒有發現神像和其他陳設。曾擺在廟裡的像設，在某種情況下可能全部被儀式性地埋葬，三星堆兩個祭祀坑應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兩個祭祀坑內的器物原是國家神廟的「成套像設」、禮儀用器和祭禮用品。這意味著祭祀坑裡所出器物，都不是專門為埋葬而製造，其在被埋之前已經過一段較長時期的陳列和使用。所以，器物製作的年代早於祭祀坑的年代，而且依禮器的形貌來判斷，製造時間有早有晚。
發掘報告將三星堆文化分四期。就埋葬年代而言，將一號祭祀坑視為三星堆文化三期晚段，相當於殷墟一、二期；而將二號祭祀坑視為三星堆文化四期，相對不早於殷墟三期或晚到殷墟四期。至於兩個坑中被埋葬禮器的製造年代來說，一號坑裡有很多早於三星堆一、二期甚至更早的器物，即製造年代在公元前第二千紀早中期；而二號坑裡大部分器物製造年代不早於三星堆三期，即限於公元前14—前12世紀內。換言之，大部分二號祭祀坑埋葬的禮器，在一號坑埋葬時才製造。這種情況使我們思考，一號祭祀坑埋葬神廟禮器之事，代表三星堆神權的大變革，兩個坑代表早晚不同的神權國家，故屬於不同主廟神像及禮器。換句話說，我們也許可以將一號祭祀坑的禮器稱為「第一廟像設」，而二號祭祀坑的禮器稱為「第二廟像設」。
至於絕對年代，雖然用碳化植物標本來測年，出現很多無規律的誤差，但確可以抽出一些核心數據表現相對有規律的誤差係數。筆者通過參照川西地區戰國西漢墓葬的情況，評估該地區碳化植物標本老化係數約10%—16%，通過中位數字以10%—16%校正（表1），得出中位數據在公元前15世紀中期到公元前13世紀初期，所反映的年代範圍與大部分器物的製造年代吻合，且年代下限與發掘者判斷三星堆三期時代也基本吻合，可用來補證。第一廟像設應該在公元前13世紀初被埋葬，大致符合盤龍城六、七期和殷墟一、二期之際，在歷史上或相當於殷王武丁大規模戰事所造成大區域諸國震動的時代。
第二廟像設製造年代的上限應與第一廟像設埋葬的年代大致相同，其下限則可能與製造成都金沙禮器的年代大體相同。至於三星堆文化最晚階段和第二號坑埋葬的時間，或許可以參照東城發掘區的數據。從表2數據範圍來看，可以旁證發掘者的看法，第二廟像設所代表的年代大致相當於殷墟二期後段到殷墟三、四期，大體有200年左右的時間範圍陳列和使用在神廟裡。大部分禮器的製造時間應在公元前13—前12世紀，而埋葬時期應不早於公元前12世紀晚段，或晚至公元前11—前10世紀黃河地帶周代殷政時期。
（二）關中地區出土三件翼羚銅尊的年代問題
關中地區的三件翼獸銅尊中，兩件出自石鼓山M4墓（M4：212；M4：214，見圖5-1、圖5-2），一件出自張家坡M163墓（M163：33，見圖6-1），後者還刻有短銘文，據此稱為「鄧仲尊」。三件銅尊的造型都貌似羚羊，故筆者稱為「羚尊」。關於這三件羚尊的年代和文化屬性，一方面可以參考碳十四數據，另一方面可以對照其他青銅器風格。
石鼓山M4的碳十四測年結果為1133±56BC；張家坡M163號墓，碳十四測年結果與前者完全一致，為1124±112BC，都相當於殷商晚期。但從出土器物的風格來看，張家坡M163明顯晚於石鼓山M4。石鼓山M4所出土的隨葬器大都符合殷末風格，但張家坡M163隻有部分隨葬器風格符合殷末時期。其餘隨葬品年代應該落於殷商末期（如掔父辛卣蓋等）至西周早、中期交界年代，即約公元前12─前10世紀。不過，張家坡測年結果偏老的原因很容易理解：石鼓山測年標本是鼎裡的炭灰，測年的準確性高；張家坡測年標本是用大樹做的槨板，製造槨板的樹木年齡影響碳十四測年偏老，墓葬實際年代應晚百餘年。但是張家坡M163隨葬的部分青銅器年代較早，我們認為，鄧仲尊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三件羚尊的創作年代應該相差不遠，甚至三者之間可能有密切關係。換言之，石鼓山的兩件羚尊年代應該與該墓測年的年代基本一致，而鄧仲羚尊製造年代應也差不多，即在公元前12世紀末或公元前11世紀初。就鄧仲羚尊的風格來看，其也符合殷末周初時期，經過銘文的對照也可知，其內容和字型都相當於殷商或周初時期的青銅器銘文。所以鄧仲羚尊的年代早於墓葬年代，而接近石鼓山M4羚尊。張家坡M163除了這一件羚尊外，還出土了一件羚尊蓋M163：43，尺寸比M163：33略小一點，尊器已遺失（見圖6-2）。這說明，張家坡的羚尊原本與石鼓山一樣，也是成對製造的兩件。
