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往事叉燒，作者：叉少。題圖為《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唐人街探案3》的評分出來了，三天跌破及格線，5.9分。故事從曼谷、紐約又到了東京。隨著評分越來越低，「唐人街」的意象也慢慢模糊，電影成為了單純的中國偵探在海外破案的鬧劇。
中國最早講述海外華人的電視劇，是27年前的《北京人在紐約》。現實生活中的唐人街，沒有那麼多陰謀、混亂和兇殺案，普通人自己的故事就已全是血淚。
1993年，鄭曉龍和馮小剛貸款150萬美元赴美國取景，《北京人在紐約》的開頭有這麼一幕：姜文扮演的男主角王起明帶著老婆孩子全家移民美國，他站在燈紅酒綠的紐約街頭喊道：「看，這就是紐約，這就是曼哈頓！紐約，我王起明來了！」
《北京人在紐約》改編自曹桂林的自傳小說，電視劇轟動一時，催生了無數中國人的「赴美夢」，也讓「唐人街」一詞被人們熟知。但實際上故事的結局並不美好，書中王起明和老婆離婚，孩子在國內墮胎，來國外就嗑藥。書外，曹桂林和女兒誰也不理誰，更別說相互理解。
一代人曾視「赴美」為改變命運的機會，遠渡重洋，追尋財富和夢想。三十年時間匆匆過去，有人覺得自己在美國已是上流人士：「美國的空氣比中國甜」，但更多人意識到：異國他鄉奪走的不僅僅是青春，還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
01
紐約首席二胡演奏家
2000年底，紐約一個社團邀請四位民樂演奏家去林肯藝術中心演出，演出完後，四個人有三個不肯回家。其中一個叫趙宗純，是中國廣播藝術團民族樂團的首席二胡演奏家。
他離開中國前就打定主意要黑在美國，為了不引起同事和籤證官的懷疑，大冬天的他故意只帶了一個小旅行箱，裡面薄薄幾件衣裳。
為了謀生，拉了一輩子二胡的趙宗純在唐人街華人開的餐館打工。
「如果搬冰不是一桶一桶搬的，老闆就說你偷懶。搬完冰後就上菜，經常弄錯，弄錯又被人家罵。做不動，把手做壞了。」
< 趙宗純 >
趙宗純住在一間大約8平米的單人房，房間裡僅能容下一張單人床，看電視的話要坐在床上。床和被子是早年來美國的弟妹支援的。妹妹在華人餐館裡包外賣，弟弟長年累月在餐館做，把腰站壞了。
在餐館幹不下去後，趙宗純去地鐵站拉二胡，紐約警察每天都來趕他，罰款，一次25美元，這些錢有時候要拉一整天才能拉到。
80年代中期開始，就像《北京人在紐約》中描寫的那樣，很多中國藝術家來美國，都是為了拿到特殊人才綠卡。但趙宗純等了幾年也沒有，沒有身份他不敢回國，回了就再也不能來美國了。
"在國內整天電話很忙，我還要到中央音樂學院教課，每個周末都排滿了，學生有一百多。我除了教二胡還教電子琴，有幾百個學生。在這地方沒人看得起我。」
紐約地鐵站有好幾百個，趙宗純把地圖貼在自己8平米的房間，他常年生活在地鐵站裡，幾乎看不見曼哈頓的太陽，他稱自己在地鐵站的工作：「要飯啊要飯。」
趙宗純最大的生意依然在唐人街，聖誕節時先去一家餐館拉「鈴兒響叮噹」，然後再去幾百米外的另一家拉「Merry Christmas。」雖然辛苦，而且拉的東西和藝術不搭邊，但趙宗純說：「我不一樣，我將來還是要搞藝術，回大陸拉琴。」
紐約的冬天很冷，唐人街上的積雪無人清理，趙宗純穿著單薄的衣服，在雪上踩出了一個又一個腳印。
剛來美國的第一年，兒子就曾給趙宗純打電話：「爸爸，你什麼時候回家？」
趙宗純說要等自己拿到綠卡。
但採訪結束後的好幾年後，有人在紐約再次拍到了趙宗純，他頭髮已經花白，還是輾轉地鐵站拉二胡。
地鐵站的紐約人行色匆匆，人們沒空聽完整首曲子，只是偶爾放下一塊、兩塊。
02
拉斯維加斯最優秀女經理
