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陳家山
任何人都不可能絕對和醫院不打交道。礦醫院主要就是為礦工服務，為礦工家屬服務，礦醫院的老院長張文戰是我很好的朋友，這主要源於一次他對我的頸部按摩。當時他是外科主任。一次，我的頸椎疼的受不了，就去醫院找到了他。其實並不熟悉，我以為他會隨便把我支開，或者讓別人去治療。因為一個醫院的外科主任畢竟還是有些身份的，何況是一個根本不熟悉的人來求治。但是，他態度謙和地說，你坐在椅子上，然後，他非常耐心地給我按摩了很長時間，也不知是他的手法真的管用，還是我心裡的激動，反正是脖子當時就不疼了，這後來，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以至於後來我雖然離開礦區，但只要回去，都要和他見一面。
礦醫院另一個叫我難忘的人是畢福利，他是一個外科醫生。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不時地會發作一種叫人難以啟齒的病，這就是左臀部尖端部位的深度囊腫。記得很小的時候就經常犯，一犯，屁股就腫得明光光的不敢碰，一碰就是那種針刺般的深度疼痛。大概是小學的時候，父親曾經領我去看一個老中醫，老中醫說是什麼「後臀疽」。那次，已經發作很久。老中醫說裡邊已經徹底化膿，需要開刀。我那個時候還小，當然害怕，哭著不願意。父親將我壓在他的腿上，老中醫拿著那種柳葉刀，一刀刺進去，膿就奔流出來了，我雖然哭著，但卻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至今似乎還能感到那熟透了的膿順著刀口流出，順著屁股流下的那種清涼，因為此前屁股的皮膚是燒疼燒疼的。後來，老中醫給刀口放了一種他自己研製的中藥捻子，外麵糊了一張麻紙，就讓我下來走路，而我居然可以走路了，可是去的時候，是父親背著我去的。因為疼的根本不敢走路。那之後，似乎好了很長時間。但是，我上高中、大學和工作之後，又是不時地發作。不過，沒有那麼嚴重，過一段時間，好像就沒事了。發作的時候，屁股的尖端有紅腫，按壓，深度有針刺般的疼痛，常常不能坐，要坐也只能半個屁股，但因為時好時壞，沒有特別在意，但總是發作，也很討厭，而且發作常常是在夏天。那一次，就去找到了畢福利大夫，說了情況後，他說，這是「深度囊腫」，我說，手術，徹底根除。於是，畢大夫親自手術。完了之後，大概換了一個星期的藥，隨後，那個令人討厭的病，再也沒有發作過。妻子的闌尾炎手術，似乎也是他主刀做的，術後恢復得非常好。1990年5月，我兒子的出生，也是在陳家山礦醫院。礦醫院婦產科的陳紅主任，是一個脾氣不好，但心地善良的人。她對於那些嬌氣的孕婦，從來都不客氣，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過去那些農婦在地裡幹著活，突然就把娃生下來了，還不是好好的？哪有那麼嬌氣，放在冰天雪地裡，該生產還照樣生產。她這話，也許有些偏激，但對於那些喊爹叫娘的孕婦，還的確有些震懾作用。妻子生產的時候很是勇敢，雖然也疼痛，但她滿頭大汗，硬是不吭。兒子順產，頭很大，半天出不來，助產護士有些著急，怕時間長了對孩子不好，妻子疼成了那樣，但是，還是操心孩子，怕時間長了影響孩子大腦，好在孩子最後順利產生，妻子也一切安好。
