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又豈止是天上的星辰

趙墨

本期主題：

唯有東坡忘不了

蘇軾的文藝成就及影響

□ 本報記者 趙墨/執行策劃

【編者按】「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日前在故宮博物院開幕。作為我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蘇軾不但在詩文、書畫等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詣，同時因其高雅的生活品位與豁達的人生態度，散發著獨特的人格魅力。蘇軾的藝術與思想乃至生活情趣都對後世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他本人也成為備受景仰的文人典範。千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人藉助對蘇軾的懷想，對其詩文書畫的再認識、再創作，不僅獲得了在逆境中坦然面對的勇氣，更傳遞出我們對其知己般的珍視和愛護。我們希望藉由本次展覽而組織的這一期蘇軾專題，不僅能夠幫助大家在展覽中更好地看懂蘇軾，更能夠讓大家同蘇軾產生些跨越時空的對話。

一提到蘇軾，人們總會露出親切敬佩的微笑，每當這個時候，蘇軾就好似站在時光的對面用微笑回應著我們，那微笑可親可敬、磊落動人。千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人誦讀著蘇軾的文章辭賦，臨摹著他的書法，談論著他的生平軼事，他是永不過氣的偶像，追隨者不分老幼、跨越古今。而就在我們不斷追憶、描繪甚至各自創造著心目中的蘇軾形象時，我們每個人毫無意外地都會陷入他的人格魅力中，這其中有孤獨、苦悶、掙扎、灑脫、浪漫……幾乎囊括了精神世界裡的所有主題，於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在人生不同的境遇裡，與東坡相遇。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蘇軾。而這種「熟悉感」恰恰成為此次「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所要面對的最首要和最關鍵的問題。講好這樣一個為眾人所熟知的超級IP故事，往往難以脫離面面俱到下的淺嘗輒止，或是因太想掙脫固有模式而導致的破碎支離。展覽如何能在保有每個人心中所熟悉的蘇軾的同時，找尋到新的展覽切入、組織和展開方式，在眾口一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成為此次展覽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由於疫情原因以及故宮博物院當前立足於活化館藏的目的，展覽並未進行全球蘇軾名跡的總動員，除借展於天津博物館外，其餘展品均為故宮博物院自己的收藏。客觀上控制了展覽的規模，減輕了觀眾的「博物館疲勞」，也減少了展覽中大量名品對展線流暢性的衝擊。但展覽在面對蘇軾這樣一位宏大、複雜而又細膩的、迷宮般的人物時，難免還是會有些缺憾。

【明】朱之蕃 臨李公麟畫蘇軾像軸（局部）

飛鴻踏雪泥

黃州五年，是蘇軾一生命運、觀念、藝術的大轉折、大突變時期，而這一切的變化發展，都直接源於神宗元豐二年（1079）的「烏臺詩案」，蘇軾最終以「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流貶黃州，在年底家家團圓的時候，前往貶所。儘管我們無法確知迎著風雪、遭受沉重心理打擊的蘇軾會想些什麼，但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春天一定會在他的腦海中閃現。

彼時，以歐陽修為旗幟的北宋古文運動，提倡用自然筆觸表達自己心靈的科舉文風，恰好讓蘇軾趕上了。年屆弱冠、初試鋒芒的蘇軾一舉成名，成了這場運動最主要的受益者，並成為歐陽修的門生。對於蘇軾來說，拜入歐公門下，應該是比金榜題名更重要的事，他後來一生的政治態度、文藝主張，都自覺地繼承了歐公的衣缽。「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琦、富弼，皆以國士待軾」，此種備受前輩賞識的情形，令蘇軾對當時的政局與自己的前途非常樂觀。然而，熙寧二年（1069），為父蘇洵守孝結束的蘇軾回到開封府，迎面就撞見了他將畢生與之「纏繞」的大事：王安石變法。隨著舊黨領袖韓琦、歐陽修、文彥博、孫覺、呂公著、司馬光等人相繼被罷免或自覺隱退，在這次反「新法」的政治風潮中，「舊黨」立場逐漸明朗起來的蘇軾，也於熙寧四年（1071）六月，出任杭州通判，離開了危機四伏的京城。

