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在採訪的尾聲，宋以朗用平靜的語氣告訴記者：「我家裡已經沒有寶物了。」旁人聽來傷感，但在他也許反而是種欣慰——一切家當都拿出來了，他的責任已經完美盡到，沒有辜負當年張愛玲的囑託。
記者｜闕 政
整整一百年前，張愛玲出生。1920年9月30日，那年中秋節後的第四天，天邊的月色想還很好。我們沒趕上看見一百年前的月亮，而今隔著她百年的辛苦路往回看，一整個世紀的起起落落，倒恰如天上明月，陰晴圓缺都經歷了個遍。
張愛玲曾在給友人的信末寫下：「祝最好的運氣」。然而她本人卻真算不上好運——少年考上倫敦大學，因戰事未能成行；轉投港大，又因珍珠港事變性命堪虞，中途輟學；聞名上海短短數載便遠走他鄉，感情上亦曾明月照溝渠……
辛苦最憐天上月，可幸的是，縱使夕夕成玦，也總有一夕如環——上海遂了她「出名要趁早」的心願，香港激發了她賣座電影編劇的才幹，臺灣文壇的推崇讓她再度成為經典作家，逝後聲名更隆，平地驚雷般引發「張學」爆紅……
值此張愛玲百年誕辰之際，再度回顧她這一再被「重新發現」的一生，感受恰如她當年在《創世紀》中寫下的那一句——
「愛是熱，被愛是光。」
出名趁早，傳奇啟幕
在中文世界富於盛名的張愛玲，成年後第一次正式投稿，意外地是從英語寫作開始的——1942年，她因戰事中斷港大的學業，坐船回到上海。本想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繼續學業，卻被告知要從大一開始重讀。「半工半讀體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過遠，隨即輟學，賣文為生。」——先給英語《泰晤士報》寫影評劇評，接著又為英語《二十世紀》月刊連寫三篇有關中國的散文。《二十世紀》當時主要的讀者群是身在亞洲的歐美人士，因此後來當她把其中一篇散文《中國人的宗教》改寫成中文時，特別提到：「這篇東西本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在港大的三年，為了練習英文，張愛玲從不用中文寫作，連信件都用英文寫，到她回滬謀生時，這英文便派上了用場。
然而要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張愛玲還必須打開中文市場。1943年春天，她託親戚引薦，認識了《紫羅蘭》主編周瘦鵑，將自己回滬後的短篇小說處女作《沉香屑 第一爐香》呈上。據周瘦鵑記述：「當夜我就在燈下讀起她的《沉香屑》來，一壁讀，一壁擊節，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 (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紅樓夢》的影響，不管別人讀了以為如何，而我卻是深喜之的了。」
在《〈傳奇〉再版序》裡，張愛玲留下她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而她在上海的成名稱得上一炮而紅——《第一爐香》《第二爐香》於四個月內接連在《紫羅蘭》發表後，很快，《萬象》《雜誌》《天地》《古今》《苦竹》《小天地》都開始刊載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她投稿不分官方還是民辦，只看哪家暢銷、有更多的讀者、更高的稿費。《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琉璃瓦》《金鎖記》《封鎖》《年青的時候》《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你方唱罷我登場，四面八方廣撒網的目的，是趁熱打鐵，一直保持人氣，並以最快的速度結集出版，獲得市場的認同和追捧。
才氣縱橫而又精打細算之下，1944年8月15日，《傳奇》問世。這本「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裡面尋找傳奇」的小說集，讓張愛玲「快活得簡直可以飛上天」。她想像自己走到每一個報攤上去看，「我要我最喜歡的藍綠的封面給報攤子上開一扇夜藍的小窗戶」。
許多年後她在給友人的信中仍會寫道：「趁臉孔尚在，我就要站在世界面前——不要等到自己——像一些老年人——只淪為時間流逝的一個記號。」
「戰時的孤島上海成全了張愛玲的初次成名。」在華師大教授陳子善看來，抗戰前的上海，純文學與通俗文學分得很清楚，雙方各辦自己的雜誌，各有陣地，井水不犯河水，左翼有時候還會對鴛蝴派進行批評。但戰爭開始以後，各方條件發生變化，刊物減少了，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開始出現「合流」的現象，「這對於整個現代文學都是好事，雙方互相取長補短，擴大了受眾——像張愛玲就是，市民階層愛讀，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也喜歡。」
