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本網專訪了國內多名專家學者，就抗戰史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解讀。本期訪談嘉賓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建朗先生。
近代中國研究網：王老師，您好！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中國經過抗戰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您認為抗日戰爭開啟了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抗戰前後中國國際地位究竟有哪些變化？
王建朗：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是遠東地區的一個弱國，無論在軍事力量、經濟實力上都遠不如日本。在英美國家眼中，中國不過商品原料產地和產品傾銷市場，沒有太大的戰略意義。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初期，誰都不會想到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大國，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一個新的世界格局出現了。抗日戰爭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進入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心地帶。中國從一個被侵略的弱國，成為參與決定國際事務的大國。因此劉大年先生把抗日戰爭稱為中國復興的樞紐，他指出抗日戰爭時期是改變祖國命運的時期，中國經過抗日戰爭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崛起之路，這個觀點今天已經普遍地為學者界所接受。
近代中國研究網：中日戰爭初期，國際社會對中國僅給予道義上的支持，中國是如何通過外交努力爭取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各國對華援助情況是怎樣的？
王建朗：中國戰時外交以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為界：此前，中國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際社會介入中日戰爭，制止日本侵略，支持中國抗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美英加大對華援助力度，爭取援助不再是外交的首要問題，尋求戰後國際地位的提升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目標，中國逐漸以大國的姿態參與到國際事務之中，並為構建戰後世界新秩序貢獻力量。
日本始終排斥國際社會介入中日戰爭，日本認為憑藉軍事實力就能夠實現其侵略中國的野心，而中國則與日本針鋒相對，外交上積極爭取國際社會介入到這場戰爭中來，中國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對日本的侵略有所制裁。戰爭爆發後，中國先後求助於兩大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籤署國會議。兩個國際組織最後都通過決議，譴責日本違反國際公約、破壞國際秩序的侵略行徑，兩份決議給予了中國道義上的支持。中國自然希望國際組織通過實質性的措施制裁日本，而不只是 「道義上的譴責」。事實上，國際社會的反應也在中國政府的意料之中。1937年7月下旬，中國參謀本部擬《國防外交政策提案》指出：「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實較日方優越。但要認為歐美各國在中日衝突中對我將有積極援助，則亦未免奢望，因為各國在遠東均無生死關係之利害，且各有其它牽制問題。目前我國所能期望於各友邦者，不外乎精神援助、經濟援助及軍事上的牽制力量」，「精神援助雖似空洞，但對於我敵人方面，隨時有變為經濟制裁之可能」。中國認為國際社會的「精神援助」日後定會起作用。應該說兩個決議給予中國以道義支持，也達到了中國的部分目的。
中國積極展開雙邊外交，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首先，爭取德國中立。德國在戰略上與日本是潛在的盟友關係，但在中日戰爭初期，德國並不贊成日本擴大侵華戰爭。德國希望日本在德國進攻蘇聯時起戰略配合作用。德國擔心日本難以迅速戰勝中國，反而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潭，被中國消耗，無法在東方發揮牽製作用。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一再向德國表示，日本現在侵略行徑，正在把中國推向蘇聯，這會有助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因此，戰爭初期，德國軍事顧問依然參與中國軍事計劃的制訂，德國的軍火也繼續向中國提供，抗戰爆發的一年半內，德國輸入中國的軍火佔中國全部輸入軍火的60%以上，這為中國在抗戰初期能夠抵抗住日本的軍事進攻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其次是爭取蘇聯援助。20年代後期，蘇聯與國民政府在外交上是一種敵對關係。抗戰之前，中蘇關係已在著手改善，抗戰爆發後，中國政府迅速調整對蘇關係。1937年8月，中蘇兩國通過談判訂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籤訂後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批貸款和軍事援助。