除了這兩對羚尊外，倫敦戴迪野行（London Galerie Christian Deyrier）收藏一件尺寸更小的羚尊，整體器型與石鼓山的兩件特別相似，應該代表時代接近的同一家銅匠的工藝（見圖6-3）。不過，其器壁上沒有刻紋也沒有小翅膀。這一件羚尊上的「亞此」族徽表明這是殷商王族族團某個家族的器物。而亞此族徽自西周早期以來就不再看到，所以這一件羚尊能補正其他羚尊的製造年代差不多於殷商末年。
（三）小結
上述分析顯明，三星堆第二廟禮器與關中出土三件翼羚尊的製造年代相近，大約公元前12世紀前後，應該晚於殷商武丁時代，早於周成王時代。
就中國所出最早翼獸的時代背景而言，三星堆一件獨角尾翼馬和關中三件翼羚的塑造時代，大致相當於西亞所謂「青銅時代陷落」時期，也相當於殷商在東亞的勢力從迅速引起很多古國的震蕩，到走向沒落的轉變，而且由於依靠馬政等遠程貿易的緣故，使得華西地區的勢力走強。這時候，一方面西亞巴比倫、亞述文化形象，經過北方流動族群擴散到較廣的區域，包括中亞草原；另一方面，東亞之西域發展馬商，以增加與草原地帶交流。雖然考古資料很零碎，使我們無從精確了解兩河流域造型題材的影響範圍，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翼獸的出現，視其為可溯源於西亞的間接遠程傳播見證物。
因為翼獸這一題材不是中國文化內在發展的結果，故不可否定其受到了遠方來的影響。不過，這些「翼獸」與同時期西亞翼獸的相似程度，大致相當於郭沫若所論述的殷商器物與巴比倫造型的相似之處，既稍微像，又不像，應是本土工匠塑造略有遠域趣味的造型。這些「翼獸」造型相當獨特，在歷史上沒有形成大傳統，但其在獨特時空背景產生的形象，使我們思考歷史走向世界化的跡象。
（一）三星堆二廟像設中獨角翼馬銅壇座
在先蜀文明遺存中，三星堆第二廟器物的風格最獨特和多樣，既有巨大的禮器，亦有非常小的禮器，形狀自由而複雜，包括獨有的巨大人像、神樹（扶桑）、神殿、神壇等最特殊的青銅器，其面相造型也頗為多樣，數量及種類遠比第一廟更豐富。禮器的造型和紋飾自由發展及搭配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的宗教藝術母題，並且包含一些首見的創作。可見，第二廟所處時代正是三星堆文化巨大創新及最後高潮的發展階段。
仔細觀察，在第二廟像設的禮器中，亦有些似乎源自遠地的主題。比如說，扶桑神樹造型，一方面，其造型與扶桑神話頗為吻合：神樹枝上有九隻小鳥休息，好像九日的形象，象徵第十隻飛走了正翱翔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隻將輪流代替它；另一方面，商文明本身沒有塑造扶桑形的禮器，而且三星堆一號大型扶桑造型（K22：94）蘊含著東亞傳統未見過的含意：神樹下有一條龍開口，似乎備於吞日，即第十隻鳥晚上回來時，先進入龍口，黑夜在龍的身體裡死亡，只到了丹霞另一隻起飛時，神龍吐它再生而坐在扶桑樹枝上。雖然這種形象與商文明將神龍的身體視為死生信道的功能並不相牴觸，但在東亞造型和神話中，卻未見龍在地下吞日的形象。龍在夜間吞日的信仰反而見於距離很遠的古埃及和古印度文化中。我們很難考慮古埃及對三星堆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但不能排除古印度文化的影響。