「上海淪陷以後，許多文化人離開孤島，有的去了重慶，有的去了延安，留在上海的文人不多，各種文學創作、出版雖然不能說完全真空，但都不太活躍。淪陷區的市民也需要精神生活，所以這時候有新人『冒』出來，大家都很關注。」陳子善告訴記者，「當年張愛玲的《傳奇》不但在上海暢銷，北京還出現過盜版。抗戰勝利後重版增訂本，更是全國都看得到。」
不只張愛玲街知巷聞，一時間還出現不少模仿張愛玲的作品，以致張愛玲本人都在文章裡吐槽：「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像自己，還不要緊；只怕比自己壞，看了簡直當是自己『一時神志不清』寫的，那才糟呢。」——模仿本身，也是走紅的證明——1960年代張愛玲在臺灣翻紅，也有過為數不少的「信徒」，行文著意模仿「張腔」。
小說集《傳奇》和散文集《流言》拉開了張愛玲上海時代的序幕——從1942到1947年，在靜安寺愛丁頓公寓（今常德公寓）居住的六年時間，恰恰也是張愛玲人生中最為高產的六年，諸多名作都在此誕生。一時間，紅到走在路上都有人跟著議論，直如偶像明星。
《到底是上海人》中，張愛玲寫道：「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在陳子善看來，張愛玲的小說風格難以歸類，「古典小說、通俗小說與新文學傳統雜糅在一起，是只有這個歷史階段才有的產物。於她本人而言，也必須經過香港的求學之旅，有了相應的生活經驗，才能寫得出來。正如她在《第一爐香》開頭所言：『請您尋出家傳的黴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
批評的聲音並不是沒有。除了傅雷以迅雨為筆名提出中肯的文學意見，無視創作而純施以人身攻擊的也不少。人紅是非多，比如有人會說：張愛玲為什麼筆下都是遺老遺少，從來不寫勞動人民？對他們一點同情也沒有嗎？
在陳子善看來，張愛玲的寫作題材自然大部分是她「家裡的故事」，「這些故事她最熟悉，也最有把握。但你不能說她因此就沒有同情心——難道非要她拋開生活經驗去寫完全不熟悉的產業工人嗎？張愛玲不是沒寫過勞動人民，她的短篇小說《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篇小說《鬱金香》和《小艾》寫的都是保姆，充滿了同情，那是她能夠接觸到的勞動人民。事實上，人們一貫反而是忽視了她作品裡的時代性——她並非機械地描述時代事件，但你能從她的作品裡見到與時代的遙遙呼應——《封鎖》的背景是空襲，《等》既是戰亂時在推拿診所排隊、也是『奚太太』在『等』自己的丈夫從內地歸來。但她最大的好處，還是在於超越了時代性，讓後世的人們也能與她共鳴」。
抗戰勝利後，本應有更寧靜的書桌用於寫作，可惜此時的張愛玲卻因胡某牽連漸漸不容於文壇。為了生活，她不得不暫停了《描金鳳》的寫作，轉而開拓新的路徑——1946年，文華影業公司成立，經柯靈介紹，導演桑弧開始邀請名作家張愛玲為其創作電影劇本。次年，張愛玲為文華編劇的「創業巨獻」《不了情》公映，由當時最紅的男星劉瓊和產後復出的女星陳燕燕主演。
張愛玲覺得影片不夠成功，將其改寫為小說《多少恨》，還在其中留下了她寫電影院的名句：「現代的電影院本是最廉價的王宮。」同年底，《太太萬歲》趁熱打鐵，場場爆滿，給了張愛玲很大的信心——她開始著手將自己的重量級小說《金鎖記》改編為電影劇本，仍由文華出品、桑弧導演，女主角也定下了張瑞芳，劇本是寫完了，但最終，這部電影沒能開拍。
在發表於1947年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裡，張愛玲寫道：「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陳子善說：「張愛玲到底是大手筆，行文之間還是說得輕巧了些，何止是『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張愛玲當時就是被社會輿論判定為『女漢奸』之流，這是有書為證的。」
儘管讀者和觀眾仍然喜歡她，但張愛玲的創作已被時勢逼到了「淡出」的時候。1950 年1月起，她在《亦報》上連載的長篇小說《十八春》，不得不改以「梁京」為筆名。據她後來告訴友人宋淇：梁京筆名是桑弧代取的。她自己相信「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情調，指我的家庭背景」。1951年，張愛玲在《亦報》連載中篇小說《小艾》，依舊使用筆名「梁京」——這是她離滬前，最後一次發表作品。
