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內憂外患頻仍。一八五零年代起自廣西的太平軍兵鋒一路南下建都南京，滿清統治岌岌可危，幸有曾國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等湘淮系領袖挽狂瀾於既倒。繼之而起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巨擘亦勵精圖治，得開同光中興之局。但甲午一役以三十年練兵之精華付之一炬，割臺灣、賠白銀二億兩於日本，國運為之一轉。
甲午之役創巨痛深，朝野上下自此籠罩在亡國滅種的氣氛中。此後中國經歷了由帝制而共和的驚天巨變，但亡國滅種仍舊是時人的口頭禪。甲午之後的半個世紀，中國最嚴重的民族危機皆起於東鄰日本的侵逼。如果說早先的「瓜分」多少帶有士大夫自我想像的成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與1930年代的系列事變使得亡國危險在實際層面不斷加劇。
就19世紀初20世紀末整個世界的情況而論，相較於亞非拉多數國家徹底淪為殖民地，中國不致徹底瓜分的結果的確已屬罕見。不可忽略的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建構的強烈亡國意識亦是免於瓜分之一因。社會學家吉登斯的反思性理論就特別指出，因為人們預測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的論斷，就會反思採取各種措施預防其發生，從而導致馬克思的這一決定論無法實現。套用吉氏這一理論，強烈的亡國意識也會促使時人通過種種努力規避「亡國」結果的出現。
羅志田曾頗有見地的指出民初政治的特質是內政與外交打成一片。進一步說，外部危機的加劇致使統一的訴求更加急迫，當時的輿論要求統一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因為真正的統一才能集中全國的力量一致對外。但共和肇建不久，袁世凱即因稱帝葬送好局。此後護國、護法運動相繼而起，南北分裂與軍閥割據之勢日趨顯現，各派政治力量你方唱罷我登臺，與之對應的便是各路政治領袖的急起急落。1918年章太炎針對這一局面評論道:「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其政治惡果是「中間主幹之位遂虛」以致「一國無長可依賴之人」。
章氏所謂「人物」特指政治領袖人物無疑。其「長可依賴」之說，可徵之於晚清民國歷史。滿清維系統一局面的柱國勳臣與之後民初能保持穩定的中心人物先後凋零與辛亥至民初的政治動蕩息息相關。精通中國歷史的日本史家內藤湖南曾就中國時局分析道：「倘若像張之洞那樣的政治家，西太后那樣的執政者能夠維持長久統治的話，也依然還是有可能漸漸將變動導向安定，達到一定效果的。然而不幸的是，中國的中心勢力人物相繼凋零，因此這一已經運作起來的組織到頭來最終徹底破了產，革命從此爆發了。革命以後的幾年之間，像袁世凱這種還算有見識閱歷的人物統治了中國。在他的統治期間，防範了激烈變動的發生。不過他也很快就死去了。」（內藤湖南著，林曉光譯，東洋文化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04，第166頁）在他看來，自此中國「能夠成為中心勢力的人物喪失殆盡」。
1916年日本報界就憂慮袁世凱死後中國將失去政治上之中心勢力，或不免於紛擾。報人邵飄萍對此曾不以為然，他根據「袁氏之所以敗」認為其並非中國政治之中心勢力。且認為「國政之中心勢力，不可繫於個人」，共和國當以憲法為中心勢力。此類看輕「英雄」而抬高「普通人」的觀念自梁啓超《新民說》問世後已屬常見，但後來的事實證明袁世凱死後北洋系再無一人可定於一尊更遑論統一全國了。可以說，袁世凱的死開啟了一個群雄逐鹿的時代。政治對領袖人物的「依賴」導致個人生死往往左右政局走向。
同光中興至共和肇建，王朝鼎革巨變背後的湘淮系至北洋系，其間的連續性清晰可見。其領袖曾國藩、李鴻章及袁世凱皆以武功起家，又兼能文治，可謂國之柱石。這些領袖人物的相繼謝世亦對政象的衍變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嚴復、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領袖人物的氣度及中斷在群雄逐鹿的局面下，時人自然祈盼有「神武人物」崛起以底定天下。此種局面既未出現，時人便又反過來認定當世無領袖人才。頗有一種看法將此歸咎於新式學堂的育才不佳。章太炎即慨嘆過「學校已辦二十多年，只產出數位陸軍學校出身所謂偉人英雄」。不過，仔細揣摩章氏的解釋，他所強調的是科舉與學堂皆不能出人才，即使由二者所出之人才，也都要歸功於科舉和學堂之外的因緣際會。（第294頁）時人早有類似看法，科舉制時代亦不乏人才，但其能力並非由科舉而來，而是入仕後的讀書和閱歷使然。可見章所強調的「偉人英雄」不佳未必在科舉抑或學堂等制度。
長期主持北洋學堂的嚴復也有過新式學堂所出優秀者寥寥的言論，他指出：「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太遲，不成氣候。既有一二，而獨弦獨張，亦無為補。復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據嚴復的觀察，「此不獨北洋學堂為然，即中興諸老如曾左沈李，其講洋務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軍，後之陸軍，其中實無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當時所謂健者，至今觀之，固何如乎？」（1918年5月17日）如此說來，舊式人才以及自洋務運動以來培養的新式人才皆不足以應付時局。