在印度文明信仰中，在水與天之交界處有龍吞日以不讓它發光的形象，並且這意味著龍有兇惡力量可以不吐出日，以造成天地災禍，因此在後期吠陀文化中因陀羅神王騎白馬而殺龍。這種形象迄今仍留傳在中亞和北亞族群一些神話中；而在亞太地區的神話裡，這類形象還包含長在海邊的大樹，西邊落日入海後，經過龍或大魚而上升到日樹。三星堆第二廟像設曾有幾套扶桑神樹銅禮器，但其中只有一號大型扶桑才在根部有龍，這或許說明，夕陽進入龍口並非固定的典範形象；而且，當然在非中國的神話和造型中只能見到一個太陽，而三星堆的神樹造型，確實是符合扶桑十日的信仰，只有根部的神龍，或許蘊含著西來的影響。
從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晚段的（所謂Cemetery H Culture）發展脈絡來看：公元前第二千紀，年代與長江中遊盤龍城的勢力擴大同時，印度河流域聚落越來越集中且向東邊擴展，而農業也轉變成以水稻為主要農作物。從此可以看出，此時印度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文明之間的關係，呈現增加的趨勢。稻作亦發達的三星堆文化所在的成都平原，通過山間東西向及南北向的通道（包括後來所謂「蜀身毒道」等古道），跨越橫斷山脈，與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恆河及印度河流域均有可以來往的交通線。因距離遠、路線複雜，早晚來往一直不甚多，屬於經過漫長中轉的傳播關係。不過，自公元前13世紀以來，在整個亞洲族群遷移大事件背景下，確實有些印度文明的形象開始傳入長江流域。
除了扶桑神樹外，三星堆第二廟的銅神壇造型似乎也表現出本土文化、商文化和遠地西來文化素材的混合形象。神壇上有很多變形的龍紋、夔紋是商文明的主要母題；壇上的老鷹是長江中上遊都遵守的崇拜對象；人形的神像雖然包含長江中下遊的信仰元素，但最後是在三星堆文化成型的形象。上述造型母題及特徵，在第一廟像設中已存在，但是原來未曾見過的、最獨特的部分是雙神獸的壇座。壇座上的兩個神獸造型蘊含幾種動物的特徵：頭部下頦下勾形的紋飾或許像公山羊鬍，但其他部位都不像羊。蹄、尾反而非常像馬蹄和馬尾，整個身體也近似馬屬動物（馬或驢）的形狀，可是頭頂上卻有獨角，而在臀部上有一個翅翼向上揚起，神壇在兩邊置於獨角和獨翅之上（圖1）。這種神獸或可以稱為「獨角獨翼馬」。
圖1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神壇K2 3 ：296，全殘高53.3釐米在晚期的記載和造型中，獨角獸似乎是一種神馬，如古希臘克特西亞斯（Ctesias，公元前5—前4世紀）《印度史紀》（Indica）中紀錄了印度獨角驢的存在，但在較早的造型中，哈拉帕文化晚期的印章上只見獨角牛的形象（圖2）。從這些印章圖案來看，有可能只是因為側面造型，而導致只有一角的映像，但是後來在波斯、亞述等造型中這種形象已明顯固定為獨角牛（圖3）。
圖2 造型獨角神牛的哈拉帕文化印章，約公元前25世紀：2-1、2-2藏於印度新德裡國立博物館；2- 3、2-4、2-5藏於大英博物館圖3 3-1. 亞述滾筒印章：尼努爾塔神與一對翼牛；3-2. 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大帝皇宮樓梯石刻，西元前530年
三星堆獨角獸不像牛反而像馬屬動物，除了向西南有進入印度河流域的通道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向西北經過甘肅或青海，亦通到中亞及草原地帶的道路。秦嶺間「古蜀道」，是經隴上江南、白龍江（長江上遊二級支流）自甘肅進入成都平原西北角的陰平道。通過蜀道，向北可以經渭河上遊到蘭州盆地及河西走廊，或向西北經黃河上遊、青海、新疆，一路到中亞。這都是青銅時代練馬族群頻繁活動的大地。