1938年3月，訂立第一次貸款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價值5000萬美元的貸款。1938年7月，中蘇訂立第二筆貸款協定，貸款總額仍為5000萬美元。1939年6月，中蘇訂立第三次貸款協定，貸款金額為1.5億美元。這三筆援助貸款的價值非常之大，蘇聯繼德國之後成為中國抗戰的最大援助國，這對中國的抗戰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同時，蘇聯還派出志願航空隊來華參戰。蘇聯空軍的英勇作戰對緩解中國戰場嚴峻形勢，對打擊當時日本猖獗的進攻起到了比較大的阻遏作用，先後有200多名蘇軍飛行員犧牲在中國戰場。1939年後，德國入侵蘇聯的威脅增大，蘇聯對華援助逐漸減少。1941年4月，蘇聯為緩解遠東的軍事壓力，與日本籤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這一條約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對此，國民政府保持了相對克制的態度，避免形成反蘇浪潮，以防對爭取援助不利，但中蘇關係已開始走下坡路。
日本在侵華過程中不斷觸犯列強在華利益，這使英美開始意識到日本的侵略意圖，1938年7月，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官員範宣德（John C. Vincent）在其備忘錄中稱：「中國的抵抗不致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我們以及其它民主國家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備忘錄明確肯定了中國的抵抗對於世界的重要意義。1938年11月，日本第二次近衛聲明提出所謂的遠東新秩序， 12月30日，美國向日本提交照會予以反對稱：「美國政府不承認任何一個國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個不屬於它的主權範圍的地區內規定一個新秩序的內容和條件，並自命為那裡的掌權者和司命者」，照會表明英美已經意識到日本的侵略行為是對世界和平秩序的挑戰。之後，美英開始向中國提供貸款援助。1938年12月15日，美國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12月19日，英國提供50萬英鎊的貸款；1939年3月18日，英國又宣布向中國提供500萬英鎊的「平衡基金貸款」，以穩定中國的法幣價值。英美此次對華援助數額雖然不算大，但這是一個起步。中國政府十分清楚，美國給予中國的援助雖少，但外交上必須以爭取美國的支持作為戰時外交的中心。1938年9月，行政院長孔祥熙致新任駐美大使胡適電：「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唯美馬頭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
1940年開始，英美對華援助不斷增大。1940年4月，中美達成2000萬美元「滇錫借款」；10月，中美達成2500萬美元「鎢砂借款」；11月，美國宣布提供1億美元貸款；12月，英國宣布1000萬英鎊貸款。美國通過租借物資法案後，。1941年4月，美國批准將價值4500萬美元的軍事器材作為首批援華租借物資。稍後，又發表正式聲明宣布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這一時期，美英兩國同中國也開展了軍事合作的磋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與美英兩國已形成了軍事合作關係。
近代中國研究網：中國的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經過了哪幾個階段？
王建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大致經歷四大步：第一步，領銜籤署聯合國家宣言。近代以來中國籤訂了一大批不平等條約，即使後來籤訂的平等條約或者多邊國際條約，中國也只是普通一員，在國際社會中從來沒有領銜的機會。1942年1月1日，二十六個國家聯合籤署的《聯合國家宣言》，宣言要求：籤署國保證動用全部的資源共同對付軸心國，不得單獨跟軸心國媾和。這樣一份重要的國際性宣言，中國和美英蘇三個大國一起領銜籤署，這種地位是空前的。宣言籤署後，羅斯福對宋子文說，中國已經成為「四強」了，中國與美國、英國、蘇聯一同成為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國家。
第二步，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北京政府時期，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1928至1931年間實行「革命外交」，也開展了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但上述兩個時期取得的成果有限，只爭取到關稅自主權，而列強在華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並未廢除。1942年，美英兩國為鼓舞中國抵抗士氣，主動向中國政府提出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的談判。1942年1月，中國分別與美英籤訂了新約，兩國放棄在華的一系列特權，之後其他國家效仿，紛紛與中國訂立了平等的雙邊條約。
第三步，參與籤署莫斯科宣言和出席開羅會議。事實上，中國並未受邀出席莫斯科會議。會議達成宣言時，美國主動提出邀請中國參與籤署宣言。美國認為中國作為東方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有資格參與籤署宣言，最終，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和其他三國外長聯合籤署莫斯科宣言，中國參與籤署莫斯科宣言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重要標誌。
