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地鐵四號線連通了河西大學城的主要校區，改變了以前從河東去大學城和嶽麓山不能直達的現狀，從師大到阜埠河的這一段，也是整個四號線最有文化氣息的線路區間。組圖/記者常立軍
作為河西漢王陵區一部分的鳳凰山，異常冷清。
長沙王印。
從橘子洲尾的傅家洲一側，可以清晰看到河西的山勢。
藍色琉璃環。
從嶽麓山的角度，遙看谷山漢王陵區，河西已是一片繁華。
麓山寺碑。
葵形「湖州」銅鏡。
鏤空龍紋心形霞帔金墜。
博局草葉紋銅鏡被國外學者稱之為「TLV」鏡，所謂博局，實際上是古代六博的棋格，如果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到它的四邊中央部分有明顯的L形和T形圖案，四個對角位置有V形圖案。
樹木嶺片，雅塘村。
人像柄青銅短劍。
沿著四號線的站點行走，無論東西，一路皆是文物出土地，曾是讓「土夫子們」蠢蠢欲動的地方。雖然很多地方如今只剩下了一個名字，但那些來自遙遠歷史時期的文物，用它們自身的光華證實了一部燦爛的長沙文明史。每每看到它們，就會生出一股對於這座城市的熱愛。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常立軍
[漢王陵公園站]
王印、金餅、玉圭，是漢代長沙王權力與身份的象徵
地鐵四號線設有五座特色站，漢王陵公園站是第一座。走在銀星路上，地鐵工程已近完工，在地鐵施工場的西側，谷山與湘江之間，丘崗起伏，漢王陵的主陵區就在於此。
上世紀70年代，馬王堆漢墓大量文物的發掘，震驚了世人，然而就其級別而言，終究只是長沙國丞相，相比於長沙王仍低了一級。近40年的漢王陵考古發掘證實，長沙國的王陵基本都在河西沿江一線，其中，以谷山為代表的片區，是劉姓長沙王的主要陵區。也許就單個墓葬而言，它們出土的文物並不比馬王堆漢墓更多，但它們所享有的規格，則非馬王堆漢墓可比。
2008年年底那場驚動了考古界的盜墓大案，打破了這片陵區的寧靜，而追繳回的文物，也讓人們得以見識到漢代諸侯王陵墓的奢華大氣。
其中有兩枚金印的真偽成為當年庭審時爭論的焦點，這兩枚金印對於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它被安放在市博「湘江北去」常設展的漢代展廳入口處，散發著金色的光輝，整體方形，龜鈕為背，正面用樸實有力的篆刻陰文「長沙王印」。漢代由於隸書的出現和通行，文字書寫已大為簡便省事，入印文字在隸書的影響下，字形工整，橫畫省去波磔，圓轉為方，盤曲化直，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漢摹印篆(繆篆)體式。
風篷嶺漢墓「長沙王印」的發現，再次證實了這片陵區的身份。
同樣出土於漢王陵陵區的還有一盞「長沙元年造」銅燈，它代表了長沙國那段能夠自行紀年的歷史。
風篷嶺一號墓出土的這盞銅燈，造型奇特，為直口淺腹燈盤，高竹節型柄，其圈足邊緣部仍能清晰看到「銅高二尺重二十二斤七兩長沙元年造」的篆體銘文，表明了漢代長沙國自行紀年，但具體是哪一代長沙王所用的紀年，已成為一個謎團。
此外，出土文物中還有銅鎮，銅鎮是什麼，也許已經很少有人知道。
出土於漢王陵的鏤空三獸圓形銅鎮，造型複雜而精美，然而它的用途其實是用來壓住席角的。古人多席地而坐，大風常吹起席角，令人不勝其煩，銅鎮的作用就是保持蓆子穩定平整。
也許更多的人關注的是古墓中出土的金器，在風篷嶺一號墓中，出土的19塊金餅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為什麼在長沙望城風篷嶺山會出土大量的黃金餅呢?考古專家周世榮先生認為，西漢長沙國，長沙王是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所封，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異姓諸侯王國，在其統治的40多年期間(前202年—前157年)，由於國力較弱，地方狹小封閉，在這塊小小的國土中不僅保存了楚國傳統的金幣遺蹟，楚地也是黃金的主要產區，在西漢長沙王國這塊狹小的國土，長沙王在這長達40多年的統治期間，歷代長沙王中都會積累自己的財富，待他們(或王后)去世後，一部分金銀財寶跟隨他們陪葬，所以，在長沙望城風篷嶺山會出土大量的金餅，就不難理解了。
同時，風篷嶺漢墓的發掘也是長沙第一次出土「玉圭」。玉圭是漢朝時喪葬儀式中重要的禮儀用器，其使用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作為一種權力的象徵，朝廷在分封諸侯時，常常賜以玉圭，作為統治地方的權杖。獲得玉圭的諸侯在封地內掌握有生殺大權。