中國隴北、陝北、蒙北草原邊緣地帶，從公元前第二千紀初的遺址中偶爾開始出現馬骨，但是馬政交通網絡只從殷周起才擴展到黃河流域，因此長江流域包括成都平原的人們在殷王武丁之前很難知道馬，更不可能做似馬的造型。這一點也能夠旁證，三星堆第二廟禮器的製造年代，應不會早於公元前第13世紀，其中部分可能晚到公元前第12世紀初才製造。不過，殷周以來中亞文化因素，通過上述路線，在漫長的歲月裡，陸陸續續傳入蜀地。三星堆第二廟似翼馬的神獸，可以視為在此路途上所見到早期的草原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並沒有發現馬骨，但是因為殷周時期，秦嶺間的「古蜀道」把蜀地連接到馬商的交通網絡，由此人們已知道，山外有馬這種堅強、厲害的動物。
可能因上述時空背景，三星堆第二廟神壇形狀，除了先蜀文明和商文明的形象外，還蘊含著可能源自印度的獨角獸，以及殷人所帶來源自亞洲草原馬的形象。三星堆第二廟神人像，頭上有獨角獸首，從形狀來看，與神壇的是同一種怪馬神獸，兩個耳朵之間的獨角很明顯，但只有首部，所以有無翅膀不能看到（圖4-5）。至於神壇座之怪馬被發掘報告稱為「翅翼」的部位，或許可以考慮通過草原源自西亞翼獸形象等非常多元的素材。不過，仔細觀察怪馬似翅翼的部位，首先其有符合商文明的夔形；類似的「夔翼」見於寶雞眉縣窖藏出土銅鎛虎形的扉稜上（圖4-6）。其次只有單獨一個而不成對，且從臀部揚起，故或像揚起的第二個尾巴。三星堆第二廟禮器中有幾件馬蹄怪獸（圖4-1、圖4-2、圖4-3），其中一件保存相對完整，頭部像鹿並保有殘斷的鹿角，四足有馬蹄，臀部有兩個尾巴，一個尾巴像馬尾，一個向上捲起，這種動作均代表貓科或犬科動物（圖4-1）。雙尾怪獸與神壇座的怪獸比較，有一定相似之處。或許翼獸形象傳播到成都平原後，在三星堆人的造型中，改變成為帶夔形尾翼的獨角怪馬，是屬於三星堆獨特風格的造型。
圖4 4-1至4-5為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怪獸：4-1. K2 3：193-10怪獸，高4釐米、長7.8釐 米；4-2. K2 3：193-7鹿頭，高2.4釐米；4-3. K2 3 ：193-14怪獸馬蹄，高8.1釐米、長11.7釐米；4-4. K2 3：193-62怪獸耳，高12釐米、寬4.6釐 米；4-5. K2 3 ：264獸首冠神人像，全殘高40.2釐米。4-6. 寶雞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西周中期的銅鎛（獨角夔翼虎形的扉稜單元）（二）關中貴族墓翼羚銅尊
關中地區的三件翼羚銅尊（圖5、圖6），也算是在特殊時空背景下產生的獨特寶物，蘊含著異於商周禮器發展大脈絡的特點。三件羚尊的造型，頭上有兩對形狀不同的角使我們考慮印度四角羚為原型（圖5-3），不過一對大型角的形狀與商時期常見龍的角相似，一對小角從大角勾起來，器物的全身刻有夔龍饕餮紋，而四腳都有像貓科動物的爪。張家坡的羚尊身上還有三條龍，兩邊有龍形扉稜，器蓋上有鳥形耳。石鼓山兩件器物的後部雙側都有鳳紋，M4：212的後腿才有羚羊腿的特徵。我們很難確定古人是否將這些器物視為羚羊的造型，這實際上是一種龍、鳳、虎、羚羊造型混合的神獸，而且這三件神獸在兩側都有很小的翅膀。
圖5 5-1. 寶雞石鼓山M4出土的羚尊M4：212（包括照片、拓片及線圖），通高41.5釐米、通長43.3釐 米、寬13.2釐米、重7.85千克；5-2. M4：214（照 片）通高32.3釐米、通長31.1釐米、寬9.5釐米、 重 4.65 千克；5-3. 印度四角羚羊（Tetracerusquadricornis）的頭部
圖6 6-1. 張家坡M163出土的羚尊M163：33，通高39.9釐米、通長40.5釐米、壁厚0.3釐米；蓋高12.7釐米、長12.5釐米、寬9.5釐米；6-2. M163：43羚尊蓋，通高11.8釐米；6-3. 倫敦戴迪野行收藏羚尊，通高21.1釐米、通長24釐米觀察三件器物的造型技術及風格可見：它們都體現了殷商時期長江地區所謂南方青銅禮器的風格和技術，可能是由掌握這種技術的工匠製作的。全身有商時代傳統的夔紋和鳳紋，整個器物形狀類似於江西、湖南（當時可能是虎國文化）流行的獸形銅尊，而且湖南地區恰好流行製造兩兩成對的神獸銅尊，如成對羊尊、水牛尊、虎食人卣等。此外，張家坡羚尊蓋耳上有小鳥，這也與湘贛出土的豕尊、虎尊的做法一致（圖7-1、圖7-2）。這種風格的禮器循著漢江和秦嶺古道傳到關中地區，影響了先周及周初寶雞、周原地區的多元青銅器風格。類似風格又見於晉侯墓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孔雀尊。孔雀尊在較短的孔雀翎之下，鳥臎變形為大象頭，而象鼻另似鳥尾下垂，均是南方動物形象。（圖7-3）
