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陽明山，圖片來自IC photo）
小學校門外，人生道路如何的崎嶇，時代翻滾又如何的詭譎，而小學牆上的四個大字，誰會記得？能當真嗎？
一個懶懶的星期天下午，摯友YP來電話，三句話以後她那頭就開始嘆氣，沉重地說，「臺灣這樣下去怎麼辦？」
YP的電話永遠是沉重的，她舉出臺灣「沉淪」的種種實證：媒體依附政府、政府收買媒體、政治人物囂張、知識分子無力、年輕人膚淺而狹隘、高等教育短視而功利、金融制度向富人傾斜、自我封閉使臺灣經濟邊緣化……
「你看大陸進步多快，十年前我們完全瞧不起他們任何媒體，現在他們的媒體有深度，有高度，文化版動輒上萬字。他們的大學生，有國際視野，也更拼命。他們的政策，有魄力，更有延續性，我們這邊不知道都在幹什麼。」她嚴肅地問：「你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她的「我們」指的是我們兩個。
「親愛的YP，」我認真地說，「一個社會的上升還是沉淪是有它的『共業』的。你我都一直在做我們能做的，持之以恆，盡心盡力，大的歷史命運不在我們掌握之內，不是嗎？」她很不甘：「是啊，是有共業，只是覺得該做點更有效、更積極的事……」
這真是一通「救亡圖存」的電話。
YP和我，在臺灣都是被稱為「外省第二代」的人。我們的父母，在自己都還是將滿或剛滿二十歲的「大孩子」的時候，顛沛流離，死去活來，被戰爭的颶風颳到一個萬裡外的海島上，人生從零開始。
外省人，沒田產遺產可依靠，沒家族網絡可救難，沒祖蔭和社會地位可壯膽，沒在地的語言和知識可運轉，一無所有。一無所有的人，就會孤注一擲，投資下一代的教育。他們知道，只有教育能讓人突圍，突圍階級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政治的種種封鎖和捆綁。
於是，YP和我都考上不錯的大學，都申請到美國留學，雖然她和我都來自難民家庭，都是女孩。
本省的女孩——我們的小學同學們，在傳統的文化網絡裡，很容易就出嫁了，可能嫁給鄰村有遠親關係的「表哥」；中學的同學，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廠去作女工了，賺錢補貼家用，買來黃金鐲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累積體面的嫁妝；大學的同學們，很容易一畢業就去村子裡做中學老師，結婚生育，被納入大家族，成為任勞任怨的媳婦。
而一無所有的我們，因為被拋離了土地，拋離了附著於土地的傳統網絡，遂和男孩子們一樣讀書，一樣考試，一樣留學，甚至和男孩子一樣，被期待去贏得美國的碩士博士學位，再回到自己的土地報效國家。
一路回想YP的電話，不禁莞爾：這都什麼時候了，怎麼我們還在「救亡圖存」？我努力投入社會改造的同時，還常常自我懷疑：烈士的鮮血一定比甲蟲殼上的花彩有價值嗎？這種懷疑，使得我對自己的儒家式的努力常發出道家式的嘲諷。
YP比我「嚴重」得多。YP在社會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她的人生辭典裡，「嘲諷」或者「獨善其身」的詞彙，根本不列項。
我在鄉下讀初中一年級時，國文老師教到《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這是我們要熟記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但十三歲的我們嘰嘰咕咕笑成一團，彷佛要用一種誇大的瘋癲來表達自己和同夥之間的聯盟情感。
國文老師的名字就叫「林弘毅」。林弘毅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他解釋，「弘，就是宏大，毅，就是堅毅。」我們又笑開了。大學剛畢業的老師故作鎮定，繼續用閩南音很重的國語講解，「就是說，知識分子要志氣宏大，品格堅毅，以國家的前途為重任，雖然路途遙遠，負擔沉重，還是要一路走下去……」
國文老師叫林弘毅，還有一個生物老師叫陳弘毅。什麼時代啊，怎麼那麼多人叫「弘毅」呢？老師，「那你弘毅不弘毅呢？」十三歲的我們只是在幼稚地笑鬧，然而在那幼稚笑鬧之際，「士不可以不弘毅」已經悄悄開始了我們價值的建構工程。
在霧氣燻燻的溫泉裡，我閉眼思索那一路的價值建構過程。
小學任何一個教室和禮堂裡，一定有四個大字：禮義廉恥。七歲的我們，開始這樣理解：「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噹噹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淺白的文字朗朗上口，容易背誦。我們當然不知道這是蔣在1934年為了「救國」而推出「新生活運動」的核心概念，更不知道這是統治者「糅合中國傳統禮教、服從惟一領袖的法西斯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國家利益為重、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用來「愚民」的哲學。