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中國城每年要迎來數十萬旅客。據說每一萬人，會有25人留下。
鄭茹菁在來拉斯維加斯之前，在醫院做檢驗師。1997年，她和丈夫來到拉斯維加斯，但很快，丈夫就嗜賭成性，把家裡所有錢都輸光，兩人的婚姻也走到了盡頭。
鄭茹菁一個人帶著十歲不到的女兒，她選擇了大部分中國人都會選擇的工作——去餐館打工。
< 鄭茹菁 >
將五十磅重的餐具徒手拿動，每天移動200次，給餐具拋光打蠟清洗。因為做得又快又好，鄭茹菁在拉斯維加斯最大的飯店得到了工作機會，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她考上了監督員，最後她成為了後廚部門經理。整個部門，只有她一個管理層是中國人。
威尼斯飯店匯聚著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黑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鄭茹菁過生日時，同事們湊了一個200多美元的紅包給她，鄭茹菁一打開，裡面都是一塊、五塊。同事們勸她買一件新衣服，但她把這些錢悄悄地放進了「員工救急基金會」。
年底的時候，鄭茹菁製作獎牌頒獎給手下的員工，很多人一輩子也沒有得到過這樣的稱讚。一個五十多歲的西班牙女工，把獎牌掛在了自己家的牆壁上。一個女同事說：「她（鄭茹菁）是我見過世上最好的人。」
餐廳的剩飯會裝在手推車上，送進後廚時，鄭茹菁笑著說：「禮物來了」。手推車是後廚最重要的工具，傳送食物，鄭茹菁給手推車起了一個名字，叫「瑪麗皇后」。
在威尼斯飯店上班的時間是早上6點到下午3點，下班後鄭茹菁立刻開車去兼職，她是《資訊報》的記者，一周要寫15篇稿子。最忙的時候她同時做4、5份工作，除了飯店和報社的工作，她還要賣房地產，去中學學校教書。
所有的上司都說鄭茹菁樂觀、積極，總是充滿活力。
可能鄭茹菁來到美國，唯一的遺憾是覺得對不起女兒。
「我是一個不及格媽媽，但她是一個一百分女兒。」
雖然鄭茹菁十分忙碌，和女兒相處機會不多，但女兒幾乎不會抱怨。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夢想長大成為一個畫家。
為了加強和女兒的聯繫，鄭茹菁和女兒一起在進行創作，兩人在拉斯維加斯《資訊報》上開闢了一個小專欄，媽媽負責寫笑話，女兒負責畫漫畫。
「我們相依為命，我想我們已經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如果有人問鄭茹菁為什麼來美國，以及牽扯到她前夫的問題時，她才會沉默。
她讓記者不要問這些。
「我已經離婚了，他已經立足家庭，我不希望給他困擾。你就叫我單親媽媽吧，可以嗎？謝謝你。」
03
賭城傷痕文學之父
在鄭茹菁工作的威尼斯大飯店轉幾個彎，就是拉斯維加斯的中國城。這裡有個華人，叫盧新華。80年代，他是個出名的作家。1978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上大一時，盧新華創作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說，取名《傷痕》。有人曾經誇張地說，在當時的中國看過《傷痕》的人，所流出的淚水可以匯成一條河。
< 青年盧新華 >
故事說了十年動蕩中，一對母女的離散。女兒為了和母親劃清界限，整整9年不和她見面，動蕩結束後，女兒想尋回母親，母親已經病死了。
盧新華把這篇小說拿給系裡的廖老師看，廖老師說：
「寫得挺好的，挺感人的。但據我所知這樣的小說是發不出來的。它為什麼不能發？我一下子跟你也說不清楚，我建議你回去把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著作多讀讀，你從那裡邊會找到答案。」