那個醫院，還是著名作家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地方。路遙在陳家山醫院寫作長篇小說，主要是為了安靜，當然也是有他的一個親戚的牽線。但是，他的寫作習慣是晝伏夜作，白天睡覺，晚上寫作，這在他的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裡說的很清楚。當時礦上的一些文學青年不知怎麼知道了路遙就在礦醫院寫作，可能也去看望過，但大多沒有見到。文學青年吳延偉曾經給我說了這個消息。我大學尚未畢業的時候，路遙的《人生》已經全國火爆，他曾經給我們做過文學報告。所以得知消息之後的一天，我去醫院看望他，但是，還是沒有見到，聽人說，他回西安了。 妻妹能去醫院財務科工作，也和當時的院長張文戰有些關係。醫院財務科要個會計，當時，我已經離開學校，到礦機關黨辦當秘書。此前，妻妹在選煤樓做三班倒的工人。選煤樓，其實就是煤被挖出來之後，石頭和煤塊混合在一起，所謂選煤，就是把煤中的石頭選出來，以保證煤的質量。這個工作在煤礦，談不上很累，但是也不輕鬆，最根本的是，女同志的三班倒比較麻煩，也比較髒。剛好，礦長辦公室招收打字員，那個時候，還是那種最簡單的鉛印打字機。得知情況後，我就給當時的礦長辦公室主任牛相林說到此事，牛相林又是鹹陽旬邑人，算是老鄉，就說可以。就這樣，在選煤樓三班倒的妻妹到了礦機關打字室。她也很努力，很短時間就完全掌握了打字技術，加上自己的文字功底還不錯，所以文件打得又快又好。不久我又聽說醫院財務室要會計，我就又給院長張文戰說及此事，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真的很好，幾乎沒有任何的要求，也沒有費任何的力氣，妻妹就到了醫院財務室，一直幹到今天，而且屢次受到表揚。 漫步在昔日熟悉的醫院，我從前面走到後面，有從後面走到前面，醫院的面貌也不是從前的樣子，現在已經改成陳家山醫院，既承擔著對礦區的醫療服務，也承擔著對廟灣地區群眾的服務。醫院的旁邊已經建起了家屬樓，而此前，醫院的所有人都是住在醫院之外的。醫院門前通往礦家屬區的那條路還在，只是路的兩邊已經建起了大大小小的門店，酒樓和經營場所。 沿著礦區河南邊的那條路，繼續往礦區方向走，是商貿市場。賣菜的、賣飯的、賣水果的，雖是大早上，卻已經顯出了熱鬧。市場已成規模，廟灣鎮政府周圍，各種建築已今非昔比。而很多年前，這裡幾乎還是一片荒地，除了鎮政府一座簡單的辦公樓，周圍就是農民散亂建成的院子，即便是那座簡單的辦公樓，也還是剛剛建立起來的，因為此前的鎮政府是在更加偏遠的廟灣村。我離開礦上，到銅川日報工作之後，因為採訪的關係，認識了廟灣鎮當時的鎮長張育民。張育民是一個領著大家實實在在幹的鎮長。因為廟灣地處偏僻，經濟不發達，但當時鄉鎮企業發展轟轟烈烈，幾乎各顯其能。廟灣地處煤炭儲藏區，除了國家的大型煤礦之外，一些私人、鄉企小煤礦也如雨後春筍。張育民帶著大家千方百計發展經濟，改善生活。一次，他很感慨的對我說，他是背著大山跑的人，負擔重，經濟落後，要趕上那些有地區優勢、經濟好的鄉鎮，必須跑步前進。隨後，我曾經寫了一篇《背著大山跑的人》的人物通訊，發在當時的銅川日報上，也因此和張育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後來擔任耀縣教育局局長，銅川市教育局副局長，1998年，我離開銅川之後，很久已經沒有再聯繫，不知他現在情況如何，假如有機會，真的還想去看看他。 繼續往前走，過人行鐵橋就到了礦部，調度室、工會、燈光球場、機關辦公樓、招待所、浴池…… 1989年下半年，在學校待了快六年之後，我突然對教書產生了厭倦之情。 從1984年畢業後，在機關黨辦待了很短暫的一個時期後，我就到了學校。我之所以能在機關待那麼一段時間，和我的老鄉、礦黨委當時的組幹部長，後來的黨委副書記、書記李德合有關。八十年代，能分到企業的大學生不多。所以，單位也很重視，鄉黨李德合大約覺得是老鄉，想把我留在機關，我當時也不知道煤礦企業的秘書到底是一種什麼工作，總覺得和文字打交道，而這個對於自己來說也不算太難，也就答應了。