此次蘇軾特展用歐陽修的《灼艾帖》、蔡襄的《京居帖》來打頭陣，顯然認識到了蘇軾對這些前輩思想、政見的自覺認同和繼承，但可惜包括貴州省博物館藏韓琦的《信宿帖》、故宮博物院藏文彥博的《三札帖》、上海博物館藏王安石的《行書楞嚴經旨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殘稿》等在內的，諸多帶有「表意功能」的作品未能到場。感到遺憾的同時，也會引發我們的一些思考，如釐清名品書畫對展覽成功與否的影響，及展覽到底該如何組合、排布這些經典作品，才能使其在展覽中的呈現效果達到最優。

【北宋】歐陽修 灼艾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蔡襄 京居帖 故宮博物院藏

蘇軾生活的時代，水陸交通發達，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帶動了信息傳播領域的革命性進步，使得蘇軾不可能因為離開京城就擺脫「新法」，也不可能就此逃過朝廷的注視。持有「舊黨」政見的蘇軾，在到達杭州後的詩文創作中寓含了不少反對新法之意，隨著熙寧七年（1074）至九年（1076）間，王安石遭到以呂惠卿為代表的「新黨」中少壯一代的打擊，兩次罷相後，宋神宗只好親自主政，此前「舊黨」人士針對王安石的不滿言辭，直接加在了神宗的頭上，使他極易把所有異議和不滿看作是對他皇權的蔑視。烏臺詩案過去很多年後，蘇軾的政敵劉世安回憶說：「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這句簡短的話擊中了烏臺詩案的本質，並不是幾個小人對蘇軾的嫉恨和陷害，而是神宗親自主持的朝廷，對這位異議者的懲罰。

也無風雨也無晴

後世的我們可能會簡單地認為，黃州的貶居生活只不過是蘇軾生平中的一個階段，這樣的看法顯然低估了這次貶謫對蘇軾的心理打擊。元豐三年（1080）的蘇軾已經45歲，而親自主政、堅決執行新法的宋神宗才33歲，那時誰都不會想到神宗會英年早逝，而蘇軾的政治生涯基本就結束於此了。這樣的打擊，對於任何一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毀滅性的。因此，蘇軾在初到黃州，於定惠院寄居的那段日子裡，才會發出「萬事如花不可期」這般感嘆人生無常的離索孤寂之情，以及「漏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的思鄉之情。展覽中的《定惠院二詩草稿》，正是這一驚魂未定、情緒劇烈衝突下的書作。蘇軾作書，每每精意而不露痕跡，給人信手而成、毫無破綻之感。但是這篇《詩稿》卻是點畫狼藉、修修改改，這在東坡的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

年過不惑的蘇軾，此時除了要放下進士登科以來的仕途夢想，還要面對生活中切實存在的柴米油鹽。黃州城東的那塊廢棄之地，慷慨接納了這位落魄文人，使其可以耕種自濟，並在忙碌的勞作中，漸漸學會了釋然。元豐五年（1082）的一曲《定風波》，即宣告了蘇軾痛苦糾結過後的自我突破：「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並不是因為熬過了風雨而驕傲，也不僅是對風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筆勾銷，並無風雨，這不是一種虛無主義，而是在明白了人生的真諦後，對身世利害的斷然超越。此時的蘇軾，漸漸擺脫了早年作品中的諷刺與憤怒，代之以人性中的寬容和溫暖，那是一種能夠笑納一切的達觀，也唯有如此的灑脫曠達，才會有隨後「井噴式」的藝術成就。