僅從文物來看，河西漢王陵的王者氣象已顯露無遺。它們的出土，為我們構建了一個豐滿而真實的漢長沙國意象。
[望月湖站]
雙面透雕龍鳳紋玉環與藍色琉璃環，漢代美學氣質讓人迷戀到窒息
沿地鐵四號線南行，是長沙著名的望月湖小區，這是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的地方。在距離望月湖站不遠的地方，就是望月公園，之前它的名字是「王陵公園」。這是一個以吳姓漢長沙王為主的王陵園區，原本這裡有四座山頭，陡壁山是其中一座。作為長沙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山，它竟然早已不在。經詢問得知，陡壁山早已在文物發掘後被工程建築夷平。公園現存的是象鼻嘴、獅子山和扇形山，各自有王陵發現。
對於歷史地位起伏不定的長沙而言，漢無疑是一個大時代，彼時的長沙，是以長沙國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存在。
這樣一個大時代，必然會將它獨特的美學氣質留存於世。尤其是一位王后的墓，她是那麼愛美。她把一切認為美好的東西都帶入了墓葬，留給了後人，其中最多的是玉器。
在位於新河三角洲的長沙博物館，有一件獨特的展品，被單獨放置在一面牆上。常有圍觀的人們聚攏在此，它就是龍鳳紋玉環，市博的鎮館寶藏之一。
玉環主題紋飾為雙面透雕曲纏盤繞變體飛龍，環周飾以流動飛卷形雲氣紋和鳳鳥紋飾，與整器渾然一體，玲瓏剔透，精緻卻不失大氣。這件足以代表漢代玉器工藝水平的文物，保留了楚文化中的獨特的審美。它充滿了豐富的想像空間和浪漫的情懷。
曹 墓中出土的玉器品類極多，可見墓主人生前對玉器的喜愛，其中雙面雲紋玉瑗、鳳鳥璞紋玉璜、玉組佩、玉貝帶飾羅列在長沙市博展廳之中。在這些玉器中，組玉佩是有著非常明顯身份地位象徵的玉器。
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玉器禮制的混亂後，漢代的玉器又重新樹立起了一定的禮制規範。
組玉佩作為成套組合而成的玉器，在反映禮儀等級制度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組玉佩起源早，延續時間長，結構複雜，形式多樣，等級明顯，是中國古代玉器中比較特殊的一種玉器。考古出土的大量玉器資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貴，社會地位越高，用玉數量越多，組玉佩也就相應增加。
陡壁山一號墓出土的文物中，精美且又能證實墓主人身份的是三枚瑪瑙印章。
其中「曹」瑪瑙印兩方，「妾」瑪瑙印一方，故而此墓也被命名為「曹」墓。
她的身份，應該為漢初吳姓長沙王之後。對於曹的身份，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黎石生在其相關論文中有過提及，他認為：「比較起來，曹 出自曹參家族的可能性比較大」。
漢王朝的鼎盛，造就了中國玉器史上繼新石器時期(史前時期)、殷商盛世、春秋時代三大高峰期後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兩漢時期)。同時，琉璃也成為一種重要的裝飾用料。作為古代玻璃的一種，琉璃是從青銅器鑄造時產生的副產品中獲得的，經過提煉加工然後製成琉璃。琉璃的顏色多種多樣，古人叫它「五色石」。古時由於民間很難得到，所以當時人們把琉璃甚至看成比玉器還要珍貴。
曹 墓中出土的藍色琉璃環即為一個美學高峰。它通體晶瑩剔透，帶著藍色的幽光，仿佛帶我們進入了一個充滿意象美的幻境，這樣的美足以超越時代成為經典。
[濚灣鎮站]
葵形「湖州」銅鏡，帶著自家產品商標的出土文物
古時的濚灣鎮，有山有水。山如今尚存一部分，水卻早已了無痕跡。一面標註為「濚灣鎮一號墓」為地點的宋代銅鏡，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懷念那個時代的一點寄託。
宋代的銅鏡，在工藝上已非常成熟。不僅如此，它們在商品的廣告傳播上，也開始初露端倪。南宋湖州，是今天的浙江吳興，湖州鑄造的銅鏡多作葵花形，亦有圓形和方形亞字形、桃型。一般都素背，背上鑄有商標性質銘記。它出現於北宋後期，至清代仍有生產。這面鏡子的背後雕刻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的文字。
這是它們自帶的商標，從中可以看出宋代的商品已標註生產商，這種做法，已初具現代商品意識，但它們為什麼不叫「鏡子」，而叫「照子」呢?