但是，一個月的時間裡，參加了生產安全、獎金分配、掘進綜採的各種礦長辦公會，我完全一頭霧水，幾乎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會議記錄做得連自己都不滿意。因為對煤礦生產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要聽懂那些生產班長、綜採隊長、生產副礦長滿嘴的專業術語，還真的不容易，再加上研究獎金分配問題，對於剛剛走上社會，滿腦子理想、事業的我來說，總覺得老說這些是一件很俗氣的事情。當時的黨辦主任徐志仁，是個河南人，滿口的河南腔，也寫得一手好材料，待人和藹。他讓我先看看往日的材料，熟悉情況，但他同時又對我說，寫那些東西，也許十年之後，你寫的東西摞起來比你還要高，但是，幾乎沒有什麼用處，生命力也就是那麼很短暫的幾天。當時的副主任牛相林也很真誠地對我說，你應該去雜誌社當編輯，或者到報社當記者，當作家。那樣，你的文字才會真正的有點價值。老前輩的這些提醒，加上我參加各種會議的感受，讓我覺得，那裡，也許並不適合我，儘管在他人看來，很風光並且求之不得。 到了當年九月，當時陳家山礦中學的趙校長找到礦領導，「聽說給學校來了一個學師範的大學生，你們怎麼給截留了？」就這樣，我順水推舟，來到了中學，開始帶初三畢業班的語文課兼一個班的班主任。 大約有三年時間吧，我個人利用周末休息時間，給學生無償補課。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補課還需要收費，就是全部身心地投入在教學當中，總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能很快地教給學生，利用自己的所能，開闊學生視野。但是，所有的付出似乎並沒有什麼效果，也沒有太大回報。當然老師的任何付出，不需要物質金錢的回報，但是，需要的是學生對老師付出的認可，以及對老師無償付出的一種尊重。可是，礦上的學生對此似乎沒有任何的感覺，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他們還是那個樣子。慢慢的就有一種人生付之東流的荒廢感，後來也就不再那樣補課，按部就班地上課，儘量把每一課都備好上好。但是，礦上老師賽教，我還曾是優秀賽手，事跡曾經在礦廣播上播送了很久。上課之餘，我一頭鑽進了自己的寫作當中，除了上課，就是寫作、閱讀。魯迅全集，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隨學生一起早讀時讀完的。除了自己的寫作，我還給礦廣播站不斷地供稿，於是，在礦宣傳部也就有了一點名聲。1989年冬的一天，我去礦機關組幹部的部長蔣立先那裡聊天，隨口說了一句：什麼時候，兄弟來你這裡吃飯，他當即說，真的假的？我說真的，就怕學校不放！他說，你真的要來，這你不用管！此後不久，他又一次打來電話，詢問情況。我給當時的校長郝秀元說了情況，果然，他說，你是教學骨幹，不能走。我只是說，礦上要我，我也想去！ 畢竟學校是礦上的一個下級部門，礦上要人，學校也不好硬不給。大概一個月之後，我就到了機關，在組幹部待了一段時間後，去了黨政辦當秘書。 值得一提的是黨辦文書孫全哲，我們很能聊得來。他是旬邑人，為人親切謙和，善於幫助人。大概是1990年的一天，我的學弟，已經在銅川礦工報當記者和編輯的王志祥給我說了一個信息，銅川報要擴版，可能招編輯記者，他給當時的銅川報總編王英推薦了我，而王英原本是要把他調去的。志祥原本在銅川礦務局二中當老師，礦務局得知他要離開去銅川報，就把他放在了礦工報。那個時候的礦工報也名操一時，他去礦工報後，我們有多次溝通，也曾經給過他文章。大約是有一次，王英和他閒聊，覺得沒有把他調入銅川報有些遺憾。