圖7 7-1. 湘潭縣出土殷商時期銅豕尊的線圖，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7-2. 新淦祭祀坑出土伏鳥雙尾銅虎的線圖，現藏於江西省博物館；7-3. 晉侯墓114：210孔雀尊在與關中地區交錯的馬商路線上，可以看到先周時期黃河流域與草原地區的文化往來。不過，羚尊在江南青銅藝術脈絡中也表現出獨特形貌。首先，這種似羚羊的造型頗為罕見。一般的羚羊是山嶺或疏林地帶的動物，秦嶺、巴山、西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古代為多種羚羊的自然分布區，不過四角羚生活在溼潤亞熱帶叢林中，中南半島、印度、中國西南部，中國早期考古遺址發現過羚羊骨頭，較多分布於華西地區，所以這種形象的區域來源應在秦嶺的南側。因這種造型，我們又可以考慮古蜀道的路線包括從成都平原到寶雞及關中地區。考古資料表明，此交通線在新石器中晚期已可看到初步的跡象。後來，大約與西周同時及以降的巴與蜀文化的形成，也離不開這些道路，由此遠地之間的關係也產生貿易、戰爭、經濟與政治上的重要需求。
不過，關中出土三件神奇的羚羊都有翅膀。這在商周藝術中見不到，後來也並不流行，帶翼的造型並非秦嶺本土產生，也不能從南方學到，依然牽涉到草原、中亞來的遠風。
關中地區自然是秦嶺與草原之間的核心區，而且從殷商以來，關中地區經濟與政治文化發展根本離不開馬商的交通網。就陝西所出土先周文化遺址來看，此地貴族有濃厚南與北、東與西混合的因素。那些在靠近秦嶺北麓、寶雞地區定居的族團，逐步發展出一種混合經濟形態。一方面，由於寶雞等地緊鄰南下路線，經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儻駱道等，他們與漢中及南方漢江流域發生交流，從南方農人那裡吸收到許多先進的農耕技術，奠定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生活基礎。另一方面，作為周邊山地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間的聯絡者，利用其地理位置發展商業。也就是說，周室依靠其在遠程貿易網絡中的核心位置，獲得勢力，又經過兩百餘年與殷商王族的通婚，最終形成大的勢力，得以克服殷室。周文化形成的區域恰位於很多文化來往及商業要道的交接之處，包括通過渭河上遊、河西走廊以及黃河中上遊通到亞洲草原地帶，又包括通過秦嶺褒斜道、陳倉、金牛道、米倉等古道通到成都平原先蜀文明之地，還包括通過漢江路線通到楚地，以及包括通過渭河到三門峽而進入東部寬闊平中之地。
這些眾多來往的網絡上，黃河水係為馬商通道，靠近黃河南下或在其有水路連接的地方，殷商、先周時期增加了人群定居和活動據點。迄今在秦晉地區已發現很多殷商時期遺址，如陝西的李家崖、碾子坡、朱馬嘴、辛莊、王家嘴、賀家、高家村、紙坊頭、鄭家坡、灃西，山西的下辛角、城關、龐村、高紅、八畝垣、曹家垣、後蘭家溝、二郎坡、賀家坪、義牒鎮、褚家峪、圪堵坪、桃花者，等等。雖然這些遺址發掘不足，但在少量經過發掘的遺址中，獸骨中普遍發現有馬骨。筆者認為，這其中有不少是因馬商經濟而發展起來的聚落，從殷商晚期以來，黃河中遊的河道網絡發展成馬商貿易路線的核心區域。
與此同時，通過草原的傳播作用，遠地西亞文化的器物和素材也偶爾出現在黃河流域的遺址上，如靠近黃河東岸山西柳林縣高紅村八畝垣遺址出土的「靴型器」（圖8-1）。這種器型在商周等東亞文化中都未曾見到，是典型的西臺人的「神靴」造型。
