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時代:胡波以《大象席地而坐》留下了中國後工業化無望者的最終遺言
當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循環正日漸被嚴密而標準化的職業發展的爭議與表演包圍時,為藝術犧牲、進行真實冒險、與生活現實緊密聯繫的電影觀念看起來似乎更加遙遠。
《大象席地而坐》裡有名無實的大象是蒙古滿洲裡精神中的寓言動物。對於四個飄蕩不定的主人公而言,這個奇怪而使人著迷的生物是古老而又堅忍克己的。它冷眼見證著世世代代的人類犯下暴行,又象徵一種對這個充滿敵意,裝模作樣又自甘墮落的世界對抗力量。總的來說,它是追求一部純粹電影的適當隱喻。歷經千辛萬苦的拍攝製作之後,該片原作作者兼編劇及導演自殺身亡,時年二十九。因此,《大象席地而坐》及其蘊含的種種象徵都不可避免地浸染出一抹悲劇色彩與一股孤獨之感,成為了引人矚目的墓志銘,深切地紀念著這種狂熱的藝術精神,沉痛地悼念著他那戛然而止的生命。
故事設置在河北省,其如同荒蕪的、農村般的西伯利亞地區,這裡儘是衰落工廠與工業衰敗一片死氣的景象。《大象席地而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中,跟隨記錄四個社會邊緣人的一天,一連串的禍事發生,攪亂了他們各自的生活,也讓他們之間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於城(章宇飾)是一個當地的地痞流氓,他和其最好朋友的妻子有著一段微妙的感情關係,而正當他向她談論著滿洲裡的大象時,朋友回到家中且意外地發現了於城的鞋。朋友幡然醒悟,異常冷靜地從高層一躍而下,而這場自殺被兩個通姦者親眼目睹。同時,於城的弟弟于帥是當地高中的一個霸凌者,他的同學韋布(彭昱暢飾),本部影片的主角,也是導演在影片中的自我投射,常常受到于帥的嘲弄。韋布,一個安靜沉思的社會棄兒、中國版的安東尼.莫尼耶,常被滿洲裡的大象深深吸引。他的朋友黎凱被污衊偷了于帥的手機,韋布為了保護他,意外將于帥推下了樓梯,導致其被送入醫院後不治身亡。
韋布逃離了一切——學校、虐待他的父母和不經意間造成的災禍的爛攤子。他開啟了一場荷馬式的追尋之旅,穿越這座城市,前往滿洲裡。他試圖說服其暗戀對象黃玲(王玉雯飾)跟他一起走。但彼時的黃玲同樣深陷煎熬之中:單身嗜酒的母親以及與學校已婚副校長之間惹人非議的關係。韋布在獨自一人的旅程中,偶遇了一個名為王金(李從喜飾)的老人,並且向他敘說了滿洲裡大象的故事。王金被他的女兒女婿趕出了自己的公寓。諷刺的是,他的女婿是一名老師,卻沒有足夠的錢將其女兒送到一所體面的學校。他的家人為了錢堅持要賣掉他的房子,他與於城一伙人又發生了衝突,這都促成了王金的離開。最後,這些人物為了逃離家庭,逃離不幸的命運,踏上了追尋這隻神秘的大象的流浪之旅。
在這部壯麗的、長達四個小時的影片裡,胡波特意使用了斯坦尼康的長鏡頭來捕捉這些角色的個人困境。偶爾,我們也會遊蕩於角色之間相互交錯的次要情節中,譬如王金的愛犬——他們之間純粹美好的關係在影片中是絕無僅有的,最後卻在另一隻狗的犬牙下喪生。胡波緩慢移動的鏡頭刻畫出了一種獨特的電影質感,讓難以忘懷。鏡頭跟隨著王金和韋布,當他們與咬死小狗那麻木不仁的狗主人發生激烈衝突時,緩慢移動的鏡頭久久凝視著人類暴行的虛無核心。狗主人把王金推倒,並不斷踢倒在地上的王金,從這一冷冰冰的長鏡頭中,我們能發現暴力場景的表象之下醞釀的巨大情緒張力。
雖然在影片中,人物間的對話矯飾做作,演員憂鬱的演繹稍顯刻意和對白近乎布列松式,但《大象席地而坐》以廣闊的鏡頭,將時間拉寬,揭示出城市邊緣地區地獄般的沉重現實,賦予影片結構一種遊牧民族般緩慢而又沉重的色彩。《大象席地而坐》所記述的現代中國與傳統中華民族肖像截然不同——卑遜、堅毅和苦幹的品行仿佛鍍了一層貝克特式暫停的消沉氣息,陷入無止境的絕望之中。因此,影片也與那些採用官方民族敘事手法的國家主流媒體和大部分商業電影中展現的高速向前發展的社會面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大象席地而坐》浸透了深入骨髓的痛苦與絕望,描繪出了一幅由金錢、權力交換和濫用組成的人際互動的世界圖景。韋布遭到了他試圖保護受霸凌者欺負的朋友的背叛;黃玲遭受了將她和副校長的照片洩露在微信朋友圈的同學的背叛。這些角色都緊緊抓住一個難題,即在追尋一些未知的過程中,是停止越來越混亂的生活,還是保持不變並猜想他們悲慘的命運?在製作影片的艱辛日子裡,胡波也試問自己這一相同的問題。片中的人物絕望地嘗試著擺脫壓制和背叛的苦難循環,但是他們越靠近他們唯一的希望支柱——撲朔迷離的滿洲裡大象,就越心不在焉。