他就說，他有一個同學，在陳家山煤礦，比他還要厲害。於是，王英馬上說，那上去看看。志祥立即火速把這個消息給了我。我和妻子商量後，決定走。其實，當時孩子剛剛幾個月，還不滿半歲，但那對我確實是一個夢寐以求的機會。我立即給當時的辦公室主任牛相林說了情況，他表示支持。他說，辦公室的材料是理性思維，有一定的模式，時間長了，思維的固化，思緒也就飛揚不起來了，你最合適的就是報社、雜誌社。然後，我又給當時已經當上礦黨委書記的李德合說了這個情況，說，我想去，他也支持。去給分管的黨委副書記高仰才說，他不反對，但卻不大理解，說你離家那麼遠，去哪裡幹嘛？我說，我就是喜歡這個工作。
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一次工作調動考察終於來了。王英帶著報社辦公室主任李福生，還有我的同學王志祥，時隔兩天後驅車七十公裡到了礦上，和我匆匆見過一面之後，就和礦黨委書記、黨辦主任協商調我去報社的事情。因為我此前的工作，也因為那個時候的人心都是那麼純善，據後來王志祥給我反饋的信息：王英總編說，報社準備擴版，需要編輯記者，聽說你們這裡有個王永傑，文筆不錯，我們想調他去報社，你們同意不同意？黨委書記李德合率先表態：你們要，我們就放！
事情就這麼簡單而容易的確定了。中午，我在礦區的一個飯店懷了十分感激的心情招待他們。王英說，你調入報社的事情，礦務局的關係你來打通，市上的關係我來協調。當時，銅川礦務局和銅川市是平級單位，銅川市沒有資格從礦務局直接調人，加上當時的大學生還比較少，礦務局對於知識分子的調離還是卡的比較嚴，要上局長辦公會。對個人來說，是一件大事，但對於全局管著十多個煤礦的礦務局來說，實在算不上什麼事情。就那樣大概有個大半年時間吧，也通過熟人，找到了礦務局的組織部長，終於，在1991年的九月份，我正式調入銅川日報，成為報社的正式一員。 在此過程中，還有幾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銅川廣播電臺的吳旭和佛立戶。由於當時在陳家山煤礦，我聯繫了幾個文學青年，成立了香山文學社，（因為著名的大香山就在距離陳家山不遠的地方，北京的香山，雖然名氣很大，但其實是小香山）大約有兩年時間，大家堅持每周在我家進行創作交流活動，並有成果，加上吳旭原來又在礦廣播站當播音員，於是對我進行了一次採訪，並把稿件發在銅川報上，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的輿論影響。陝西日報駐銅川記者站站長高敬毅和王志祥是好朋友，志祥介紹我認識了敬毅，敬毅又帶著我見到了當時分管宣傳工作的市委副書記常浩智，常書記看了我發表的一些作品，說，這個事情他來過問一下，不久，我就正式到報社上班了。 在那個礦機關大樓上，我待了大概一年半時間。現在，那棟樓還在，只是內部裝修和外部美化比過去好了很多。 機關辦公樓的東邊，就是礦招待所，還有當時被稱為「鳳凰樓」的一棟建築。剛報到的時候，我們新分來的大學生就住在招待所。每天在招待所吃飯，一邊的鳳凰樓上，住著比我們早來的礦院大學生李朝、賀立社、李繼昌、任克農等，雖說此前不認識 ，但因為同是分去的大學生，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記得一次，我們還有過一次聚餐。此後，我們就分到了各自具體的部門，開始了礦山的工作。學煤礦的那幾個後來都成為技術領導，或者成為礦領導。 很長時間，鳳凰樓其實就是職工宿舍，而且主要是男職工宿舍，但我不知道為何被叫做「鳳凰樓」。機關樓的右前方，是一棟建築，那裡主要是各個煤礦生產班組的辦公地，綜採隊、綜掘隊、通風隊、運輸隊就在那裡，在機關工作期間，我和他們有了一些聯繫，也認識了一些後來關係很好的隊長。 