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 對話｜魏書鈞：導與演需要雙向的信任

「我跟演員接觸後，會跟他們一塊生活。因為我們年齡也差不太多，加深彼此的了解。我跟週遊一塊玩遊戲，喝酒聊天，聊很多自己的事情，可能都跟電影沒關係了，會聊到自己那個年齡階段的一些感受。總有些新的啟發。」

——魏書鈞

作為今年坎城國際電影節上唯一一部入圍的內地電影，《野馬分鬃》（2020）在今年的平遙國際電影展上完成了它的國內首秀。影片中生動活潑的人物左坤，仿若我們身邊最真實的年輕人。第一次挑大梁擔任電影男主角的週遊，也因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現，在剛剛結束的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頒獎典禮上，榮獲了費穆榮譽·最佳男演員的殊榮。

圖 | 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費穆榮譽·最佳男演員——週遊

在典禮後的榮譽得主發布會中，週遊表示對任何一部戲，自己都是全力以赴的。「我和魏書鈞導演在現場達成了一種默契。我們的這部電影大多數時間是現場創作出來的。不管有什麼新的想法，我們都願意去創新。可能也是因為我們這部電影想表達的主題之一就是自由。」

《野馬分鬃》是導演魏書鈞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這部聽起來有些文藝風的影片對觀眾也異常地友好，它沒有「深刻」的現實性揭示或社會性抱負，但這並不妨礙它的現實性和社會性。cinewoo 作為本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深度自媒體支持夥伴，有幸對魏書鈞導演進行了採訪，聽他分享了《野馬分鬃》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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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不是一種轉譯

導與演需要雙向的信任

Q：《野馬分鬃》給人非常自然、真實的感覺，因為片中演員的表演非常有力。飾演阿坤的週遊，是第一次以男主角的身份出演一部電影。這些演員什麼樣的特質吸引到了您？您是怎麼與他們合作的？

A：不管是選角的角度，還是說演員本身，我都覺得會有一部分貼合角色的東西。坦白講，我覺得表演不是靠一種絕對的方法論就能實現的。更深層次、更多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圖 | 週遊與佟林楷在片中獻出了精彩的表演

演員們的背景和他們原來演戲的經歷千差萬別，所以要把他們都統一到一個新的狀態裡面，就需要讓大家都先卸下我覺得跟這個電影不符合的表演方式。大家先卸下來，然後再去重新進入到一個自然的、親近的、能夠給大家真實反應的體驗上。這是前期在做的一個挺重要的工作。我跟演員接觸以後，會跟他們一塊生活。我們的年齡也差不太多，大家一塊玩或者打球。他們要有相信我的這個過程，我也要更多了解他們。

表演也不應該是像攝影機與腳本的關係，像是我在把平面的東西翻譯成3D的。演員不是說我在念、執行每一個腳本裡的動作，還有很多個體的體驗需要去呈現的。

圖 | 《野馬分鬃》（2020）

Q：所以在和演員交流的過程中也對創作產生一些新的靈感啟發？

A：有，我跟他們聊，他們會把他們覺得有意思的事都聊出來。可能聊到一個點，我覺得還不錯，就會用進去。當時跟阿芝（鄭英辰）聊天的時候，她就說他們本科畢業的時候，真的有彩排撥穗這個環節，就給我學了一下怎麼彩排。我覺得這個太有意思了，我說為什麼不讓童童給阿坤在那個狀況下撥了穗了，他也算是經歷了一次洗禮。

圖 | 《野馬分鬃》劇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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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與現實的相互映射

即興創作來源於真實生活

Q：《野馬分鬃》的故事特別貼近現實。您說到過，影片源自您自身的一個故事，能不能說一說這部影片脫胎於什麼樣的一段經歷？

A：我自己的的經歷在劇本裡面的呈現可能佔了30%左右。它的來源其實就是一個念頭。當時我沒有開車去內蒙，但是車後來就莫名其妙被賣到了內蒙。然後我就在想這車在內蒙幹嘛？這車在內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就開始有了一點模糊的架構。然後我就把它解構，就變成從車出現開始，到車結束，然後講一段這其中的故事。其實結構上就沒有什麼大的調整。