一列火車從遠處經過,面對充滿絕望痛苦的貧瘠景象,韋布對著天有氣無力地哀嘆了一句「草!」,叫聲掩蓋了他的哭聲。這段影像是對保持完整精確度的電影做了一個合適的概括總結,其更由青年所特有的因痛苦產生的不妥協精神增強,同時映射出電影製作者的消極態度:這部藝術作品反對與偏愛商業利潤而非藝術衝動的所謂行業標準進行任何調解與妥協。
在困難重重的電影製作過程中,胡波發的微博像是預兆,記錄並指向其最終為藝術獻身的悲劇性結局。這部電影由王小帥和其妻所屬的北京冬春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所製作,胡波的日記記錄了他與製作人的鬥爭——製作人想要胡波將影片剪輯為更符合市場的長度。他談論了他的女朋友怎樣離開了他;他在完整影片的過程中如何掉頭髮;他沒有任何東西得以救一隻貓時的感受和買回這部電影所有權的渴望。他顯露出一種強烈的虛無主義的幽默感,開玩笑說除非依靠販毒,否則不可能有足夠的錢去資助電影。他對未來的絕望瀰漫在《大象席地而坐》的方方面面,可以在這些記錄中找到:「年輕時更好,因為你不相信任何事。隨著時間逐漸變老,即使你盡力相信任何事,但還是變得沒有意義。」
這個世界似乎與胡波和他的電影背道而馳,而胡波也以其電影反抗著這個世界。當通讀了胡波對於其情感混亂的解釋之後,狗主人和韋布與王金的畫面就會浮現在腦中,感覺像是在《大象席地而坐》製作過程中處處被打倒。他的困難甚至在拍攝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他想要影片呈現灰白色調,就如同畫面浸泡於有害汙染中。本來這個條件在河北隨便哪天都很容易實現,但在開拍頭一周,中國政府正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所有工廠都被下令在會議期間停工,難得可見的藍天重新回歸。他開玩笑說,甚至天氣都在詛咒他的電影。
這隻大象在影片快結束時出現了,但銀幕上不見大象,僅有那一絲轉喻的嘶吼與回聲,回應著韋布對一切發出的那一聲「草」——在前往滿洲裡的大巴前車燈微弱的燈光下,影片的角色正在深夜中用羽毛球踢著毽子,這是該影片唯一的固定鏡頭。這令人震驚,其帶有一點魔幻現實主義;是絕望世界中一粒漂浮的塵埃。至於影片中的人物最後是否找尋到了滿足感和歸屬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鑑於發生在胡波世界中的悲劇,即以生命換取藝術美德一樣,《大象席地而坐》仍然是一幅刻畫了這位藝術家的絕望與痛苦的自畫像,是對胡波受盡折磨的精神的概括,而其受盡折磨的精神對世界具有潛在貢獻,遺憾的是,這部電影將永遠不會得以完成。
胡波去世後,《大象席地而坐》的所屬權轉移給了他的父母。影片首次公映時,採用的是胡波本人更偏愛的長剪輯版本。該片贏得了柏林、香港、及金馬獎電影節等多方讚譽,在金馬獎頒獎儀式上,執行委員會主席李安也對其讚譽有加。貝拉·塔爾曾幫助過胡波在First訓練營拍攝其首部短片《井裡的人》,他在多倫多首映式開幕時介紹中講到胡波的高大身軀和其英年早逝而留給電影界一片巨大的空白。胡波藝術殉道的這一吸引人的故事使得影片受到了威脅,但《大象席地而坐》並沒有脫離其製作者的悲慘傳記。影片是以斷斷續續且極其痛苦的哭號對抗著這個墮落且自命不凡的世界,也紀念著我們有幸在所處時代親眼目睹的一種最純粹、最真誠的電影創作。
編輯:芝芝味桃桃
Everything comes full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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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低幼,更不是劇作差,你也曾是一舉一動都是承諾,明知要分開還全部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