在機關工作期間，我也曾經參加過井下勞動。當時一半是好奇，就是想要知道煤礦井下是咋樣的，另一半則是工作要求，當時叫做機關支援井下勞動。機關的支援，大概是井下最簡單也最輕鬆的一種勞動，就是把小火車從地面送下去的支柱再抬到工作面，因為小火車運送不到那裡。在地面，這樣的勞動也許算不上多累，但是，到了井下，四周一片漆黑，腳下坎坷不平，左右都是堅硬的巖石，只有頭上能照出一點光亮的礦燈，稍不注意，碰到巖石上就是一塊肉。那個時候，你才會覺得戴上安全帽是多麼重要。我的眼睛又不好，幹活當然要出汗，出汗就要用手擦，但是，衣服、手全部都是煤屑，擦在臉上就變黑，擦眼鏡，眼鏡也會變黑，看起來會更加困難。下過幾次井之後，特別是那一次因為沒有經驗，升井時趕小火車，上錯了方向，因為那種拉人的小火車，從兩邊都可以上，但有經驗的人，一定是從遠離巖壁的那一邊上，我由於沒有經驗，看見其他人都上了小火車，火車甚至已經啟動，我就從最近的一邊上了火車，但是，安全鏈已經掛上，我是頭和腳進了車廂，屁股和腰部卻被安全鏈當在外邊，火車慢慢啟動，很快就會緊挨著巖壁開啟，車上的那些我不認識的工人，一看這種情況，趕快用手解掉安全鏈，一把將我拉了進去。事後告訴妻子，妻子嚇得半死。我一想也是非常後怕，後來再有這樣的勞動，那些隊長就說，你不要下了，任務我們給你完成。很多在別人看來並不難的事情，你可能真的做不了，而你能做的一些事情，別人也未必能夠做好，這就是我那個時候的認識。
其實，還在學校的時候，我就和礦宣傳部廣播站的那些人比較熟悉。任保印、趙宗科、苗瑞芝、李建永、房桂霞、董桂芳、劉都敏等。記得一次，機關組織熱愛礦山的巡迴演講，我被抽到了，於是就隨著演講團，去各個班組進行演講。現在看來，那些演講大概是不接地氣的，但當時的工人們卻都聽得很認真，而我們每個人也都很用心。 從機關樓往西不遠，就是礦俱樂部，那時礦上職工家屬精神文化活動的主要場所。看電影、文藝演出就在俱樂部裡邊。俱樂部外，就是一個自由的市場，賣什麼的都有。 我曾經和播音員房桂霞在俱樂部的舞臺上主持過兩次礦上大型的文藝晚會，也表演過節目。那個時候，雖然我還在學校，但礦區的很多人已經因此知道了我。記得每一次上臺主持，妻子都要精心給我收拾髮型，用那種簡易的燙髮器給我燙髮。女人總是不希望自己的男人在人面前邋遢，所以總是埋怨的多，批評的多。但是，很多男人對此都不理解，等到理解的時候，卻已經是兩鬢斑白。 在那個中學，我從1984年秋季待到了1990年。學校的建築呈刀把型，一邊是教室，一邊是老師宿舍。我在宿舍樓的三樓，所帶的班也在三樓，所以，進出教室很方便。學生早讀，我也早讀，就在那個時候，我讀完了16卷本的《魯迅全集》，並做了大量筆記。礦上的孩子很調皮，但也很熱心。礦上的冬天很冷，對於如何盤取暖火爐，我沒有經驗，他們就幫我。我的那個房子窗口朝西，冬天的風順著溝口吹下來，常常煤煙倒灌。房子裡開門冷，不開門嗆。常常睡到半夜，窗、門大開，讓煙跑出去，但很快，就又冷的不行。有幾次，乾脆熄滅爐火，關上門窗睡覺，但到底還是冷得不行。有時候，偷偷用電爐子，但是，冬天是用電高峰，為了保證煤礦生產，礦上禁止使用電爐子，所以經常派人檢查。有一次在檢查時我把電爐子放在了窗臺上，他們在房子裡沒有發現，但是人家在樓下用手電筒往上一照，卻發現了，當時收走了，但最後，卻又給了我。
高少平是一個四川人，喜歡寫詩歌，在當時的《延河》雜誌上發了不少詩歌。由於對文學的熱愛，所以一到學校，我就和他有了聯繫。他也住在學校，加上四川人喜歡吃，自己經常做飯，當時幾個住在學校的單身老師韓一飛、張院，還有後來的鄭樹江經常在他那裡吃飯。我喝酒划拳就是那個時候學會的。這一點上，韓一飛是我的老師，是他親自教會我如何划拳、如何判斷輸贏的。高少平有著很強的商業頭腦。那個時候，他就給他所帶的班級學生製作校服，加上他帶領班級也有一套。嘴又能說，又寫詩。有一年他說他帶了幾十塊錢出門，轉了很多地方，開學回來後身上還賺了幾百元。那個時候，一個月的工資就是四五十塊，幾百元實在是一個叫人羨慕的數字。
