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毒2》更像是前作的一則反題：往事已矣，不必眷戀，而「斷手」正是情義不再的絕佳隱喻。從這個角度而言，《掃毒2》是一部底色冰冷的黑幫警匪片，不製造浪漫想像，不提供煽情橋段，只有越陷越深的決鬥與共同毀滅的結局。在餘順天這個複雜的、自相矛盾的、自我分裂的商人形象背後，我們可以讀出一點「蓋茨比」的味道。
「斷手」是情義不再的隱喻香港電影對「斷手」情節有著某種迷戀，《掃毒》系列也不例外。暌違6年，前作裡張家輝自斷其手的場景還歷歷在目，新作的一開場竟又是斷手，並由此引發兩兄弟間曠日持久的相愛相殺：
2004年，因經營場所存在毒品交易，地藏遭遇黑幫幫規處置，好兄弟餘順天砍斷了他的右手；2019年，餘順天成長為香港金融巨子，地藏墮落為香港最大毒梟，在禁毒與販毒、上天與入地之間，一場「天地對決」席捲而來。
從張徹、杜琪峯到爾冬陞，「斷手」情節是港片暴力美學的重要表徵，而這種暴力又總是作用於年輕英俊的男性身體，執念於「殘缺」。對於張徹電影中的殘缺身體，學者蘇濤這樣解釋：「家國的喪失、文化的失落、顛沛流離的生存體驗，以及面對歷史暴力的無力感，在這裡都具象為殘缺的肉體，成為導演無意識的外顯。」
無論是被逼自斷右臂的姜大衛（《新獨臂刀》，1971），或是為退隱賭壇自斷右手的王傑（《至尊無上之永霸天下》，1991），乃至砍手後性情突變、「黑化」到底的吳彥祖（《新宿事件》，2009），斷手者永遠是最帥的小生。可見，港人所鍾愛的並不是維納斯，而是楊過。
被敵人砍了手，快意復仇即可，不必猶豫；但被最好的兄弟砍了手，情況可就複雜多了。兩部《掃毒》都在借警匪之名言情，言「兄弟情」。不同的是，《掃毒1》是講和解，儘管兄弟你當年向我開槍還送我去餵鱷魚，但只要你道一聲歉，我就會立刻原諒你，這裡面雖然有很多情節經不起邏輯推敲，但是一講到少年義氣，卻又無比煽情動人；《掃毒2》卻是講仇恨，是無法洗白的罪與無法原諒的傷。砍手之仇，雖遠必誅，在這裡，義薄雲天的男性情誼遭遇了冷嘲與解構。
這或許和導演邱禮濤的懷疑主義立場有關。邱禮濤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專業的碩士，他的社會學視角是其電影創作中揮之不去的底色。即便是拍攝恐怖片或者cult片，邱禮濤也總有冷峻觀察社會的驚人妙筆，更不用說《給他們一個機會》《性工作者十日談》等極具知識分子立場的獨立電影創作。導演本人的懷疑論調使他無法相信英雄主義，在他眼中，江湖之「義」是脆弱的，經不起世俗社會的考驗，更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在2019年的故事裡，香港黑幫早已隨風而逝，曾經一起拼命的兄弟必須職業轉型，於是，《掃毒2》更像是前作的一則反題：往事已矣，不必眷戀，而「斷手」正是情義不再的絕佳隱喻。因此，當劉德華、古天樂合唱的主題曲《兄弟不懷疑》在結尾處響起，我們的感覺竟是如此反諷，甚至可以聽到一種專屬於中年男子的、強制稱兄道弟的油膩：「懷疑怎去跨過這個命題/懷疑一再多次害到底/即使今世一臉爛泥/也願留低都不計。」
如此看來，《掃毒2》其實是一部底色冰冷的黑幫警匪片，不製造浪漫想像，不提供煽情橋段，只有越陷越深的決鬥與共同毀滅的結局。而全片最有趣的場面調度是開頭處的醫院門口，頗具社會學的想像力：地藏下了兄弟的車，將自己的斷手扔進了垃圾桶，決絕而去；此時，疾馳的救護車驟停，阻斷了餘順天目送兄弟遠去的視線，他眼前的救護車裡抬下了一具血肉之軀，那正是掃毒遇刺的警察妻子。
在這裡，「掃毒」是一種社會行為，有組織有系統，並且出現了社會分層：強勢的民間掃毒與無力的官方掃毒將兩組人物意外連接在了一起。醫院門口就是決定命運的三岔口，他們在此相遇，並註定永遠糾纏，並最終耗損於困獸之鬥。「掃毒」是有代價的，這是邱禮濤的獨特點題方式。
「盡皆過火，儘是癲狂」除了導演邱禮濤之外，《掃毒2》的另一中堅力量是作為製片人兼主演的劉德華，這是他近年自《拆彈專家》《追龍》後又一部自製自演的電影作品。劉德華的製片視野向來廣闊，既有《瘋狂的石頭》這樣的小成本喜劇，也有《桃姐》這樣的文藝佳作，但是近年來，他卻將製片目光鎖定在了「香港故事」，這似乎與CEPA協議籤訂後「港導北上」的合拍片策略截然不同。