我們更不知道，「禮義廉恥」這小學生的知識其實來自深邃的遠古經典：管仲在牧民篇中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五代史•馮道傳》進一步作評：「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顧炎武對「廉恥」二字，感觸更深：「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小學校門外，人生的道路如何崎嶇，時代的翻滾又如何的詭譎，小學牆上的四個大字，誰會記得？能當真嗎？
所以，在2006年，當一百萬人上了臺北街頭要求領導下臺的時候，打出「禮義廉恥」四個大字，把很多人給看傻了：這是開所有人民的小學同學會嗎？多久沒見過、沒想過的字眼，竟活生生具現面前。彷佛千山萬水之後，又回到起點。原來，再怎麼「後殖民」再怎麼「後現代」，人們倒過頭來還是要求你實踐小學老師教過你的公民倫理。
YP和我都是臺南成功大學的畢業生。成功大學的校訓是「窮理致知」。畢業後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學擔任助教。交通大學的校訓是「知新致遠，崇實篤行」。從美國回到臺灣之後在臺灣中央大學任教，中央大學的校訓是「誠樸」。這兩年成為臺灣清華大學的教授，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弟弟是臺大的博士，臺大的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哥哥是東吳大學的畢業生，東吳大學的校訓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弟弟的中學是臺南一中，臺南一中的校訓是「止於至善」。
窮理致知，知新致遠，重實篤行，誠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止於至善……
是的，我也仍記得校門口、禮堂裡、梁柱上的各種標語：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倫理、民主、科學，以倫理實現民族主義，以民主實現民權主義，以科學實現民生主義.
是的，我仍背得出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還有柳宗元，韓愈，蘇軾，歐陽修，賈誼。
YP和我，以及我們的同代人，都是在這樣的價值架構裡長大的。
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後回頭，才明白這個孕育了我們的價值結構是多麼深地被儒家思想所滲透。顛覆道統的莊子《盜蹠篇》不會被我們讀到，天馬行空的《山海經》、唯物辯證的韓非、「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老子，都不在我們的主要價值結構中。要認識？你自己去找。
和西方的主要價值對比時，儒家的「道德」特質就更顯鮮明。我是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的畢業生，堪大的校訓是：「謹守大自然的法則。」而每受邀到一個大學演講或訪問，我就好玩地先去找出那個學校的校訓，發現哈佛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斯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耶魯的校訓是：「光明，真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校訓是：「真理使你自由」；史丹福大學：「自由之風飄蕩」；西北大學：「凡事求真」；柏林自由大學：「真理，正義，自由」。
在這些著名歐美大學裡，突出的有兩個字，一是「真理」，一是「自由」。強調「真理」與「自由」，和強調「厚德載物」、「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我不認為儒家可以被簡單地解釋為只有道德而沒有真理追求的哲學。「窮理致知」難道不是一種對於終極真理的探索？「慎思明辨」又何嘗不是一種對於獨立思想的宣示？但可以確定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薰陶，給了我們這一代人一種深刻的責任感，責任感推動著社會進步。
頭髮沒吹乾，我就離開溫泉上路了。車窗打開，陽明山的風帶著樹的清香。陽明山，原名草山，蔣以王陽明的名字取代，同時把這條主要的山道命名為「仰德大道」。我，原來一直在「仰德大道」上成長。
轉入山坡小道時，我想：如果YP和我是在「自由」和「真理」的校訓而不是「禮義廉恥」的校訓下培養出來的人，我們這通電話的內容和基調，會是什麼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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