有心栽花，花凋異鄉
孤島上海成就了張愛玲在文壇的初登場，也見證了她的中途退場。
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前往香港，繼續她當年在港大未竟的學業，此一行成為她與上海的訣別，從此再未踏上這片她口中有著「奇異智慧」之地。
回到港大的張愛玲卻早已不是13年前初到南國的她，雖然獎學金仍在，但心態上與當年19歲的女學生大相逕庭——嘗過成名滋味的她急於自立，象牙塔顯然不再是個理想歸宿。復讀三個月後張愛玲即退學，搬到了許多南下文人棲居的香港北角繼園臺一帶。
「從前住在繼園內時我每天都得走下山……那時不在做事，不在讀書——一切都好像毫無希望。」後來，張愛玲找到一份翻譯經典名著的工作，生活總算得以維繫。譯書全為稻粱謀。除了海明威，張愛玲幾乎把每個作者都吐槽了一遍：「我逼著自己譯愛默生，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又說：「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後來我們看《小團圓》，才發現張愛玲可能真的連牙醫的書都硬著頭皮翻譯過。
最近陳子善教授又發現了兩部張愛玲的譯著，名曰《海底長徵記》和《冰洋四傑》，都是二戰題材，前者關於潛水艇海戰，後者講的是四個牧師並肩抵抗法西斯的故事。宋以朗閱遍張愛玲與宋家的通信，未發現有關這兩部譯著的隻字片語。他說，可以想像張愛玲是不會喜歡這些故事的，「她一路做一路不開心」。
唯一的安慰，是成為林語堂那樣「以英語寫作聞名世界的中國作家」的夢想，似在遠方遙遙召喚——1955年，張愛玲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途經日本神戶，終抵美國紐約。上船的這一天，見到送別的友人轉身離去的背影，她「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塌了下來一樣，腦子裡還是很冷靜和疏離，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初到紐約，住在救濟性質的救世軍女子宿舍，與酒鬼、流浪漢為伍，前途未卜，形如人海漂萍。但她卻不以為意，甚可稱得上鬥志昂揚，給自己定下了「我要寫書——每一本都不同」的眾多寫作計劃，包括根據《金鎖記》改寫的英語小說Pink Tears（《粉淚》）、「我自己的故事」（很可能指《雷峰塔》《易經》）、「發生於西湖上的故事」（即後來的《五四遺事》），甚至還有寫一個類似偵探小說的打算……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重起爐灶，她全部的勇氣來源，都只是對一己寫作能力的信任。
1956年2月，抵達紐約不到半年的張愛玲獲得了入駐「麥克道威爾文藝營」的資格，前往新罕布夏州這個作家樂園專心創作，在前後兩年時間裡完成了《粉淚》，開始寫帶有自傳性質的英語小說《雷峰塔》和《易經》。這時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出版代理人Marie Rodell，正躊躇滿志地謀求出版——相較於學術味濃的大學出版社，張愛玲一直更青睞商業出版社，因為後者擁有更多的讀者，而她最希望的，正是自己的作品能夠在西方世界闖出名堂。
然而她沒有想到的是，終其一生，除了英語處女作，她全部的英語長篇小說只有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怨女》的英語版）曾於1967年在英國出版，短篇小說和散文也僅有Stale Mates（《五四遺事》）、The Spyring（《色，戒》）和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訪邊城》）曾在雜誌刊載。她耗費多年英譯的吳語章回小說《海上花》，直到2005年她去世十年後才終告問世。
但她顯然也清楚自己的英語小說為何不受西方世界歡迎。「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她曾在《沉香屑 第一爐香》裡寫到葛薇龍姑媽的香港豪宅：「從走廊上的玻璃門裡進去是客室，裡面是立體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幾件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爐臺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前圍著斑竹小屏風，可是這一點東方色彩的存在，顯然是看在外國朋友們的面上。英國人老遠的來看看中國，不能不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但是這裡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