圖 | 《野馬分鬃》劇組亮相平遙國際電影展

Q：我們會好奇這個故事跟您的自身經歷是否有關，也有角色設定的原因。男主人公左坤是一個劇組的錄音師。是不是通過這個人物也在表現您或您周邊的這一群青年人的狀態？

A：是的。因為我本科學的是錄音，研究生學的是導演。在學校大家一塊拍作業，互相幫忙的事太多了，所以就有好多這部電影裡的情況。這其間也出了很多荒誕的狀況，其實都是我們成長的一部分，我覺得都是很真實的一種體驗，尤其在藝術院校裡面，是非常常見的。

圖 | 《野馬分鬃》（2020）

Q：片中的臺詞都特別接地氣，很貼近我們的真實生活。我們看到影片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片段，您自己平日裡是不是性格也挺俏皮的？

A：他們說我是蠢萌類型的（笑）。

其實很多有意思的事，都是發生在現場創作的過程裡面，我們會吸收演員的想法，然後大家會聊，大家不用完全局限在自己的崗位上。因為其實我們主創也都特別年輕，大家一說馬上就能領會這個意思。所以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其實不是在文本階段就設定好了的。我們的現場如果看到一個有意思的事情，第二天可能就用上了。

比如阿明他們玩的那個紅外線的東西，就是我（臨場）發現的。在北京拍的時候，我一吹煙，「譁」的一大片就特別誇張，突然間出現一個那樣的符號（在故事中類似蒙古圖騰），我就覺得這特別好玩。在那樣的狀況下，我覺得它可以作為一個小的亮點，無傷大雅，就放進去了。

圖 | 《野馬分鬃》（2020）

Q：阿坤所見到的景象，也表現出了一些劇組的生態，但您更多還是以一種調侃或戲謔的視角去呈現這種行業現象的。您有某種程度上想要去批判它的想法嗎？

A：完全沒有批判的想法。我覺得如果觀眾看到這個地方笑，它的笑點不是說我們覺得它特別好笑，而是它的荒誕感呈現出了一種幽默。是因為創作者先發現了荒誕，發現它的過程就是一個思考的角度。其實你看到的荒誕，是在荒誕後面的東西。為什麼荒誕？我覺得是有別的原因的，不是在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說我覺得看到了一些狀況，所以把它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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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礪與挑戰不斷

只為更好的最終呈現

Q：我們聽說其實拍攝這部影片的過程也是歷經了一些波折。在拍攝期間有遇到什麼挑戰？

A：蒙古包那塊的拍攝挺難的。那是一個鏡頭拍的，其中調度的演員可能裡裡外外有100多個人。其實蒙古包不是特別大，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我們提前排練了一整天，都在幹這一件事兒。這些蒙古演員要演什麼、怎麼演、用什麼歌、大家那種荒誕又熱鬧的氣氛怎麼去營造。要控制的節點太多了，有一個點有問題可能這個長鏡就得重來。因為用一個鏡頭拍可以讓大家進入到那個時空裡面，所以還是保留了這種方式，切開拍就不是一個混雜的互相作用的感覺了，所以我覺得那場戲拍得挺難的。

圖 | 《野馬分鬃》劇組在草原拍攝

Q：您剛剛也提到長鏡頭拍攝特別不易，確實影片的鏡頭設計非常精巧。比如阿坤與女友在電梯的那場戲也是個長鏡頭，運鏡非常成熟。您當時是怎麼跟您的攝影指導去進行這些溝通的？

A：在影像上，我們前期有一個基礎，就是要是簡練樸素的。我們就是想在這個基礎之上，儘量減少鏡頭的剪輯，希望用三腳架幫我們去建構一場戲的節奏。有時候甚至我覺得如果不是做這個行業的，可能也沒太注意到攝影機的存在，好像就跟著這個角色就在看那個環境。

圖 | 《野馬分鬃》（2020）

我們一開始會都捋一遍，簡單畫一些分鏡。看過場景，拍了兩三天以後，基本也不看原來畫的了，因為總有新的東西出現。現場太具體了，一旦把演員放進去、道具放進去，或者根據那天的天氣狀況，總會有新的調整，總會發現原來在紙面上寫的那個東西好像還不夠好，不夠有意思。