圖8 8-1. 山西柳林縣高紅村八畝垣遺址出土銅靴形器，高6.3釐米、筒口徑1.3釐米、腳長4.1釐米、寬 1.1釐米，現藏於山西省博物館；8-2. 西臺古都卡內什（Kanesh）出土公元前19世紀西臺王靴形酒杯，現藏於安卡拉安那託利亞文明博物館（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Ankara）在西臺文明裡，這種靴型並非普通人所穿，而是崇拜神或帝王的神靴，如西臺首都哈圖沙（Hattusa）城牆上雕刻的十二位保護神的腳上就穿著這種靴（圖9-1）。在西臺文化中，也用這種靴型製造奉獻的酒杯或其他禮器（圖8-2）。公元前第二千紀初建立的西臺王國，在公元前15—前12世紀成為西亞地區軍權勢力特別強的上古帝國（圖9-2），對周圍地區，包括中亞及草原地帶都有影響。到了公元前12世紀，西臺帝國崩潰是「青銅時代陷落」的主要跡象，當時帝國勢力分裂及擴散，但仍有很多小國家在繼續傳承西臺文化和神像造型（圖9-3、圖9-4）。黃河流域出土奉獻性的西臺銅靴的年代，相當於西臺帝國進入分裂的歷史階段。在現有的資料中，這是最東邊發現的西臺文化的器型，代表當時已有人群能把西亞文化的禮器遠程帶到東亞黃河中遊。在此背景上，更容易理解為什麼此地出土神獸造型中出現幾件帶翼的神獸。
圖9 9-1. 哈圖沙廟牆上的十二位神像，公元前18— 前17世紀（局部）；9-2. 西臺王蘇庇路裡烏瑪二 世（Suppiluliuma II，公元前1207—前1178年在位），西臺首都哈圖沙（Hattusa）石刻；9-3. 西臺Mera國王Tarkummuwa的白銀印章，公元前13世紀晚期，4.12釐米，現藏於巴爾的摩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Walters Art Museum，Baltimore）；9- 4. 人鷲神像：西臺卡爾凱美什（Carchemish）王宮石刻（公元前1050—前850年），高123.5釐米在與關中地區交錯的路線上，我們另可以發現東亞文明的形象向草原及中亞傳播的跡象。比如在秦嶺古道上，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猛獸咬食草動物的造型，即伯一號墓西周早期銅簋上有老虎咬牛的造型。這種造型母題一般被視為「斯基泰野獸風格」，但是伯墓的青銅器年代明顯早於斯基泰人的類似造型。當時南草原地帶與黃河來往較密切的斯基泰文化之前的卡拉蘇克文化（Karasukculture，約公元前1400—前800年間）還沒有這種母題造型，同時卡拉蘇克文化也發現不少殷周文化銅器和玉器。這說明，在殷周馬商交易的網絡上，不僅有西來的影響，也有中國青銅文明影響到草原文化的形成，並經過草原傳播到西亞的例子。
（三）中國最早的翼獸共同特點
本文所述三星堆文化及關中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其外形雖然互不相似，但出現在共同的時空背景，形象也明顯有共同之處。
首先，依照時空背景可知，中國最早出現似翼獸造型的年代為公元前13—前11世紀，而且都出現在華西地區。所以，一方面正好是西亞巴比倫、西臺等文化向草原擴散之際，當時草原上的流動族群愈來愈多借用其藝術素材；另一方面也是中國西北從隴東至關中一帶依靠馬匹貿易得到迅速發展的時代。在此基礎上，陸陸續續出現遠域文明互相影響的星星點點。三件翼羚的出土地點恰好是當時馬商經濟之核心區，而三星堆幾件馬蹄怪獸，包括似獨角翼馬神壇座的出土地點，也是在空間上與隴東有交通往來。
其次，因為翼獸這一題材不是中國文化內在發展的結果，故不可否定其受到了遠方來的影響。不過，這些「翼獸」與同時期西亞翼獸的相似程度，既稍微像，又不像，風格及造型母題都是本土的。三件羚尊的風格均符合殷末的南方技術與風格，但其所選擇的獸類和一些造型細節卻很獨特。這與三星堆神壇的獨角怪馬座一樣，雖然符合三星堆文化技術與風格，但所選擇的神獸種類和造型細節卻很獨特。成都平原和關中兩個地區出土似有翼的異獸造型，並無互相影響或傳承關係，是由不同文化和工匠技術所塑造的，但在共同的時空背景下，它們都互不相干，不約而同地造型了翼獸。