在《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她又這樣描述外國人在上海的公寓：「榻床上有散亂的彩綢墊子，床頭有無線電，畫報雜誌，床前有拖鞋，北京紅藍小地毯，宮燈式的字紙簍。大小紅木雕花幾，一個套著一個。牆角掛一隻京戲的鬼臉子。桌上一對錫蠟臺。房間裡充塞著小趣味，有點像個上等白俄妓女的妝閣，把中國一些枝枝葉葉銜了來築成她的一個安樂窩。」
——她很明白，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不過是東方主義，因此最受西方歡迎的英語中國題材小說，總是「東方採風錄」式的。而她的英語寫作，卻反倒要將「傳統中國的東洋鏡拆穿」，為此付出了不受歡迎的代價。
無心插柳，柳蔭影壇
漫長而寂寂無名的十多年裡，命運贈予張愛玲的只有她在文藝營內結識並成婚的丈夫賴雅（Ferdinand Reyher），兩人幾乎一致的窮困與不得志，促成了張愛玲的第二次「為稻粱謀」——身在美國的她，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卻是為香港影壇撰寫劇本。
1956年，張愛玲當年在香港結交的好友宋淇加入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擔任製片總監，擁有充分的話事權。由他邀請名作家張愛玲擔任編劇，爭取到的稿酬頗豐——每個劇本作價800-1000美元，夠張愛玲在美國小半年的生活費。
「一般人總想，寫小說的人，編出來的劇本多半是能讀不能演的。」大約是為了打破這種刻板印象，張愛玲對電影劇本這樣的職業創作也交足功課。據宋淇妻子鄺文美回憶：「她的寫作態度非常謹嚴，在動筆之前，總要再三思考，把每個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連面貌體型都有了明確的輪廓紋，才著手描寫。否則她說，『自覺心虛，寫出來就不會有真實感。』行文運字上，她是極其用心的，寫完後仍不惜一改再改，務必達到自己完全滿意的地步。有時我看見她的原稿上塗改的地方比不塗改的地方還要多，一大行一大行藍墨水，構成很有趣的圖案。」
1957年，張愛玲為電懋創作的第一個劇本《情場如戰場》拍攝公映，一連三周，盛況空前，打破國語片最高賣座紀錄，一時間坊間感嘆：名家出手，到底不同凡響。而張愛玲本人的反應卻是「幹了一身汗」：「因為我也覺得人家總拿我們這種人當紙上談兵的書生。」
從1955年到1963年，張愛玲先後為電懋寫了十個劇本——《情場如戰場》（1957）、《人財兩得》（1958）、《桃花運》（1959）、《六月新娘》（1960）、《紅樓夢》（上下集）（1961）、《南北一家親》（1962）、《小兒女》（1963）、《一曲難忘》（1964）、《南北喜相逢》（1964）、《魂歸離恨天》（1964）。其中八部拍成電影（《紅樓夢》和《魂歸離恨天》沒拍成），如今存世五部（《人財兩得》《桃花運》《一曲難忘》散失）。出於市場考慮，寫的大都是好萊塢三四十年代流行的「screwball」喜劇，講都會中產的兒女情長，應了張愛玲的自述：「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這就是為什麼愛情故事永遠受人歡迎——不論古今中外都如此。」與她的小說相比，這些電影至少表面上全無蒼涼之色，輕快的節奏，戲謔的對白，用「活潑」來形容都似嫌不夠，得用「俏皮」才合適。這個看起來有點陌生的張愛玲，卻又一次得到了市場的追捧，票房部部高企——如宋淇所言，「都是本輕利重的上乘喜劇」。
香港電影研究者黃愛玲說，張愛玲電懋時期的電影「是窗明几淨的，一不小心就會讓人忘了那是張愛玲」。也許可以說，悲觀的底色其實是樂觀，電懋電影裡的香港是張愛玲理想中的城市——清潔，現代化，人與人之間縱有矛盾也可經過一場無傷大雅的鬧劇得到文明解決，最終冰釋前嫌。小吵小鬧不但不影響家庭關係的健康，反而襯託出家人之間合該有的感情羈絆——而這樣俗世化的家庭溫暖，恰是她本人不曾得到過的。
不懂粵語的張愛玲，如何創作出以「雞同鴨講」國粵混搭為笑點的喜劇系列《南北一家親》《南北喜相逢》？今日看起來像個謎。但毫無疑問的是，經過十部電影劇本的創作，她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電影編劇，主演她作品的尤敏是電懋當家花旦，葉楓、葛蘭也是「電懋四美」，林黛更是名噪一時的巨星，而電懋更因其高質量的影片，在香港乃至東南亞電影界都舉足輕重。