電梯那場戲是本來我們是切開拍的，一個底下拍上面、另一個上面拍底下，想把它拍得遠遠的。後來到現場，我的執行導演拿了一個紅氣球給我，讓我模擬調度。結果全北京都不讓賣氫氣球了，所以那個氣球還飛不起來。但我們後來就注意到電梯一側是透明的，就決定用電梯來進行傳遞底下的荒誕的氛圍。現場還是完成了比較多的這樣的設計。

圖 | 魏書鈞導演在片場

Q：那有什麼有趣的幕後故事嗎？

A：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是，那時候戲快殺青了，有一次主演週遊路過那個車，突然間（車）滴滴了兩聲，然後晃了一下光，好像就說「哥們，要殺青了」那種感覺。我們特別相信這件事，就覺得好像它真是跟我們一塊合作的一個朋友一樣，像是它也知道自己的命運快要在這有一個新的篇章了。所以對這印象挺深的。

圖 | 《野馬分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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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是創作的前提

要做有態度有觀點的電影

Q：從您的短片《延邊少年》，然後到現在《野馬分鬃》，都比較關注現實的呈現。您也之前強調過一種真實性。您覺得這種真實對您來說有什麼含義？

A：這種真實性我覺得就是故事中那句臺詞。雖然阿坤說起話來感覺都像完全反面的話，但其實他說的話都是真理。真理在不同的狀況下被講述的時候，會有另外一種感覺，它可能不像是真實的。

藝術的真實不是紀錄片的那種真實，它是說要達到的效果和觀眾看的時候感受到的一種真實質樸的氣息。我覺得真實最難的是我們平常對類似的那種情境的一種觀察和積累。有的東西你沒有見過，你怎麼去描述它的真實？不是說在網上搜索幾張圖片，你就能拍出那樣的照片了，其實還是你對生活那種積累觀察比較重要。

圖 | 《野馬分鬃》（2020）

另外一個我覺得真實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創作的前提，特別重要。因為手法其實是寫實的。其實不光是在一個現實題材的片子裡寫實，比如說在一個科幻片裡面，外星人，蒸汽朋克我覺得也需要寫實，只不過你寫的是你虛構的情景下，2046年的實而已。它的結構邏輯建立以後，你就也不用很誇張的讓大家碎片化地去相信它。而是你建構好這個邏輯以後，按照那個邏輯去寫實。我覺得對於這種電影，寫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能量。

圖 | 魏書鈞導演在片場

Q：很多人一開始看到《野馬分鬃》這個名字的時候，會覺得是一部偏文藝的作品。但觀看了會就會發現是很有可看性的。您自己對影片的定位是什麼樣的？您覺得影片中會夾帶一點類型片的成分嗎？

A：我覺得倒沒有那麼類型。因為從題材角度來講，你可以說它是青春的，或者有一點公路的東西在裡面，但這只是題材上了。就是通常類型還是有一些固定招數，類似於劇作上的一些東西。但是這個電影裡面它的戲劇結構不是傳統的，是不太一樣的，所以我覺得不能算是那種類型片。

從我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我還是按照比較嚴肅的一個作者電影去做，只不過它不是那麼晦澀的片子，沒有那麼難懂，沒有做特別多形式上的設計，跟觀眾沒有那種隔絕感。不是說我要看很多片子才能看懂這樣的故事，我覺得它還是通俗的，只不過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去體現它的特點。

圖 | 《野馬分鬃》（2020）

圖 | 《野馬分鬃》（2020）

Q：您以後的作品也會繼續往作者導演的方向去走，更強調自我表達，還是會保持更接地氣的風格？

A：我覺得肯定是做有態度的電影，有觀點的電影，這個是不變的。可能具體的項目狀況不一樣，也有很多新的挑戰和變數。但是我覺得只要有自己的東西在，它還是不會跑偏的。你們也不會覺得說這導演會拍一個你看不懂的東西，我不會做那種（電影）。

圖 | 《野馬分鬃》（2020）

Q：您的作品也有在國外的影節入圍，現在又跟平遙觀眾見面，覺得這一路上有沒有一些心路歷程的變化？

A：《野馬分鬃》如果像一個孩子的話，那麼他應該有自己的感受。因為我都沒去，他去了。這就跟阿坤似的，他沒去草原，但是這個車去草原了一樣。因為疫情原因，我們其實都沒法到國外，所以，可能將來有機會再去跟國外觀眾交流。

圖 | 《野馬分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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