1082年，註定是中國文學史上非比尋常的一年，在黃州，經歷了痛苦糾結並從中解脫出來的蘇軾，寫出了流傳千古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面對人生的困境，蘇軾借著與友人的對話，懷想起當年在赤壁何其意氣風發的英雄們俱已不在，感慨生命短暫之餘，想到了如今早生華髮的自己，但好在自己已經明白了「人生如夢」的道理，參透了萬事萬物「變」與「不變」、「短暫」與「永恆」之間的辯證關係，也真正頓悟：「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只有不為世間得失縈懷的人，才能真正擁有和享受天地之美，並與之共有千古。儘管這種超越性在歷代文人身上，多少都會有所體現，但蘇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帶有強烈的人間色彩。《後赤壁賦》中登高而悲的東坡，最後也「返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他放棄了登高、放棄了超越，強調我要回到人間去，用超越的心態繼續遊戲人間。

因為蘇軾的憑弔，赤壁之戰這個原本屬於英雄的故事，被轉換成不遇文人於天地間自我關照與安身立命之寓言，這對於北宋末期逐漸成熟且蔚為勢力的新興文人階層有莫大的吸引力。雖然蘇軾當年避免公開前後《赤壁賦》，但其實於他在世之時已廣為流傳，而與《赤壁賦》相關的圖像作品，也在蘇軾在世或去世不久即有創作，且成為了一個持續流行的藝術創作母題。

整場展覽不乏反映蘇軾黃州時期生活與藝術創作的展品，但在展覽的單元設計意圖中，更多的是為了展現蘇軾的朋友圈。諸如展覽第一單元「勝事傳說誇友朋」中，他寫給黃州時期好友陳慥的《新歲展慶帖、人來得書帖合卷》，或是像展覽第二單元「蘇子作詩如見畫」中鮮于樞的《海棠詩卷》、第三單元「我書意造本無法」中陳奕禧的《臨蘇軾書寒食帖卷》等，歸屬於文學領域或書法藝術角度的「蘇軾主題」作品，以及後人對東坡赤壁的再創作，而相關展品的較為分散，也多少會影響黃州歲月在展覽中的整體呈現。無論是蘇軾的交友也好，還是他的文學創作、書法藝術，其實都植根於蘇軾本人的個性、境遇、情緒、境界等精神內核，而精神層面的深入與引領，也是一場成功的展覽最需要實踐的內容。

【北宋】蘇軾 新歲展慶帖、人來得書帖合卷 故宮博物院藏

一個真正能抵達人們心靈深處的偉人，一定是內心仍保有一份孤獨，仍願意為他心中的理想而獻身的人，即使不被人理解，但他內心仍能自我圓融、仍九死不悔。正因為蘇軾黃州時期的痛苦糾結，才讓日後他的超越、樂觀、灑脫及熱愛生活的人生態度，感染了我們所有人。

舟載諸友長周旋

「此心安處是吾鄉」，正當蘇軾把黃州當成自己的故鄉，安心做個農夫時，他的命運卻發生了轉變。元豐七年（1084），按宋神宗的旨意，蘇軾改為汝州安置。從黃州前往汝州，途經江寧府時，蘇軾見了已經罷相八年的王安石。金陵相會的日子裡，蘇軾與王安石唱和詩文、談佛論道，他們在文化上的抱負和對彼此才華的認同，讓所有的宮廷爭鬥、政見分歧都黯然失色。那是蘇軾羈旅困頓中，最痛快酣暢的一段時光。藝術在不知不覺中，彌合了橫亙在兩人之間的鴻溝，那一次，金陵相別時，王安石慨然發出長嘆：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元豐八年（1085），對蘇軾「又愛又恨」的宋神宗趙頊駕崩，年僅10歲的太子趙煦即位，宋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一上臺，迅即起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人物，廢除神宗施行已久的「新法」，罷黜「新黨」大臣，政局完全逆轉，次年改年號為「元祐」，史稱「元祐更化」。只用了17個月，蘇軾就從一個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員，提升了六個品級。慢慢地，那些在動蕩中離散的朋友們又重新聚集在蘇軾周圍。元祐二年（1087），他們在駙馬王詵的西園舉行了一次雅集：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米芾、蔡肇、李之儀、張耒、晁補之、王詵、李公麟等22人，或寫詩、或作畫、或題石、或撥阮、或看書、或說經，極宴遊之樂，一個小小的私家花園，瞬間成為融匯那個時代輝煌藝術的空間載體。雖然李公麟所作《西園雅集圖》與米芾所作《西園雅集圖記》的原作早已散佚，但「西園雅集」後來也同「夜訪赤壁」一樣，成為歷代畫家不斷回放的經典場景，寄託著後世對以蘇軾為核心的北宋文人群體，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無盡的追思和嚮往。