值得注意的是，嚴復雖承認舊式人才與當世「不相合」，但仍對其做了肯定。他認為「前清諸勳臣大抵皆曾、胡兩公所陶鑄，故雖不必盡如賢者言：『老而彌壯』，然皆尚有典型」。反之，「若今北系諸將，大抵皆袁項城所成就，先已無所取法，又值紀綱敗壞之時，自由太過，此其所以易腐也」。（王栻主編,嚴復集 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01月第1版,第659頁）嚴復通過這一比對來強調中心人物氣度、道德風範對後起領袖人才的「陶鑄」。
嚴復所謂的「陶鑄」，曾國藩自己亦有如下論斷：「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因此他的結論是「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曾國藩《原才》）揆諸鹹同年間史實，正是曾胡一二賢且智者之心向義從而感召眾人赴義，最終造成一代風氣的轉移。
後來影響至大的梁啓超即對曾國藩此節極為佩服，其所撮抄曾氏嘉言錄，心儀的也正是曾國藩由感召而重造風氣，他講道：「我們一回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地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相互勉厲，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札中考見。」梁氏進而描述說，他們「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於是「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竟然被曾胡等「一般書呆子」做了收拾時局的「偉大的事業」，甚且鹹豐之後的風氣也為之一變，「造成了他們做書呆子時候的理想道德社會了」。
概言之，在嚴復和梁啓超兩個近代思想大家的視野下，領袖人物的氣度、格局和道德風範的影響至關重要。然而曾國藩、胡林翼等中心人物以道德風範所造就的風氣卻在晚清中斷了，代之而起的則是李鴻章、袁世凱以洋務、辦事為中心的功利風氣。在這一風氣下，政治人物的道德、人格似乎愈來愈低下，而政界的權術運用則愈來愈流行。
道德沉淪與領袖頹喪曾、胡、李與袁一脈相承，湘淮前後繼起，而北洋系又脫胎於淮系。但洋務新政的三四十年間，這些不同世代又略有交集的柱國之臣之間的區別已頗為醒目。同光年間曾國藩曾以俞樾比李鴻章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作為李鴻章老師的曾國藩在軍中仍不忘讀書，而李鴻章則束書不觀「一心做事」。與李鴻章同一時代的孫寶瑄也批評李氏之敗在於「不讀書」。楊國強曾對比曾國藩李鴻章師生二人：前者陶鑄風氣樂於化人養才看重道德喜用君子；而後者則以利祿驅使有才之小人做事。鬥轉星移，時光飛逝，大約三十載之後袁世凱以睥睨之態前輩臧否張之洞，對僚佐言：張之洞是一讀書的，我則是辦事的。讀書與做事二者此時似已高下立判。曾、李、張、袁之間的相互品評，直接明了地顯示出人格與道德在政治世界中的漸行漸遠。
吳稚暉回顧這段歷史時，認為晚清世相變遷最令人扼腕的就是君子之道消與聖賢流派的絕跡：「前清洪楊志之亂，幸而孜平。乃不幸而聖賢流派之曾國藩，未享期頤，而純粹官僚之李鴻章，反臻耄壽。至於晚季，短中取長，且至於僅有名士之張之洞，滑頭之端方，闊少之岑春煊，幹才之袁世凱，作之柱石。而聖賢流派至純粹官僚又蛻化為名士、滑頭、闊少和幹才。」顯然這段後人的評論也昭示了領袖人物人格與道德的歷史衍變。
近代中國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與國家運勢相關。辜鴻銘回應張之洞對其「知經而不知權」的評論，便深刻刻畫出晚清道德消隱背後世運變遷的過程。他開宗明義指出君子小人慾理勢的關係：「小人重勢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勢。小人重勢，故常以勢滅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勢。欲以理制勢，要必知所以用理。」繼之又闡明權的含義，稱「權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謂也」。進而指出「用理得其正為權，不得其正為術」。辜鴻銘在一番推論之後所作的斷語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張文襄之所謂權，是乃術也，非權也」。
辜鴻銘又以晚清甲申之後的歷史解釋說「理之用謂之德，勢之用謂之力」。中國所長在忠信與篤敬之德，西洋所長在大艦與巨炮之力。但是「甲申一役，清流黨諸賢但知德足以勝力」，於是「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敵大艦巨炮」。在辜鴻銘看來，之所以不敵是因為前者是「無形之物」而後者是「有形之物」，他反問道：「以無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於疆場也，有是理乎?」甲申以後，張之洞有鑑於此「遂欲舍理而言勢」。但「舍理而言勢，則入於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法，曰：為國則舍理而言勢，為人則舍勢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說」。（黃興濤 等,辜鴻銘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08月第1版,第426頁）