1961年，在美國遭遇出版不利的張愛玲，卻在香港因編劇再度成名。她應也已經有了「花開並蒂」的念頭——在這一年的秋天，打算取道臺灣再臨香港，為電懋將她最愛的《紅樓夢》改編為電影。而取道臺灣，則是為了自己正在創作的英語小說《少帥》，試圖訪問張學良。
可惜的是，命運再次給了下下籤：張愛玲在臺期間不僅訪問計劃遭拒，還獲悉賴雅中風，原定的東方採風之旅，變成匆匆趕到香港，沒日沒夜地寫劇本——為籌醫藥費，也為了返美不菲的機票錢。
在回溯一位作家生平遭遇的時候，分外能夠感到因果之詭譎——誰能想到1960年代電懋與邵氏兩家香港電影巨頭的惡性競爭，也會成為壓垮作家的最後一根羽毛呢？電懋要拍《紅樓夢》，邵氏就爭著搶拍，這樣的「搶戲」不是第一次，也絕非最後一次，但就是這一次，殃及池魚，連帶粉碎了張愛玲的編劇夢——重回香港的她，假如能在電影界如魚得水，會否一直留在港臺創作？今日已無法得知。但《紅樓夢》上下集劇本寫就之後無緣拍攝，卻無疑給了張愛玲巨大的打擊，令她「倦鳥知返」。
「上周日我完成了《紅樓夢》劇本下集，長時間工作使得眼睛再度出血……幾個月來，我工作賣力得像狗，沒有支薪的跡象……我全力爭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在寫給賴雅的信裡，張愛玲將這段趕工卻又白費力氣的編劇歲月稱為「此生最不愉快的五個月」，「暗夜裡在屋頂散步，不知你是否體會我的情況，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我可以求助」。
情知長留香港也無益處，湊夠旅費之後張愛玲就匆匆返美。編劇再次成為餬口之選，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長久——1964年，電懋董事長陸運濤與其新婚妻子、行政人員共57人全部飛機失事遇難，電懋大廈將傾，宋淇也跳槽到了邵氏。張愛玲為何沒有繼續與邵氏合作？宋淇之子宋以朗解釋說，這是因為電懋與邵氏的製片方式大為不同：「邵氏更為工廠式，採用流水線拍攝法，一部電影可能分三個studio去拍，ABC組，輪流來，每周都有一組必須拍完。時下流行什麼類型的戲，就不停拍——古裝劇、黃梅調、武俠片……一直拍到觀眾看厭為止。你想，三個禮拜電影就要拍完，還不夠張愛玲的劇本走個航空來回的，依她那個精益求精反覆修改的作風，豈不是要了卿命？」
有井水處，皆讀張著
從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張愛玲的人生主業永遠只有一個：「寫作」。只有當寫作養活不了自己的時候，她才會尋找「副業」。她的人生，簡而言之竟只有三件事：寫作、謀生以及如何不讓謀生影響寫作。
而今陸運濤墜機的蝴蝶翅膀扇到太平洋對岸，做編劇的副業落了空，張愛玲的生活立時陷入困頓：她甚至被迫從原本的公寓搬到黑人區的政府廉價公營房屋，一邊想辦法重操翻譯舊業，一邊申請一些駐校作家資格。即便如此困頓，即便英語小說毫無出版希望，她仍然自覺「生活得很安靜，想把寫了一半的長篇小說寫完它，另外有幾個短篇小說遲早要寫。至於它們的出路，只好走著瞧」——寫作於她的意義，曾為「出名趁早」，曾為「比林語堂還出風頭」，但到了此時，多方困境夾擊之下，反而返璞歸真，回歸為一個作家的自覺——能寫，就是一種幸福。
禍兮福所倚，整個60年代，張愛玲雖然文壇不得志，卻從未停止創作。坊間總以為她一到美國就失去創作根基甚或才思枯竭下半生再無小說創作，那是很大的誤會。實際上，盤算一下張愛玲在「後《傳奇》時代」的小說創作——《浮花浪蕊》、《相見歡》、《色，戒》、《五四遺事》、《怨女》（改寫《金鎖記》）、《半生緣》（改寫《十八春》）、《小團圓》、《同學少年都不賤》，幾乎又是數本《傳奇》的體量。這還不包括她用英語寫作的長篇小說《粉淚》《北地胭脂》《雷峰塔》《易經》《少帥》等。
前半生，她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後半生，她在傳奇裡尋找普通人，所謂「絢爛歸於平淡」者，即是小說中傳奇成分的減少、反傳奇風格的增加——她從一個講故事的高手，變成刻意淡化情節的作家。各種反高潮的運用，穿插躲閃的寫法，令她後期的小說比起從前「第一眼美人」般的驚豔，更多出許多「猶抱琵琶半遮面」。後《傳奇》時代，她的文字密度在降低，文字間的褶皺卻越來越密——精工雕琢到能夠單獨摘出來奉為「張氏經典語錄」的豔異句子越來越少，平淡而近自然中的「意在言外」卻如綿裡藏針一般密密插下。若說早期「張腔」尚可模仿，後期的「張調」則連祖師奶奶的信徒都無從下手。但這種含蓄，也很容易被視作語焉不詳；加上「筆致比從前更加故意藝術化地敗興，煞風景」（萬燕語），顯然這反傳奇就不會如傳奇一般受人喜歡。但以張愛玲年齡、閱歷、處境的改變，要她在寫作上重吃《傳奇》的回頭草，恐怕再無可能。