原來，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趙敬的名諱，將「鏡」字改為「照」或「鑑」，故稱銅鏡為「照子」或「銅鑑」。在更遙遠的歷史時期，鏡子並非是用來照容的，它經歷了神器、禮器、法器、貢器、賞器、實用器等歷史階段，到北宋時，才算是真正開始實用化並走向民間。當時的湖州制鏡產業非常發達，產品遠銷全國各地，甚至進入了周邊的朝鮮、日本市場。
南宋「招牌式」的湖州鏡幾乎沒有花紋，僅在鏡背刻鑄作坊主姓名等，銘文多以一家姓石的為準。河西濚灣鎮出土的這枚銅鏡，完全符合這樣的標準，說明自古至今，江浙一帶都是商品輸出大區，那時的湖州鏡，就已在長沙熱銷。
[湖南大學站]
麓山寺碑，有人千裡來長，只為看這一塊碑
嶽麓書院，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最美的時節是秋天。
院落中那些數百年的古樹正黃葉飄零，銀杏尤其靜美，落葉撒了一地，鋪成金黃的一片。我們到達時，已是傍晚，遊人漸漸散去，書院恢復了難得的靜謐。這樣的氛圍，讓這座千年書院的古典氣質瞬間呈現出來。
作為湖湘文化的中心區，嶽麓書院已成為一種圖騰式的存在，我們甚至能感覺到，書院內的遊人比其他地方的更加安靜平和。
繞行過書院博物館門前，我們又穿過一扇小門，眼前出現一座碑亭。亭中有巨石刻成的碑，是唐北海太守李邕撰文、書丹並鐫刻的「麓山寺碑」。碑面因年久已風化，部分斷裂，看起來頗有殘敗之感，然而僅存的一千多字，字體清瘦卻筆力雄健，是李邕行楷書法的代表之作。
碑文敘述自晉泰始年間建寺至唐立碑時，麓山寺的沿革以及歷代傳教的情況。辭章華麗，書法空靈，刻藝精湛。因文、書、刻工藝兼美，故有「三絕碑」之稱。
與我們同時沉浸於這份古意之美的，還有一位遊客。與他交談，得知他姓章，來自北京，自幼熱愛書法，對李邕的「麓山寺碑」早就心嚮往之。此次趁著休年假，特意跑到長沙的嶽麓書院來觀摩，他說整整一個下午時間，哪裡都沒去，就在這碑前徘徊，實在是捨不得離開。
「你們這裡太好了，書院氣氛也好，文化氛圍特濃」，告別時，他對我們反覆表述著他的想法。
[碧沙湖站]
鏤空龍紋心形霞帔金墜南宋有錢人娶妻的必備「三金」之一
火把山與古堆山，是古代南湖港周圍的兩座大土堆，也是長沙南郊重要的墓葬區。
尤其是古堆山，僅從名字判斷，就幾乎可以推測出這裡應該有相當數量的古墓，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歷年來的發掘，讓這裡成為長沙河東文物的一個重點區域。
長沙市博的宋代歷史文化展廳裡，有一件讓很多人驚嘆的展品。它是一件純金製作的器物，名叫霞帔墜子，出土於地鐵四號線碧沙湖站附近的火把山一號墓。
這種雞心形的飾件，曾被學術界或認為是香囊，或認為是香薰，經與文獻比對，才知道應稱之為霞帔墜子，它究竟有什麼用途?