辜氏對權與術的區分可稱精當，但晚清民國更普遍的則是權術連用，可見二者分別之不易。曾國藩與李續宜關於胡林翼的一段對話頗堪回味：曾國藩之稱林翼曰「潤公聰明，本可霸術。而講求平實，從日常行事以見至理」，又曰「有權術不屑用，有才智不自用，有如此襟懷氣局」。李緒宜久與胡林翼處事，自感胡氏非如曾氏所論之盡善盡美。他說：「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無權術。」曾國藩則回應道：「胡公非無權術，而待吾子昆季，則純出至誠。」（近百年湖南學風）此番對話顯示了理學家曾國藩對「權術」二字的退讓。而辜鴻銘所批評的張之洞亦以權術為諱，特以公私兩分作為轉圜之計。
兼具理學家身份的晚清政治領袖們在理勢糾結下對於權術運用所建立的心理防線，在民初政爭中一潰千裡。此時政治謀略和權術的運用十分頻繁，北洋領袖袁世凱尤以善使權術著稱，其心腹梁士詒即稱「其用人行政，好弄權術。以使貪使詐，為不二法門」。與此相應的是，這一時期人們對道德的呼籲也此起彼伏。而章太炎對同盟會一方類似情況早有批評，他曾引歷史故事加以對比：秦漢時期人們多誠實，故劉邦使詐得以稱帝，而今天人們多奸詐反而至誠者可勝出。
1913年吳稚暉面對新舊交織的政局，認為總統所應具備的素質有三：「一則實系官僚，暫於保持儒術之遊魂餘氣也；一則近乎聖賢，則為君子儒也；一則略經歐化，以備儒術之蛻化也。」在新舊人才的問題上他對症下藥，建議一面用「用舊道德裁抑名士」，一面「用新道德鑑別學生」。由此「庶舊染有滌除之日，而新機漸以萌芽」。道德無論新舊，皆當在政治領域發揮作用才能實現天下大治。吳稚暉做了一個明確的取捨，斷言「與其驟然治之以英雄，不若姑先治之以聖賢」。此處的英雄與聖賢，代表了民初政治中權術與道德的不同取向。
早在科舉廢除之初，嚴復就敏銳地觀察到道德的重要性，他說：「今夫社會之所以為社會者，正恃有人倫耳！天理亡，人倫墮，則社會將散；散則他族得以壓力御之，雖有健者，不能自脫也。」民初他再次強調「國會議員須有士君子之風」，他說議員「聰明齊聖，雍容揄揚，則不啻堯舜禹文為之君」。（嚴復集第二冊議 324-325頁）
餘英時曾謂中國士大夫意識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消失殆盡。此說借用了孟森在1930年代的觀察，後者嘆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拋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袖。
亂世治國之道：德抑或才？中國傳統政治的人才觀強調德重於才。例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論德才關係：「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民初呼籲政治領袖須有道德，甚合於中國古代的人才觀。
但是，晚清以至民國面臨重重內憂外患，避免亡國與結束亂局都需要撥亂之雄才。嚴復就以歷史為例強調這一時代「能得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退一步講能「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亦差可接受。嚴復自謂「年逾耳順，讀遍中西歷史，以謂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國運飄搖」之際，英雄豪傑固然更易「幹犯名義」，但「功成治定」的前景總是值得期待。無獨有偶，章太炎在民初也以歷史成例告誡袁世凱如能戰勝強敵，方可稱帝。
更糟糕的是「好人」未必能治國。嚴復即預測「當人慾極肆之秋，黎、段兩公實皆不皆不足撐此危局」，儘管「兩人之聲譽極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逮」。他的評論是「其能閎濟艱難，撥亂世而反正者，絕非僅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甚而斷言「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第652頁）
稍後嚴復又由「當世賢者」梁啓超談起，稱其言論不知投鼠忌器，致「使搗亂者得借為資，己又無術能持其後」，他由此感慨「吾人所受之苦痛，其由於惡人者淺，而成於好人者深」。嚴復又以庚子國變為例，剛毅徐桐為清流，有君子之風，不似趨利小人之嬗變，卻恰恰因執著於守舊而釀成慘禍。
郭嵩燾有感於南宋以來清流之誤國，慨嘆古今悠悠之是非不可憑信者多矣。實際上許多歷史人物蓋棺亦難定論。若再將人物重新置於其所處的時代，更可知其所受時代制約者甚多。所謂「歷史為人卸責」，由曾李袁等領袖人物一路衍變下來的道德與功利的消長，似乎是歷史的大勢所趨。然而人壽難定，無論是「聖賢」還是「英雄」一旦辭世，各種權力關係又將重新洗牌，那也就意味著歷史被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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