多年堅持寫作遂了她的志願，也為她聚攏了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摯友——宋淇夫婦、夏志清、莊信正，這些為數不多的摯友其實都是「張迷」，為其文字魅力所俘，甘願身作推手，甘效犬馬之勞。正如張愛玲自己總結的：「我向來得到人的幫助總是從文字上來的，單靠個性從來沒有用，這是實話。」
當年，張愛玲的作品在寶島難覓蹤跡，更添幾分大師的神秘感。但文藝青年雖不見其作品，已知有此高人。所以，張愛玲1961年的臺灣之行，看似「接到賴雅中風消息匆匆結束」，實則早在不經意間被當時「接駕」的臺灣文藝青年奉若神明——當時還是學生的白先勇、王禎和、陳若曦，後來都成為臺灣文壇的知名人物，而他們推崇的張愛玲，自然更是百鳥朝鳳。
1967年，張愛玲終於在蟄伏多年之後又交上了好運——經宋淇推薦，臺灣皇冠出版社與她形成了長期合作關係，並在次年出版了她的第一套「全集」，一時間洛陽紙貴，如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莊信正所言：「有井水處，皆讀張著。」
經年的低氣壓終告一段落。張愛玲有了穩定的版稅收入，不再需要時時為自己尋找謀生的副業。她離開了「一年總有三分之一時間在感冒」的北加州，經再三考慮決定前往洛杉磯好萊塢區定居——氣候溫暖，更重要的是，大城市，能夠「聽市聲」。像她曾經在《公寓生活記趣》寫過的：「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聲才睡得著覺的。」
文名再起，紓解經濟壓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恐怕張愛玲更加能夠體會什麼是「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整個70年代她反倒「沉溺」於學術研究——英譯《海上花》，詳解《紅樓夢》——所謂的「張愛玲五詳《紅樓夢》,看官們三棄《海上花》」。本來英譯《海上花》只是60年代末駐哈佛女校時的工作，詳解《紅樓夢》也只因為她在寫《怨女》序言時提到幾句《紅樓夢》，哪知「因為興趣關係，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結果只好光只寫它，完全是個奢侈品，浪費無數的時間，叫苦不迭」。
寄情於金陵鐘鼎之家，神遊於上海長三書寓，對張愛玲來說都未嘗不是樂事，但時間這麼一豪擲就是十幾年下去，自己的創作反而銳減，也頗可惜——她自言整天「處於無事忙狀態」，考證之餘就看看書，反倒寫了長達數萬字的散文《談看書》與《談看書後記》。
張愛玲的中國題材小說，或許至此已經寫完。她曾說：「我在大陸也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材料不多，也過時了，變化太大。」到美國十多年，似也不曾真正紮根異國、融入西方語境、獲取他鄉全新的寫作素材。早年她還曾隨賴雅採風式地遊歷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舊金山，提議去看脫衣舞等「民俗」，但到60年代末即已放棄英語小說創作。
她這廂「三年不飛，三年不鳴」，港臺的讀者嗷嗷待哺，偶爾「出土」的一篇張愛玲中學時代小作文都異常惹眼。前有唐文標之流，搜遍美國圖書館，將她早年在上海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未完成小說《創世紀》《連環套》都「挖墳」發掘出來，強行搶出盜版；後則張愛玲本人被逼下場，將早年文字編成《餘韻》，近年新作織為《續集》，交由皇冠出版官方作者認可版本。
「當時為張愛玲的1000字爭到頭崩牙裂的雜誌社實不在少數。」宋以朗說，「張愛玲雖然新作少，但舊作卻好似『長春樹，年年有（開花結果）』，意外地能夠一直有『新』作問世，維持住她的高人氣。」即便是那篇數萬字比較枯燥的《談看書》，也被供奉在副刊頭條，連載長達九天，以飧讀者。（直到宋以朗在張愛玲的故紙堆裡發現寶藏、2009年小說《小團圓》出版，人們才發現，原來70年代自謂「三年不飛三年不鳴」的張愛玲，其時正在密謀一個大動作：將曾經的英語小說《雷峰塔》《易經》改寫為中文《小團圓》。）
長春樹的種子飄到大陸，又落得一片開花結果——1984年，《讀書》和《收穫》兩本雜誌先後發表了柯靈的《遙寄張愛玲》，《收穫》更重刊了《傾城之戀》。次年，上海書店將1946年版《傳奇》重新影印出版，成為內地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張愛玲作品。同是1985年，華師大教授錢穀融在編給外國留學生的現代文學教材裡收錄了張愛玲小說《花凋》，這是她的小說首次進入內地高校中文教材。