回到香港，這是香港警匪片近年來的一個創作轉向，也是香港製片方基於內地市場反饋做出的理性調整，其目標是「以小搏大」，即小成本與高回報。與林超賢的「主旋律警匪化」不同，一批香港電影導演選擇堅守本土，將純正的「港味」奉獻給內地觀眾。其中，《竊聽風雲》系列、《寒戰》系列是較為成功的作品，懸念迭起的多線敘事、複雜曲折的案情結構與緊張刺激的心理節奏共同造就了港式新警匪的智性風格：「燒腦」為先。
與之相反，另一批香港電影創作者則強調觀影快感的批量生產，製造令觀眾倍感滿足的「爽片」。反覆出現的追車、槍戰、爆炸，乃至港式戀物懷舊，都像是北京的打邊爐、茶餐廳一樣，精準迎合了內地觀眾對於「港味」的想像與期待，所謂「盡皆過火，儘是癲狂」（大衛·波德維爾語）正是如此。反觀敘事層面，這類警匪片卻越來越簡單粗暴，從頭到尾的雙雄決鬥，毫無變化的忠奸對立，沒有懸念，只有輸贏。劉德華與邱禮濤合作的《拆彈專家》《掃毒2》都屬於這樣的脈絡。
在《掃毒2》最後的高潮戲中，終級對決的雙雄竟可以穿越香港街頭的擁擠人潮，直接駛進中環地鐵站，並且超級英雄般地飛車撞地鐵，直至同歸於盡。為了內地觀眾在電影院裡的齊聲驚嘆，香港影人真是拼了。管他什麼邏輯呢？總之，一切為奇觀讓路！
在這個意義上，《掃毒2》更像是一部災難片，斥資1000萬港幣搭建的1：1仿真中環地鐵站，只等待被撞毀的那一瞬間。可是，當這場驚人的災難奇觀過後，觀眾的情感疲憊與心靈空虛該如何撫慰呢？電影裡，香港這座城市終於恢復了安寧，可大銀幕前的我們卻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我們究竟該認同哪個人物？誰才是最可愛的人？砍手無悔的金融家？斷手生恨的毒梟？還是脆弱無力的警察？
這部電影並不關心這些問題。
香港版蓋茨比自吳宇森創立香港警匪片的「雙雄模式」起，兩位男主角或警或匪，只能在黑白兩大陣營裡打轉。後來，《無間道》的出現使得「雙雄模式」的灰色地帶變得豐富起來，雙重臥底身份引發了觀眾對於正義與邪惡的深入思考。而《掃毒2》則選擇跳出警匪二元對立的基本模式，將「雙雄模式」改寫為商匪對決，這是頗有新意的一筆，與此同時，在雙雄的強勢角力過程中，警方的執法力量被懸置起來，顯得缺乏存在感。
可以說，《掃毒2》最堪玩味的人物就是餘順天。這位曾經的黑幫小弟，歷經15年的自我改造，終於成長為香港金融巨子。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對禁毒抱有堅定的決心，還當上了香港禁毒協會的會長，在菲律賓興辦戒毒機構，拯救迷失兒童，充滿了社會責任感。如此正面書寫的商人形象，是此前香港警匪片中很少見到的，可見，港人試圖通過民間的經濟力量發聲，彰顯其價值觀層面的新風貌。
但另一方面，商人如果對自身的經濟力量過度依賴，就會有僭越法制的風險。餘順天不堪忍受緝毒警察的無所作為，公開懸賞1億港幣，買兇殺毒；反過來，毒梟加大籌碼，豪擲1億1千萬，徵人反殺餘順天。就這樣，國際大都市香港的治安命脈被交付於兩位富裕賭徒手中，與此同時，廣大市民對此毫無發言權，兩位賭徒也從沒考慮過香港普通市民的基本安全問題。為報私仇，餘順天不惜以暴制暴，如此狂妄「掃毒」反倒印證了其最初砍斷人手的黑幫身份。15年間，他雖然積累了大量財富，卻在行為觀念上毫無進步；他雖然住進了寬敞豪宅，卻從未變得文明。
在餘順天這個複雜的、自相矛盾的、自我分裂的商人形象背後，我們竟可以讀出一點「蓋茨比」的味道。他是如此渴望成功，如此渴望擠入上流社會，但卻必須為15年前的「原罪」買單，而精英妻子的離去，也是因為他對於自己不堪過去的有意隱瞞。
如此說來，餘順天是屬於這個時代的悲劇性人物，因為他僭越的不只是法制，還有社會身份，而警察最終向天空放的一槍，就是為他鳴響的喪鐘。我想，這才是邱禮濤社會學視野的最終落腳點吧。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青年編劇採訪、撰文：白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