宋人尺牘，是典型的小品，往往以精緻而富有意趣取勝，章法錯落有致，以長短句為節奏，具有強烈的形式感。本次展覽以「蘇軾」為中心，通過一系列精彩的宋人尺牘孤本，諸如傅堯俞的《蒸燠帖》、呂大防的《示問帖》、蔣之奇的《北客帖》、黃庭堅的《君宜帖》、李之儀的《汴堤帖》、米芾的《盛制帖》等，牽出了一個個耐人尋味的個體，一段段文人間相知相守的往事，也勾起我們想要進一步探究的意願。展覽點到為止，處處留白，正因如此，才會讓我們在「填充」這些留白時，更加共情於他們之間的交往，來得那麼美好那麼晚，而分別又來得那麼迅急那麼早。

【北宋】蔣之奇 北客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黃庭堅 君宜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李之儀 汴堤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米芾 盛制帖 故宮博物院藏

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執掌朝政，新的黨爭捲土重來，這一切給了「舊黨」人士共同的晚年際遇：貶謫。蘇軾更未曾想到，他竟被命運一路拋向最遠方，再度陷入生活、生存上比黃州五年更為長期、更為艱險的磨難中。這一批富有才華的文人，從此進入了他們困頓坎坷的後半生。其中處境最艱難的，是被認為與蘇軾關係最為密切的秦觀、黃庭堅。「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秦觀在被貶今廣西橫縣的途中，把他對往日朋友相聚的懷念和遠謫他鄉的惆悵化作了滿紙的悲涼。後來黃庭堅流放廣西宜州時，秦觀已死，黃庭堅覽其遺墨，不禁想起下朝之後縱馬如飛的秦少遊，一時感懷無限，步少遊詞韻，也寫下了一首《千秋歲》，感嘆如今「人已去」而「詞空在」。如果說蘇軾對於自己的不幸早已處之不驚，但對於這些門生因受他牽連而遭遇平生大變故，則甚懷不安。元符三年（1100），遠在海南儋州的蘇軾讀到這首詞，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後一首豪放詞《千秋歲·次韻少遊》，「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以孔子自比的蘇軾，既沒有被貶謫的打擊所摧垮，也不迴避嚴酷的政治環境，他直面慘澹的現實，頑強地追求生命價值的實現。可以說，這是蘇軾對沉溺於悲哀的門下弟子的教誨，更是其一生的政治氣節和人生態度的自白。

【北宋】蘇軾 書和靖林處士詩後 故宮博物院藏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哲宗的弟弟趙佶繼位，開啟了長達25年的徽宗時代，政局又一度逆轉，蘇軾得以渡海北返。「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是蘇軾北上途中，在金山寺見到李公麟當年為他所作的畫像時寫下的一首詩，算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此時，最讓他感慨的不是身居廟堂之上的榮耀，而是他被貶黃州、惠州和儋州的流離歲月。可以說，蘇軾是一個容易感傷的人，也是一個善於發現快樂的人，當個人命運的悲劇浩大沉重地降臨，他就用散碎而具體的快樂來把它化於無形。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時值盛暑、河道燻汙、穢氣侵人，在長江上飲冷過度的蘇軾突發痢疾，7月28日終於他曾夢寐以求的家——常州。