「我記得第一個提出給張愛玲重新評價的，是作家姚雪垠。」據陳子善教授回憶，「1981年，他就曾給《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的編者寫信，提及此事。儘管只有一句話，但確實比柯靈更早。」
陳子善本人對張愛玲的研究始於1986年底：「因為改革開放，很多被遮蔽的作家重見天日：沈從文、梁實秋、徐志摩、胡風、曹禺……一大批新發現中，張愛玲是最大的驚喜。真正好的作品自有生命力，遲早會得到讀者的承認。即使我不發掘，早晚也會被發掘。」
張愛玲「浮出歷史地表」，大陸讀者重新發現了她，新到曾經鬧出個笑話——據作家阿城回憶：「記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龍臥虎之地，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裡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驚人。」
可憾此時的張愛玲正深受「蟲患」之苦，為避跳蚤，輾轉在各個汽車旅館之間，最多時每天都要忙搬家，每周都要換旅館，如此居無定所的生活竟持續了三四年之久，無論對健康還是寫作都造成巨大的影響。「三搬當一燒」，英譯《海上花》的定稿和《對照記》的定稿都曾在搬家中遺失。直到1988年，張愛玲才終於暫別蟲患，再度遷入公寓定居，卻在短短兩三個月之後又被「私生飯」突襲——臺灣記者戴文採去洛杉磯張愛玲住處「翻垃圾」，彼時的張愛玲已經紅到連住所垃圾堆裡的一粒脫脂棉都能成為新聞，但素以個人隱私為重的她被這種私生飯嚇到「毛髮皆豎」，馬上就像躲跳蚤一樣又搬了家。個人住址再不公開，連出版社的人要寄樣書都只給郵箱地址，為避跳蚤，更為避人，從此開始了徹底離群索居的生活。她越是神秘，反而越激發讀者的好奇，乃至於連毫不浪漫的跳蚤之禍，都被拿來與當年的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相附會。這一場「天才夢」，觀眾倒比當事人入戲更深。
1992年，皇冠在臺灣出版了張愛玲大全集，而在大陸，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張愛玲文集》（後增補至五卷），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散文全編》。據當時安徽文藝的總編輯回憶，最初只是把張愛玲當作一個冷門作者來做，起印只有三千冊，後來就火起來了，不斷加印，盜版商也拼命盜版。安徽文藝大概賣了一二十萬冊，而市面上的盜版卻可能是他們的好幾倍。隨著全集的陸續出版、張愛玲評論文章的一再寫就，世紀之交，張學忽成顯學，傳奇再度登場——卻不知大洋對岸，日漸體弱的張愛玲已經悄悄立好了遺囑。
傳奇餘韻，未完待續
2020年9月，許鞍華導演的《第一爐香》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這是她執導的第三部張愛玲電影，而第一部一直要追溯到1984年的《傾城之戀》。
想當年，《傾城之戀》籌拍，故事的發生地淺水灣飯店，卻早於一年前被夷為平地——邵氏知道要拍電影，趕緊去施工現場把拆下來的建築材料回收，在邵氏影城重建還原了一個淺水灣飯店以供拍攝。可見拳拳之心。儘管電影並不盡如人意，給到張愛玲的版權費用卻甚是不菲。或許也正還上了當年搶拍《紅樓夢》令張遭遇「此生最不愉快的五個月」的人情債。
其實張愛玲在世期間從未得見自己小說改編的電影——無論是《傾城之戀》還是《怨女》《紅玫瑰與白玫瑰》，都只知其事，未見真身。她故世後才誕生的《半生緣》《色，戒》乃至今日之《第一爐香》，更無從談起。在世的最後幾年，她還曾收到王家衛導演寄去的《阿飛正傳》錄影帶，稱想拍攝《半生緣》。而她的回答是在1995年寫信告訴皇冠：「《半生緣》我不急於拍片，全看對方過去從影的績效。……不知道你們可聽見過這名字？」1995年的王家衛應當早富盛名，足見張愛玲已與香港影壇疏離良久。
張愛玲不曾見過她小說改編的電影，但這些電影的誕生，卻令她再次「破圈」成名。雖然人人竟知「張愛玲的東西不好碰」，每隔幾年總有膽子大的電影人敢於一戰。宋以朗笑稱：「《第一爐香》威尼斯揚名之後，說不定很快有人來找我要《第二爐香》的版權。」
這些年來找宋以朗要電影改編權的不在少數，他自有一套甄別方法：「看導演，看製作班底，更重要還是看來人的應答——有些人你問他編劇準備請誰？回答說沒有頭緒，那就請他有頭緒了再來；有些人倒是應答如流，連男女主演人選都確定，更令人生疑：你版權都沒拿到，就能請到這些名演員了嗎？」