再次，對照西亞翼獸造型，三星堆和關中的「翼獸」應都源自西亞翼牛，尤其是獨角形象，在中亞、西亞中均是牛（見圖3），這符合三星堆獨角怪馬的造型特點。另外，考慮到當時西亞翼牛造型也開始常見足上有貓科動物的爪，這符合關中三件羚尊的造型特點。
最後，雖然三星堆怪馬與關中羚尊的風格非常不同，但主題有關聯性，都造型有角、似有翼且能快速跑的食草有蹄類動物。並且，無論是從三星堆或關中出土「翼獸」造型的形狀來看，其塑造者應該都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亞述的翼獸，只是經過二手、三手的道聽途說而已。經過這種關於異域奇蹟的口傳，東方藝術家們在中國青銅文化的形貌之上添加些許異域元素。這些元素如此輕微，以致容易使人忽略。羚尊兩側造型的翅膀很小，就好像器主訂做並口頭描述想要的器物，但藝術家沒有見過這種翼獸，實在想像不出原型樣貌，所以很勉強地加上了兩個小小的翅膀。三星堆怪馬之尾翼，雖然大型，但藝術家通過自己熟悉的夔神的形象來理解、消化這種外來的形象，夔紋本身有通天、升天的意涵，所以在神壇上自然出現夔翼之形。
從殷周時期藝術發展的脈絡來看，上述造型雖屬獨特，卻沒有影響而肇始出新的藝術形象。這說明當時雖然知道遠方異域有翼獸形象，卻沒有因此而對遠方異域奇蹟的口頭傳說產生很大興趣。之後仍有近一千年的時間，翼獸形象一直不進入中國文化，兩周時期依然只有極少數的例子，偶爾借用小翅膀做稀罕的紋飾小細節而已。這說明當時社會自身內在意義足夠強，不需要傳入外地的神像，人們極少會要求造型它。
儘管如此，在戰國、漢代文獻以及東漢造型藝術中，卻能看到這種神獸，它們被命名為「麒麟」。在中國文獻中，關於麒麟的記載蘊含鹿、牛和馬的特徵。《說苑·辨物》：「麒麟麇身、牛尾，圓頂一角。」《說文》：「麒，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麟，大牝鹿也。」文獻中特別強調麒麟能奔馳急速跑，如《商君書·畫策》：「麒麟騄駬，日行千裡。」《論衡·說日》：「麒麟晝日亦行千裡。」《楚辭·九嘆·愍命》：「麒麟奔於九皋兮，熊羆群而逸囿。」《淮南子·墬形》：「建馬生麒鹿麟」等。司馬相如把麒麟與神奇良馬一起並列。希臘等西方文化關於獨角獸記錄也描述它捷足飛奔。
雖然麒麟二字寫從鹿，但是鹿的主要特徵是多叉的角。無論是楚國鎮墓獸還是草原鹿石，造型鹿時，都強調雙鹿角，而麒麟是小角的獨角獸，缺乏鹿獸最關鍵的特徵。因此麒麟這一獨角神獸的崇拜來源，恐不宜視為單純源自鹿的形象。上述四件有角、似有翼且能快速跑的蹄類動物造型，其實都符合視為最早「麒麟」形象的萌芽，尤其是三星堆獨角翼馬更是如此。
除了麒麟外，還可以考慮廌獸的形象。廌獸從甲骨文可見，是一種祭禮時用來做犧牲的有角動物，寫為「」。《說文·廌部》：「（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從字形和許慎為「山牛」的定義可以推論這原本可能是羚羊，不過東漢時期解釋為獨角獸。西周晚期以來「」（法）字寫從「廌」，文獻也表達它是正法的標準。這是否因為商文明廌或羚羊做犧牲而有特殊作用？資料零星不足，只能保留問號。
三星堆之後，形似麒麟或廌的造型只有在戰國時期偶爾見於青銅器羽獵圖上。例如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蜀墓出土銅壺，根據金屬的特點被視為本地製造的器物，壺上有羽獵、漁業、耕作、採桑、樂舞等圖，而壺蓋上有幾個神獸，其中有無翼的獨角馬、雙尾馬和種類不明的有翼獸。上海博物館收藏非常相似的銅壺，其蓋上的神獸中亦有似雙尾獨角的造型。