盧新華只好把小說鎖到抽屜裡。幾個月後，班上同學辦牆報，人人都要出作品，同學催促他，他就隨手將這篇小說拿了出來。沒想到盧新華一下就火了，這篇叫《傷痕》的小說在復旦校園裡迅速風靡。1978年8月11日， 《文匯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盧新華的這篇小說，從此，中國誕生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傷痕文學流派。」
但這個文學流派因為其題材的特殊性十分短命。
小說發表4年之後，盧新華辭了《文匯報》的工作，跑去深圳開公司，媒體說盧新華是「中國文人下海第一人」。
開公司沒賺錢，盧新華又寫了本長篇小說《森林之夢》，但這本書反響遠遠不如上一篇。盧新華和浙江文藝出版社預支了1000元稿費。
編輯汪逸芳沒想到，盧新華拿到錢後就和自己斷了聯繫。
拿到錢的盧新華跑到上海外國語大學念了託福，一年後他終於如願以償去了美國：「想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究竟是怎麼回事。」
到美國的頭一個月，身上的500美金就用完了，盧新華費了好大勁才找到第一份工作--踩三輪。
後來盧新華又陸續做了很多工作，可惜都沒趕上好時候。開公司倒閉了，玩金融又遇上經濟危機。
不知不覺就過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有人看見盧新華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發牌。
等有人再問起盧新華當年的文學夢時，他說："儘管自己早已遠離文壇，在美國辦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輪都和文學沒有絲毫關係，但內心從未對文學忘懷。"
可惜在中國，屬於他的時代早已過去，2004年盧新華回到國內，出了自己的新書《紫禁女》，打出的宣傳語：熔生命奧妙、男歡女愛、身體告白、異國情調、情色倫理為一體。最後這本書無人問津，豆瓣上有62人給出評價，最後得分6.8。有個讀者說道：
「是那個在拉斯維加斯發牌的盧新華麼？！」
04
北京人在紐約
1982年，35歲的曹桂林辭了自己樂團大提琴手的工作，去了紐約。
十年間美國經濟危機、金融風暴、總統換屆，曹桂林在紐約沉沉浮浮，最後，他從洗碗工幹到了工廠老闆。1991年他把這一段親身經歷寫成了小說，就是《北京人在紐約》。
曹桂林在美國取得了事業成功，還和著名歌唱家帕瓦羅蒂的學生葉英結婚，有了穩定的家庭。他在美國和北京兩地都有豪宅，是人們眼中的有錢人。
< 曹桂林 >
每次回中國，他身邊的人都要輪番把他誇一遍，哥哥說：「我真為我有這麼個弟弟感到榮光，驕傲。」
父親說：「你給咱們家的祖墳，都添了光。」
但在《北京人在紐約》的序言裡，曹桂林卻說：「我在美國有不少的財產，有不小的事業，精神上卻是個零。」
每次他嘗試這麼訴說自己時，朋友們卻不理解，都說他有福氣，是衣錦還鄉。
曹桂林覺得自己內傷都被氣出來了，沒辦法，只好把自己的想法都寫進了小說裡。
《北京人在紐約》的末尾有這麼一段故事：
王起明的朋友成太坤，去了美國怎樣也賺不到錢，和新婚妻子度蜜月買不起機票，最後為了省錢就買了趟紅眼航班，結果兩人半夜去機場的路上遇到了車禍，雙雙隕命。
現實生活中，成太坤是曹桂林一個真實的朋友，來自北京方莊。當年是曹桂林的影響，他才去了美國。曹桂林沒想到這個決定，卻在多年以後，讓朋友命喪異國他鄉。
也是因為這件事，曹桂林才下定決心一定要寫小說，要把他認為的真正的美國寫出來：
「那些對美國心懷夢想，滿口『美國好』的人，統統不了解這個國家。」