他給我說了煤礦工人的可愛與豪爽。他曾經是煤礦工人，他說煤礦工人的語言很豐富，煤礦工人又很好打交道，不會那麼小心眼。如果有工人在井下打架，哪怕打的血流滿面，升井後，洗過澡吃飯，一方會買好菜拿上酒，往對方面前一放：你狗日吃！一切就都煙消雲散，不會小肚雞腸很長時間。但有一些人對高少平似乎評價不高，他和一個風流的女人有染，或者說已經打算結婚，但後來又變故了，需要辦理離婚手續。可打官司中間似乎並不那麼順利，所有這些，他都很坦然地說給我們。他甚至給我說，一次在法庭上，他如何怒懟法官的事，法官大概問話不怎麼友好，或者說在高少平看來起碼不很公平。於是，在辯護的時候就對法官說：我怎麼感覺你比我還愛XXX，你比XXX還要痛恨我？最後的結果當然是離了。 但他有一度在老師中間很有威信，學校後來新來了一個書記，對他看不慣，要處理他。在一次會議上，很多年輕老師起來為他呼籲，並質問那個書記，那件事情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他後來離開學校開起了酒店，做起了生意。 教英語的韓一飛則調到了銅川市城區檢察院；鄭樹江調到了銅川市法院，張院調到了銅川新區土地局。 學校的馬毅老師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是當地人，幾個女兒長得非常漂亮。他當時也是語文老師，也會彈鋼琴，對我很好。到學校不久，他就讓我寫入黨申請。我說，大學時我已經寫過了，但他還是動員我再寫。我當時的感覺是，入黨並不能以寫多少次申請來衡量他的願望、心情和迫切程度，寫一次申請的，可能很真誠也很強烈，寫了很多次的，未必一定很真誠，也未必一定願望很強烈。所以，一開始不寫，馬毅老師多次要求我再寫，他認為我是一個不錯的老師，也應該成為黨員，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對於優秀人員普遍的看法，後來就寫了。大約1986年，我就成了一名預備黨員，到今天算來，黨齡已經三十多年了。 顏菊梅老師是學校圖書館的管理員，我就是從她手裡借來了全套的《魯迅全集》。她是北京人，老公是鹹陽人。我第一次去北京就是隨她們一起，還在她北京的老家吃過一次飯，她隨後調回了北京，也是多年不聯繫了。 我婚姻的牽線人是學校的語文老師趙巧英。她在學校的威信很高，幾乎每學期的優秀老師、先進人物都有她。 剛到學校時，我曾經還兼任著校團總支的工作，負責宣傳。書記是蘭勝利，一個個子高高，很帥氣的男人。一度我們的關係非常好，幾乎形影不離。記得1984年剛到學校時，見到一個個子不高但很乾練的女老師，長得也很漂亮，名字叫王鳳雲。但很快就不見了人影，聽說是去了銅川師範學習，大概兩年後，即1986年就回來了，給學生帶地理課，同時在校團總支也擔任著工作。每次團總支開會，也只是匆匆一見，甚至很少說話，至多點頭打個招呼。不久，學校就有人來給我說，王鳳雲在礦上有對象！似乎還是一個礦領導的兒子，我當時還有些莫名其妙，為何給我說這個？她有沒有對象和我有什麼關係？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大概是有些人感到了危機，專門託人來給我說，是要我別打主意的意思。 而我那個時候，說老實話，還真的沒有想這個事情。我當時和湖南大學的一個東北女孩書信往來特別密切，幾乎一周一封，甚至做著非常美好而浪漫的愛情夢。那個女孩是我畢業的那一年，因為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的一篇文章《畢業前的思戀》而有了聯繫的。