其實它是霞帔上所用的墜子。宋是一個藏富於民的時代，金銀飾品也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在金飾品的工藝上，鏤空技藝是一大特點，顯露出在唐代金細工藝基礎上更為發展精進的特徵，極具美感。這些製作精美的金器，也成為了當時富裕人家的婚嫁聘禮。
吳自牧在《夢粱錄》曾經記載當時富貴人家，嫁聚時所備聘禮，必有金釧、金鋜、金帔墜等，若無金器，則以鍍銀器代之。這就是當時人們所喜愛的「三金」。
「霞帔」則常常與「鳳冠」搭配，現代人們一般聽說「鳳冠霞帔」的組合，這不僅僅是古代新娘子出嫁的裝束，也是古代貴族女子和誥命夫人的裝束。霞帔墜子就是掛在霞帔底部，為了霞帔在穿著的時候能平展，是雞心形小墜子，材質有金、銀或鍍銀。
在火把山出土的纏枝雜寶紋金鋜，也是「三金」之一。金鋜，就是金鐲。這一對金鐲，看起來頗為寬大，紋飾精美，如果再配以霞帔、墜子，完全可以想像當時人們婚禮的精美奢華。
在南湖片區，1985年還出土過一種叫「雙鈕滑石權」的文物。
「權」是一種什麼樣的器物?它和「權力」有怎樣的關係?當我們仔細觀察這件文物時，發現它是用滑石製成，下部寬厚，上部有可穿插的大孔，既像印章又像是一個秤砣，而實際上，它的作用就是秤錘。《廣雅·釋器》中說：集解錘，謂之權。權的作用就是控制衡器，因此也就有了「權衡」一詞。至於「權力」，則是指控制平衡的能力。除了能做秤砣用，「權」很多時候也用做吉祥物或壓鎮之用。
[黃土嶺站]
描漆舞女巵，漢代漆器的代表作
黃土嶺，一個近乎「白描」的地名。
如今它是芙蓉路與韶山路之間的一片，這裡的地勢依然有高低不平的感覺，長沙地勢南高北低，這裡屬於南部丘陵中的一片。
如今已很難想像，這裡曾是古代長沙城外一個重要的墓葬區。在1956年7月下旬,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物工作隊在長沙市南門外黃土嶺清理了包括戰國、漢、唐、宋等各時代的古墓27座，出土隨葬器物總數達三百餘件。與河西王陵墓區的專享區域不同，河東的貴族墓與平民墓多是層疊堆積，混雜在一起，一次考古發掘，往往要跨越數個時代。
漢代描漆舞女巵是黃土嶺文物中比較突出的一件。它屬於西漢早期遺物，於1961年長沙黃土嶺木槨墓出土。是用紅、紫、黃、藍、灰褐、白等多種色彩畫成的，物象生動，具有隨類賦彩的效果。同時出土的還有「車馬人物巵」。是漢代具有代表性的描漆漆器作品之一。
[砂子塘站]
博局草葉紋銅鏡，印著「LV」的古代鏡子
古人也是好博弈的。
在砂子塘酒廠一號墓出土的這枚鏡子上，我們就看到了一個被刻在上面的「博局」。博局是一種怎樣的遊戲?為什麼上面刻著LV?
所謂博局，實際上是古代六博的棋格。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曾出土全套的博具。這種遊戲的歷史很久。《楚辭·招魂》有「菎蔽象棋，有六簙些」。據《古博經》記載：「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採以瓊為之，二人互擲採行棋，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棋，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二籌。」這是古時宴樂時的一種文娛活動。
不僅僅是銅鏡，日晷、壓勝錢等器物上，都採用這種紋樣作為裝飾。
博局鏡在西漢中後期頗為流行，在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時達到一個頂峰，王莽篡取皇位後，鑄鏡以炫耀其政績，曾製作了一批華美精巧的作品。所以有人評論認為：「漢鏡的精巧作品，似乎要算新莽時代為最盛。」
該鏡因鏡紋有規則的TLV形裝飾格式而得名。外國學者也稱之為TLV鏡。我們看到的LV字樣，其實是圖形化的博局紋飾。這時期在鏡緣上有著複雜的裝飾，有鋸齒紋、捲雲紋或卷草紋等。砂子塘酒廠出土的這枚銅鏡，用的就是草葉紋。
[樹木嶺站]
長沙的東南郊，可能埋過一個「越南人」
樹木嶺，長沙傳統地理意義上的東南郊野。它遠離了古代的中心城區，
在現代城市不斷自然東擴的過程中，它的身份不斷變幻。因為離城市不遠不近，它曾是為城區供應新鮮蔬菜的菜地，因為二環線和勞動路的拉通，它又成為城區市民採購蔬菜的大型菜市場，如今它已是長株潭城際鐵路與地鐵四號線的換乘區域，成為四號線上一個重要的交通節點。
作為古時地處遠郊的樹木嶺，這些年少有文物發現。然而1974年的那次考古發掘，讓它成為一個有著特殊意義的存在。
在標註為樹木嶺一號墓的戰國墓中，除了沒有陶器之外，大部分文物與普通戰國墓並無不同，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青銅短劍，以現代的眼光看，可以說是一把匕首。它最獨特的地方是劍柄處雕刻成人像的形狀，而這個人的形象，並非漢人，而是一個「梳著披肩長發，雙耳帶墜，上半身裸露，腰部繫著圍裙」的越人。曾任湖南考古學會理事長的高至喜以及日本籍考古學家梶山勝都認為該劍是古代越族的遺物，而非楚人製造。這樣的青銅短劍，在湖南是唯一一次的發現，而墓主人的身份，應該也不是楚人。
出土於樹木嶺的這把青銅短劍，為涉及過去越南同種短劍的製造和斷代提供了重要線索，也使得「樹木嶺」這個帶著濃厚本土色彩的地名出現在考古學的國際學刊之上。
關於樹木嶺未經證實的考古還有陶侃墓，據說二環線邊的陶公山是因陶侃墓的存在而得名，然而這終究只是一個傳說，沒有考古發掘的證實，這段歷史尚在迷霧之中。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常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