可是他沒想到，書寫完了，電視劇再這麼一拍，第二年赴美的人就更多了。
90年代甚至又掀起來了一股出國狂潮，一直到今天都沒消散，2017年還有華人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畢業致辭時說：「我第一次呼吸美國的空氣時，我摘下了口罩。這兒的空氣太新鮮，太甜美，近乎奢侈。」
2015年曹桂林回了趟國，《作者》雜誌去採訪了他，問他對美國怎麼想，曹桂林說：
「昨天一個記者和我說，要尋找一個公平自由的、讓夢想展翅的地方。我說好，說不定在火星上？或者土星上？」
說這些話時，曹桂林坐在他豪宅的沙發上，他說：「我幹嘛在這兒（美國）浪費這麼多年？但當初，能出去的其實才是一個群體裡最優秀的。鄭曉龍、馮小剛、姜文，他們哪個當年都不如我。到了今天，我是真的仰視他們。」
< 《北京人在紐約》 >
那次回來，曹桂林是來發新書的，新書叫《紐約人在北京》，故事還是講他自己。說得是他在美國功成名就後回了北京，和發小國內創業的故事。可惜這本書關注遠遠不如前作，豆瓣上49人標記了已讀，6.5分。
有人說曹桂林在美國混得不好，才總是往國內跑，才靠寫書弄點存在感，曹桂林聽了這話反駁：「我是big winner！我在美國，是大學華人城裡的貴族。」
也有人不斷打聽小說故事是不是和他本人生活一模一樣，比如《北京人在紐約》裡，王起明的女兒談美國男朋友，嗑藥，和父母鬧矛盾，和父母十幾年都不對付。
說起女兒，曹桂林說：「談她幹嘛啊，我不談，她不怎麼理我，我也不怎麼理她。」
按道理曹桂林確實是很成功了，但《北京人在紐約》寫完後，有一次曹桂林做飛機回北京，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上，忍不住鼻子一陣陣發酸，眼淚一個勁兒的往下流。為了不讓別人看見他這個沒出息的樣子，他又把頭轉向了朝著窗戶的一旁。
當年《北京人在紐約》上映，一句經典臺詞迴蕩：「如果你愛一個人，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
<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
但也許有一句更符合曹桂林的心情：
「你說清楚誰是失敗者。我不是失敗者，我是厭倦。我討厭，我討厭他媽的紐約，我討厭他媽的美國，我討厭這的一切！」
嘴上說討厭，曹桂林卻離不開他恨的美國，在北京待了一陣子他又回紐約去了。
也許這就是萬千海外華人的真實寫照。
混得不好不會說，混得好的心裡卻莫名其妙的空。一代人追求理想，一代人也為此承受陣痛。
「我變不成美國人，也早就忘了中國人是什麼滋味兒了。」
從紐約機場出來，車子經過曼哈頓唐人街，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依舊有幾十萬中國人放棄一切，前僕後繼地來，他們依然相信自己可以在這追求些什麼。
但過得久了，人們就會發現，生活在哪裡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麼區別。人們心裡也許情緒萬千，卻很少開口。有的人心裡有陰雲，但紐約的天空並不理會。你抬頭看它，它依舊陽光普照。
把幻光看作幻光，人們便陷入了無邊的苦海，可人生就是這樣，永遠追逐著那幻光。
部分參考資料：
[1]、《唐人街》，鳳凰衛視
[2]、《「傷痕文學之父」盧新華曾在美賭場發牌為生》，鳳凰衛視
[3]、《不是美國排斥我，是我排斥它》，作家雜誌專訪曹桂林
[4]、《北京人在紐約》，曹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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