我1984年離開學校，她那一年進入大學，到1986年，我們頻繁通信已經接近三年，曾經有幾次要見面，但又失之交臂。大概1985年暑假，我去北京。得知她在北京某地實習，就約見。但是，我到達北京的當天下午，她卻剛要離開北京回遼寧錦州。我在北京待了一周，給了她一封信寄給她老家，她後來很是埋怨我已經到北京了，為何不去錦州看她，而我只是覺得那樣太魯莽。還有一次，大概是此後一年的暑假，我們相約在西安見面。但是，她的家人卻阻止了，就那樣又沒有見到。所以那個時候，我全部身心都在這個事情上，雖說是幻想成分很大，也覺得沒有任何希望，但是卻很美好。因此，當有人給我說那些話的時候，我莫名其妙，我也茫然不解。但同時，也讓我開始注意到了王鳳雲。 一次，趙巧英老師問我：「有對象沒有？」我說：「還沒有！」她就說：「你看王鳳雲如何？」我說：「人家有啊」她說：「可能吹了！如果你覺得可以，我就去給你提說。」但她同時告訴我，你一個月內不要去找她，她要複習考教師資格證，別影響她。我說好。 那樣的過了一個星期，雖然也見面，雖然也和平時一樣點頭打個招呼，但彼此似乎都心知肚明，眼光裡也有了一種只有彼此能夠感受到的溫暖。僅僅一周之後，她就來到了我的辦公室兼宿舍，開門見山說了情況。她說行就行，不行也別勉強。我就感覺到她很乾脆，不作做，而且比一般的同齡人要成熟老練很多，當時就答應：可以！ 說好的挑明關係之後，暫時不見或者少見，但是，迅速升溫的感情讓我們都無法克制自己。我們有過一次長談，她對我也有了解。那一年冬天放假，她和嶽母一起去到我們家，從上車的那一刻起，我就叫嶽母為媽，直到現在！ 1987年8月27日，我們正式在老家結婚。此後，去新疆旅遊。一個月後回到學校，招呼老師們吃了一個飯，就算正式結婚了。之後很長時間，就住在我的辦公室裡。大約是1989年，我們在家屬區有了一個單元房，面積不大，上下樓都是教師，而樓上住的就是當時曾經給我說王鳳雲有對象的那個老師。他有一次很感慨，每每走過你們的門前，聽見你們的笑聲，就會讓人羨慕。 1990年5月，我的兒子誕生在陳家山礦醫院，大約1991年八九月吧，我正式告別陳家山煤礦，成了《銅川日報》的一名採編人員，但因為妻子兒子還有嶽母一家人還在礦上，仍然一兩個星期最多一個月要回去一次；1994年，妻子辭掉了陳家山礦中學校長的職務去了海南，1998年，我告別銅川來到鹹陽，從此，與陳家山漸行漸遠。 但是，骨子裡始終還是感覺到陳家山的人很親切，只要聽說是來自陳家山的，就有一種親近感。尤其是2004年11月28日，陳家山重大礦難，166人死亡，讓我的心緒久久難以平靜，我立即寫了《疼痛陳家山》的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礦難發生後一周時間，我和任保印、趙宗科等在鹹陽的陳家山人又一次回到了陳家山，正值礦難後的頭七，166個家庭，在礦部祭奠他們死去的親人。那種情景，叫人的心一陣陣發緊，也一陣陣悲涼。我剛畢業所帶的一個學生，就在那次礦難中死去了，年齡可能也就三十來歲吧。 告別陳家山，已經28年了，期間也間或回去，但總是來去匆匆，這一次，稍有一點時間，一個人，於濛濛細雨中，在整個礦區走了很久，所見到的景物，所曾經的故事，所有似乎已經淡忘的記憶， 卻都在那個時刻，鮮活了起來。圖片均來自網絡 感謝各圖片作者僅供參考
（完）
—《END》—
作者：王永傑
編輯：燁磊 王亞平
策劃：馨月 責任編輯：文正
圖片：何景輝 值班：賀海燕 排版：李娜
校對：王芳 推廣：子軒 實習：欣怡
來源：銅川傳媒網 銅川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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