在戰國時期羽獵圖銅壺的群獸中，偶爾可見似獨角獸，包括似有翼獨角獸，種類不明（圖10-7）。麒麟造型，直至東漢時期才穩定可見，不過總體出現不多。其中，刻在四川畫像石棺上，明確有獨角翼馬的形狀（圖10-4、圖10-5）。山東畫像石上的麒麟也都像獨角馬，如山東蒼山縣向城鎮前姚村出土東漢畫像石犬獵圖上，人、犬無翼，而獸獵對象是獨角翼馬，這是東漢人想像中的麒麟（圖10-6）。南陽畫像石上的獨角麒麟的四蹄較細，既像馬亦像羚羊或鹿，身上有帶翼的（圖10-1、圖10-3），亦有無翼的（圖10-2），不過都是麒麟獨角瑞獸。
雖然殷末周初時期出現幾件外貌似後來麒麟的造型，但從殷末到東漢，有1000多年基本上未見類似的造型。東漢石雕工匠，不可能知道1000多年前的四川地區曾造型過獨角翼馬，漢代人應該是重新塑造這種可稱為麒麟的形象。但其塑造的形象來源如何？若考慮純粹外來的因素，則中亞帕提亞安息帝國（公元前247年—224年）經常造型翼馬，翼馬甚至見於當時貨幣上，安息帝國年代與兩漢同時，經濟來往包含貨幣的廣泛流通，因此漢帝國知道翼馬形象，且在畫像石上有造型（圖11）。但是似獨角翼馬的麒麟形象有所不同，西亞、中亞也未見可模仿的原型。
圖10 東漢麒麟圖：10-1. 南陽臥龍區麒麟崗東漢墓出土麒麟圖，高59釐米、寬29釐米；10-2. 南陽臥龍區王寨墓出土東漢，高40 釐米（局部）；10-3. 南陽宛城區英莊東漢墓出土，高39釐米、 長144釐米；10-4. 四川瀘州大驛壩出土七號石棺仙人麒麟圖，高54釐米、寬62釐米；10-5. 四川彭山江口鄉雙和崖墓一號石棺雙闕構圖，高76釐米、長210釐米；10-6. 山東蒼山縣向城鎮前姚村出土東漢狩獵祥禽瑞獸圖畫像石，橫225釐米（局部）；10-7. 北京故宮收藏嵌紅銅狩獵紋壺（局部）圖11 11-1. 伊朗馬斯基德蘇萊曼出土帕提亞時期的銅盤；11-2. 敘拉古出土翼馬銅幣（公元前344—前334年）；11-3. 帕提亞米特裡達梯第二世（Mithradates II，121－91 BC）銅幣，徑1.6 釐米，2.71克；11-4. 四川新津崖墓石函，高55釐米、長62釐米；11-5. 徐州出土東漢羽人翼馬翼虎，全長 298 釐米、高 58 釐米（局部）；11-6. 榆林綏德出土東漢畫像石墓的墓門楣上羽人騎鹿圖，高46釐米、寬193釐米
那為什麼畫像石上又出現了與三星堆第二廟相似的形象？這問題無法有明確的答案。不過，雖然資料不能闡明，從殷末到東漢之間，是否存在著口耳相傳的描述，我們還是不妨考慮，漢人造型麒麟，除了可能來自波斯、希臘獨角獸和翼馬的素材外，或許蘊含著本土文化千年的記憶，先秦已寫入文獻中並可能零星造型在神獸獵圖上，而漢代重新被可視化。這猶如宋人曾作《三禮圖》，是根據文獻紀錄，將《三禮》中的禮器重新可視化，其中包括從漢至宋千年內已不製造的禮器繪圖。
華西地區自殷商以來與草原地帶有馬匹貿易往來，通過這些路線網絡，西亞遠域的形象傳播到東亞。三星堆二號祭祀坑神壇座，是一對似獨角翼馬的神獸，三件出土自關中地區的殷末周初的羚羊銅尊也造型小的翅膀。掌握馴馬技術和馬政的遊戰族群是連接東方和西方文化的紐帶。在「青銅時代陷落」、族群流動大背景下，中國地區開始出現西亞帶來的器物，並通過道聽途說式的傳播，中國藝術造型開始少量融合遠域的形貌。
翼獸形象是世界古代史的主題，一開始用來形容巴比倫的崇拜對象，並用來形容或表達帝國的保護神，再經過不同文化之手，而數次改變其形象的含意。在此過程中，草原練馬族群由於流動率高，沒有形成自身深入的文化體系，因此容易接受別的文化而扮演傳播外形的角色，卻不傳播形象的內在意義。因馬商關係，在看到西亞翼獸並進行模仿後，有關的信息傳入遙遠的東亞。
可是，殷周藝術家雖然聽說有翼獸，但是以當時本地文化之深刻，不易被外來的形象影響並接受別人的文化形象。因此，中國最早的翼獸造型還沒有形成傳統，後來戰國新興的翼獸造型與殷末周初的形象並無傳承關係，應視為新時代再次發生的外來影響的結果。只不過，戰國兩漢興起的麒麟形象，也許最早源自這些獨特的翼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