戰時中國外交的頂峰就是出席開羅會議。開羅宣言規定，戰後，日本不僅將東北歸還中國，還要將半個世紀前侵佔的臺灣也一併歸還。
第四步，中國參與籌備戰後建立聯合國的事務。1944年7月，赫爾將《普遍國際組織暫定草案》分送中英蘇三國政府徵求意見，並邀請三國於8月來美舉行會議。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作為大國制度性、永久性的標誌。
中國在國際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時，積極承擔起大國的責任。首先，中國軍隊兩次出兵緬甸。由於英國方面的原因，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中國軍隊損失較大。遠徵軍一部退到印度整編，後來這支軍隊獲得從雲南出擊的中國遠徵軍的配合，取得了緬北反攻戰的勝利。緬北戰役是盟軍在遠東陸地戰場的第一個勝利，打通了中緬之間的交通，收復了緬北地區，這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貢獻。其次，支持朝鮮和越南的抗日運動。朝鮮被日本吞併後，朝鮮獨立運動大部分力量流亡到中國，在中國組織流亡政府，中國對其予以支持。抗戰爆發後，中國努力促使國際社會承認朝鮮的獨立地位。開羅會議上，中國積極爭取美國支持朝鮮戰後獨立。正是在中國的不懈努力下，朝鮮獨立才寫入了開羅宣言。越南的獨立運動也是以中國為活動基地，在中國協調下，越南獨立運動各個派系在中國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會，統一領導越南的抗日力量。最後，調解英印矛盾。二戰後期，印度國大黨要求英國給予印度獨立的地位，但英國不同意，中國認為英印矛盾加劇不利於對日作戰的大局，所以希望去印度做一些協調工作，但英國強烈反對中國插手印度事務。蔣介石在訪印期間發表了《告印度國民書》，對雙方進行勸說。調解英印糾紛雖未有成果，但對印度事務關注，明顯地反映了中國的大國心態。中國對於國境之外國際事務的積極態度，這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
近代中國研究網：您認為中國戰時外交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王建朗：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國際秩序發生大變動的時期，中國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在外交上，中國顯示了與以往不同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展開了靈活、多方位的外交。在國際社會中，中國主動承擔起大國責任，展現大國姿態，這種意識也是過去不具備的。同時，中國積極參與戰後國際新秩序的締造，中國的國家主權不僅恢復到戰前狀態，還恢復了近代以來丟失的領土，這是抗戰取得的成就。當然，應該看到，抗戰只是中國大國崛起的起點，中國有了一個大國地位，但在實力上並不相稱，與其他三個大國還難以處於一個平起平坐的地位。因此，中國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要實現真正的崛起，無論在內政還是外交上，還有一段路要走，但可以說抗戰是一個起點。
近代中國研究網：中國參與到戰後國際組織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哪些影響？
王建朗：我們以往講國際秩序的建立，往往想到是美國、蘇聯、英國，很少能想到我們中國。美國因為自身實力強大，它提出的很多方案能夠主導盟國的意見，但這並不意味著戰後秩序是由美國一家主導的，中國和其他國家都參與了戰後國際組織和秩序的建立。中國從以下幾個方面參與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
第一，主張建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同國際聯盟一樣，其目的都是為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發生。應該說一戰後所建立的國際聯盟並不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僅間隔20多年的時間。大家總結二戰爆發的原因，都認為國聯的無效率和不夠強有力，沒能對戰爭起到阻遏作用。國聯在重大事項上採取全體一致原則，這使很多決議不能及時通過。討論二戰後的國際組織時，中國認為新的國際組織必須是一個強有力的，能夠迅速採取行動的組織。因此，聯合國大會將權力授予安全理事會，安理會可決定軍事和經濟制裁行動。安理會的巨大權力就是吸取了國聯的教訓。中國支持戰後建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主要因為中國近代以來遭受侵略的歷史，作為一個弱國，中國希望聯合國能夠保護弱小國家的權力。
第二，四大國在國際組織中起核心作用。中國認為四大國在二戰期間承擔了主要的抵抗任務，戰後也應該繼續擔負核心領導責任。因此，戰時的四強理應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考慮到法國作為歐洲的傳統大國，因此把法國也納入常任理事國中。
第三，處理戰後領土問題，強調保護弱小民族權力。在討論託管領土的未來走向時，中國認為應把託管的目的定為「推動他們向獨立或自治政府途徑發展」。為此，聯合國宣言上明確規定民族自決原則，這也是民族自決原則第一次寫進國際憲章裡面，從此成為國際法的原則之一。二戰後，殖民地出現了轟轟烈烈的獨立運動，我們稱之為民族解放運動，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很大關係，這些都是中國對戰後國際組織和國際秩序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