《第一爐香》前後也經歷多年辛苦：「一開始找不到合適的導演，許鞍華年紀大了，只肯做監製，後來才從監製，慢慢求成了導演。」
與電影同樣為「張愛玲熱」烈火烹油的，還得數宋以朗這些年來對遺作孜孜不倦的挖掘。尋常做張學研究的，非得跑遍海內外圖書館方可得豆腐乾大小的一塊資料，但宋以朗不同，他不出家門就有寶山一座：張愛玲與他父母多達700餘封書信的鴻雁往來，張愛玲囑託宋淇夫婦繼承的遺產，都讓宋以朗自然而然地成了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
繼《小團圓》《雷峰塔》《易經》《少帥》等的發掘之後，2020年，值此張愛玲百年誕辰之際，宋以朗將宋氏夫婦與張愛玲的752封書信、計60多萬字整理成《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I）》和《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II）》出版。自此，才可以說一句——張愛玲真正的傳記終於可以開寫了。
想當年《小團圓》橫空出世時，電話號碼簿一般的出場人物，曾經在讀者間激起一場「對號入座」的偵探遊戲。而今書信全集發表，聲浪也許比《小團圓》更大——前者畢竟是小說，後者卻是字字有來歷。至於其中有多少能與《小團圓》互證，在未見到書信全集之前，一切尚是個謎。
「張愛玲研究為什麼一直難做，因為她人生中有不少空白階段不為人知。陳子善教授曾說，做一個作家的研究，最基本的是先確立創作年表——但張愛玲連年表也很難做，有些小說她寫了不願意結集出版，有些寫過自己也忘了。」宋以朗說，「從前張愛玲的傳記，雖然有不少年代的缺漏，但創作者大都是學術界人士，寫作態度嚴謹；而自《小團圓》以後，市面上反而一下子冒出50多本傳記來，每一部都想著出奇制勝，拿小說情節直接就用，甚至還會自己發揮想像杜撰——大肆渲染張愛玲去世前身著赭紅色旗袍之類，看了令人發笑。」
而今書信全集出版，一方面可以豐富嚴謹的傳記，另一方面，也讓張愛玲的下一步研究變得更為一葉輕舟——「你可以專門研究她的電影劇本創作，研究她的翻譯作品，研究她的英語創作……宏觀微觀，都是題目。」他說，「從前你在小說裡認識一個張愛玲，後來你又在電影裡認識一個張愛玲，但是現在，你可以從書信裡了解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張愛玲——書信集裡有張愛玲那麼多條線索，抓住一條，你就能尋蹤問跡，找到全新的張愛玲。」
長期以來，宋以朗總對一件事不滿：「為什麼大家憶述張愛玲，老是熱衷於回憶她當時穿了什麼衣服，人是什麼樣子？在演講、講學的場合遇到她，不應該追憶一下她當時到底講了什麼嗎？」
2010年出版《張愛玲私語錄》時，宋以朗曾寫下不少解釋文字。但這一次編書信全集，他決定不再解釋——他只提供做菜的原材料，不用半成品去匡限讀者的味蕾，「我不給意見，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發現他們自己的張愛玲」。
從2003年回港照顧母親發現「張愛玲遺物的箱子」到2020年，17年間，這位文學遺產執行人終於掏空了家中寶山。那些傳說中有而實際上並沒能在寶山中發現的創作——《描金鳳》、以古代中國為背景的《殭屍》《孝橋》、關於蘇青與他小叔的長篇Aroma Port、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書、賴雅遺物中張愛玲的回憶錄手稿、關於「靈異」的散文、關於「人蟲大戰」的散文……也許沒有就是沒有。宋以朗在書信集的序言中寫道：「我這個張愛玲遺產執行者也終於可以隱退。」
在採訪的尾聲，他用平靜的語氣告訴記者：「我家裡已經沒有寶物了。」旁人聽來傷感，但在於他也許反而是種欣慰——一切家當都拿出來了，他的責任已經完美盡到，沒有辜負當年張愛玲的囑託。
將來的「張學」，還能不能繼續成為一門顯學？當張愛玲被流行文化過度消費，偶像明星一般的市場定位是否會折損她的文學價值？下一個百年的張愛玲，也許仍整排屹立在書店暢銷書架之上，流傳在各種「張氏經典語錄」甚或雞湯式的偽「張愛玲說過」之中；又或者在成功學流行的年代被進擊的正能量打得落花流水，在文學式微之中失去容身之地，重又埋沒於故紙堆吃灰，等到半個世紀後被當作「2070年代的文學新人」挖掘發現，再度重見天日——皆有可能。
時代倉促之中，身為她的讀者，此刻只能像她曾在《對照記》裡形容自己祖父母那樣，平靜地說一句：「她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記者 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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