我書意造本無法

對一位書家的書風加以分期，常恐失於武斷，因為書風是延續的、漸變的，但為了便於掌握書家一生書風的演變軌跡，依不同風格特徵加以分期，卻是無法繞開的議題。最早在北宋，黃庭堅就曾對蘇軾書法分期提出過自己的看法：「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徐季海，至其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遒似柳誠懸；中歲喜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綜言之，蘇軾書法早期主要是學習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晉人法書，中期轉學顏真卿、楊凝式，形成了一種融合晉人娟秀挺勁與顏、楊樸厚雄強的綜合書風，晚期傾心李邕。從時間上分，黃州之前及到黃州之初可視為早期，元豐五年至元祐年間可視為中期，紹聖元年再次南貶時，則歸入晚期書風。

故宮博物院藏蘇軾法書，恰好可以完整呈現蘇軾書法風格的演進過程：《治平帖》作為蘇軾早期代表作，「字劃風流韻勝」中不難看出這一階段對王羲之亦步亦趨的學習；《新歲展慶帖、人來得書帖合卷》，均是蘇軾信札中極少的長簡墨跡，《新歲展慶帖》書於前，即蘇軾到黃州後的第二年新春，其字仍多有《蘭亭》遺意，《人來得書帖》書於元豐四年到六年之間，蘇軾書法正處在突變期中，其風韻雖仍屬《蘭亭》，但已明顯受到顏真卿的影響，體勢上越加豐厚，字形亦多大小錯落的變化；《題王詵詩詞帖》《歸院帖》《春中帖》，皆能反映出日漸成熟的蘇軾書風，筆豐墨滿、儀態淳古，扁橫、欹斜與日俱增；《三馬圖贊》，筆勢蒼勁渾厚，筆法自然流暢，呈現出蘇軾書法晚期「不踐古人，自出新意」的境界。

【北宋】蘇軾 治平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蘇軾 題王詵詩詞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蘇軾 歸院帖 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蘇軾 春中帖 故宮博物院藏

如果我們將這次展覽同近些年舉辦過的以人物為主題的書畫類展覽做個對比，會發現本次蘇軾特展，既不像東京國立博物館2019年初的「顏真卿」展，以顏真卿為一個點，散發為一場以唐為主的中國古代書法史展；也不像故宮博物院2017年秋季的「趙孟頫」展、上海博物館2018年末的「董其昌」展，以趙孟頫、董其昌為一個面，向前追溯、向後延展，呈現出一場全面認知主人公藝術成就的人物展，而是以「蘇軾主題」來統攝所有作品，這就增加了展覽的組織難度，諸如展覽在談到蘇軾書法的後世影響時，會忽略掉他對南宋「文藝紹興」的影響，同時也增加了觀展難度，不利於觀眾對其書風發展演變的認識。

蘇軾在「宋書尚意」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北宋後期士人的書法實踐基本秉承了蘇軾的書學思想，共同營造了宋代書壇崇尚書家個性、強調文人內涵的「尚意」之風。徽宗時，蘇軾書法一度遭到毀禁，極大地限制了蘇軾文學、藝術的傳播，加之徽宗本人對蘇軾書法的漠然態度，直接左右了在朝士人的取法對象。司馬光、文彥博、範純仁、蘇軾、黃庭堅、秦觀、李之儀等舊黨名士，雖然都是當朝善書者，但《宣和書譜》中均未列入。宋室南渡後，蘇軾受到了無以復加的推崇，一方面與帝王的政治需求不無關係，另一方面也同彼時的文人處境有關：憂國憂民的情結使得南宋文人不像北宋文人對生活注入過多的閒情逸緻，他們大多無心遊於書畫。因此，南宋書壇雖有人提倡復古晉唐，但具有新意識或推陳出新的書家寥寥無幾，更多的人是在蘇、黃、米三家書風下沿缽討活，「南宋學蘇者最眾，學米者次之，學黃者更次之」。

儘管每個人對此次展覽的內容設計或是形式設計，會有一些不同的認知理解，但仍非常感謝所有為展覽的組織、籌備貢獻自身力量的博物館人，是他們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新的蘇東坡，一個以展覽作為載體的蘇東坡。雖然它可能無法覆蓋我們每個人心中的蘇東坡，但隨著時光的推延，無論是展覽也好，還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消散在歷史中，而唯有東坡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